夜郎不自大：一个古国的正名与谜团

来源：北京青年报

西汉 立虎辫索纹耳铜釜

东汉 抚琴俑

东汉 鎏金铜凤鸟形饰

东汉 摇钱树

西汉 干栏式陶屋

西汉 羊角钮钟

提到“夜郎”，人们会首先想到“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夜郎国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开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夜郎之大，是汉代史官的真实记载。至于汉使与各族君长的初步接触，滇王询问“汉孰与我大”，夜郎也有同样的困惑。

兴义市的黔西南州博物馆内，基本陈列馆名为《夜郎的疑问——贵州汉代历史文物展》，整个展览共设“道不通”“一州主”“汉广大”三个单元。古代信息闭塞，中原文明与西南地区受到群山阻隔，有“汉孰与我大”的疑问不足为怪。真实的历史上，夜郎古国有着广袤的疆土，出现过灿烂的文明，在政治上并不自大，反倒颇为务实。面对空前强大的西汉王朝，夜郎审时度势，选择率土归附，逐步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并促进了汉王朝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一罐枸酱 接通两个王朝

汉武帝派遣张骞由西北方向开通丝路，凿空西域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在另一方向，武帝遣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的举措，同样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在武帝的战略棋盘上，匈奴与南越是汉朝建立以来最大的外部威胁。张骞出使，原本目的在于联络月氏等国“断匈奴右臂”，对草原势力进行侧翼牵制。而“通西南夷”的初衷，则是为了平定南越，寻找珠江上游地区的军事助力。武帝的眼光可谓独到，在后世看来军事上却是收效甚微，匈奴和南越问题最终能够解决，还是取决于正面战场的胜利。但是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武帝的创举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史念海先生曾生动描绘汉王朝与夜郎国的交往，起源于一罐小小的豆瓣酱。武帝建元六年，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吃到了枸（jǔ）酱。枸酱一说是由枸树果实所制，属于蜀地的特产，类似于后世的豆瓣酱。南越国的枸酱来自西北方向牂（zāng）柯江的航运贸易。唐蒙敏锐地察觉到，西南地区存在着一条交通路线与南越连接，极具战略价值。后来他向蜀地商人求证，听闻牂柯江流域存在着坐拥精兵十万的夜郎国，立即向朝廷汇报。武帝随即遣唐蒙率千人，从巴蜀筰（zuó)关出发，出使夜郎，西南丝绸之路由此正式开通。

面对唐蒙赠送的厚礼和大汉王朝的威德，夜郎侯与附近小邑选择归附，汉朝也在夜郎势力的西北部设立犍（qián）为郡。在征讨南越的过程中，八校尉击破叛乱的且（jū）兰（今黄平县），对邻近的夜郎国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夜郎君长主动入朝内附，被武帝封为夜郎王。汉朝随即在南夷地区设牂牁郡，下辖十七县。

至此，夜郎故地被纳入西汉帝国的版图，并初步建立起有效的郡县管理体系。设立郡县意味着大批巴蜀及中原地区的吏民迁入夜郎地区屯垦戍守。又经过一百多年，汉成帝时夜郎王兴与周边侯王征伐不断，朝廷派出使者调停，夜郎王羞辱汉使。朝廷任命颇具勇略的陈立为牂柯太守，陈立当众处死夜郎王兴，夜郎国遂灭，从此淡出了历史。

汉朝通西南夷的努力，是将巴蜀道路体系与西南诸道连通的巨大工程，标志着新的交通网络形成。唐蒙、司马相如率领民众凿山通路千余里，劳役数万百姓，工程连年不就，耗费的粮食财力更是不可胜数。我们无法忽略的是，汉文化向西南边地推进的千秋功业，背后是巴蜀百姓付出的沉重代价。

神秘葬俗 全国仅见

面对“夜郎”如此诗意的名字，依据不同民族文献和地方传说，后世产生了种种意见与猜想：有人认为“夜郎”是山名，分别指向贵州兴仁市的夜山以及六盘水市六枝特区的郎山；有人认为“夜郎”是水名，即今天的金沙江，族群祖先最早从金沙江区域迁徙而来；有人认为“夜郎”是人名，即古国最初的首领；有人认为“夜”作为族名本当为“谢”，“郎”意为溪谷，即古时谢人南迁黔中，部族居于溪谷。对于名字的种种解释，仅仅是夜郎谜团中的冰山一角。

想要真正揭开夜郎古国的神秘面纱，考古工作为我们提供了最为直观可靠的资料。赫章可乐遗址是目前贵州最重要的战国至秦汉遗址。毕节市赫章县是贵州省内平均海拔最高的县之一，可乐乡地处乌蒙山脉中段的东缘，在东西走向的山间坝子中间有一条可乐河。河流两岸分布着一列50-100米高的小土山，自1958年在此地发现了第一批出土文物，考古人员先后对可乐遗址进行了十余次发掘，引发学者们的持续关注。

“西汉文章两司马”，司马相如和司马迁都奉武帝命令，亲至西南地区。司马迁亲历西南夷地，考察当地民风“皆耕田，有邑聚”。可乐汉墓出土的稻谷、大豆等农作物，以及猪、牛、羊等动物骨骼，还有锄、斧、锸等农具残骸和陶井模型，证实了当地民众已然掌握农耕技术。史书中记载西汉后期，夜郎地区的君长向朝廷输送粮食多达千斛。在金沙县后山乡墓葬入口的石壁上，人们发现了一幅捕鱼图，画面的左部有一只小舟，舟中三个渔人用长竿驱赶鸬鹚（lú cí）捕鱼，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古夜郎族群以种植农作物为主，兼以畜牧渔猎的生产结构。可乐汉墓中发现的“干栏”式房屋模型说明当地先民过上了定居生活。牂柯江便于通航，夜郎先民也擅长舟楫，赫章汉墓出土的一面铜鼓上就铸有龙舟竞渡的盛大场面。

墓葬中出土的陶纺轮、麻绳及麻布残片，可能指向了古籍所记载的“贯头服”。由于布匹极为珍贵，先民们不舍或不知裁剪，就将布匹掏一个圆洞直接套入头部。西南地区酷暑潮湿，当地人也会保留赤脚裸身的习俗，断发纹身是南方各族的古老风俗。在兴仁市东汉墓葬出土的铜摇钱树上，就刻铸着一个骑鹿荷矛、赤脚裸身的人物形象。

经过鉴定，可乐汉墓中出土的两件铁钉，年代可以追溯至春秋末期。铁削刀、环首铁刀、铜柄铁剑属于战国早期文物，当地先民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原先进的冶炼工艺，可乐大山炼铜遗址可佐证当地青铜冶炼活动的存在。墓葬中大量出土的铜剑、铁剑，有着镂空、茎首等鲜明的地方特色，也提示我们夜郎古国可能“全男皆兵”。古夜郎人会在斧钺（yuè）上铸特殊的图案符号，可能是一种巫术诅咒，增加兵器对敌的杀伤效果。

夜郎文化与滇文化系统高度相似，但在细节上亦有自身特点。不同于滇文化的写实风格，夜郎古国的青铜器偏爱抽象化的动物纹饰，如立虎铜釜、几何化鸟纹。有学者指出滇文化形成了高度集权的王权体制，而夜郎文化有着浓郁的巫术与部落色彩。实际上，由于夜郎都城和王墓尚未发掘，许多结论尚有待于未来的考古证据。

套头葬是夜郎古国最为显著、最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为全国仅见。所谓套头葬，即用铜釜或铁釜套在死者的头部，个别同时在死者的足部也套一件铜釜或铁釜。墓主人并不是只在头上戴一个铜釜，也会戴上头巾，头巾上戴有发簪。倘若不是经过考古发掘，看到铜釜侧立于死者头部出土，仅凭一件立虎辫索纹耳铜釜，谁也想不到它竟是葬具。套头葬的墓主人被推测为巫师或首领，随葬品极为丰富。夜郎先民可能认为铜釜具有沟通神灵的神秘法力。有学者认为釜代表了女性的腹部，死者戴在头上可以重归母体；有人认为当地先民有保护死者头颅的文化信仰；有人提出夜郎先民是想将生活炊具带入另一个世界继续使用……这些说法使套头葬成为了夜郎古国绕不开的又一谜题。

汉风夜韵 于此交响

《管子·小匡》一书中就提到了“牂柯”，但该书年代颇有争议。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庄蹻（qiāo）率军进入西南地区，带去了中原文化。中原政权与夜郎古国最直接的交往，仍然要归功于武帝与唐蒙。武帝通西南夷后，当地的文化面貌出现了巨大变化。

西南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在汉武帝前后出现了划时代的激烈变化，但民族的融合仍有着渐进式的节奏。武帝之后，在西南地区明显出现汉式器物。汉式砖室墓渐次取代土著竖穴土坑墓，墓葬形制与随葬品的双重更替，直观地记录了当地文化的融合演进；汉式陶器、铜镜、五铢钱、瓦当进入日常生活，受汉代“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影响，赫章一座汉墓中就发现铜钱2258枚；另一座汉墓中出土的同劳澡盘，可谓当时的奢侈品，铭文内容清晰记载了器物的生产时间为元始四年（公元4年）十一月，以及制造地点同劳（今云南省陆良县）。

威宁中水（今属贵州毕节）出土了蜀地风格的带钩，整体为游动姿态的鲵鱼形象，头部与躯干部位造型丰满，尾巴自然弯曲形成钩状结构，背部阴刻有“日利八千万”的隶书铭文，为失蜡法浇铸而成。

清镇市（今由贵阳市代管）玡（yá）珑坝谢氏墓中出土了一只漆耳杯。汉代漆器极为珍贵，市场价值远在铜器之上。有人推测此杯为汉朝皇帝赏赐之物。

兴仁市交乐东汉墓葬发现了大量出土文物，包括铜车马、连枝灯、抚琴俑、摇钱树及“巴郡守丞”印等具有鲜明汉文化因素的文物，现藏于黔西南州博物馆内。抚琴陶俑笑容可掬，服装风格与内陆地区别无二致。2008年安龙县发现的西汉羊角钮钟，极具西南地方特色。汉式风格的抚琴俑与本土风格的羊角钮钟，共同奏响了民族融合、多元共存的新乐章。

近年考古工作者在可乐粮管所区域发掘出汉代夯土城墙、水井、灰坑，确认此地为西汉犍为郡所辖汉阳县的县治。出土瓦当中“建始”铭文是西汉成帝年号，有学者认为这是目前出土时代最早的年号瓦当。郡县体制下的城邑官署与吏民戍卒，促进了当地社会生产，逐渐改变了当地的文化面貌。

另一方面，随着汉帝国的扩张，意外促成夜郎的文化因素传播至更远的东南亚地区。专家推测夜郎国灭之后，部分族群后裔向南远遁，仍沿用夜郎称号。《后汉书》两次提到九真徼（jiào）外夜郎等部族请求保塞内附，东汉九真郡位于今越南清化一带。夜郎余部万里来附，说明此前夜郎后裔已远播至中南半岛。越南北部出土了可乐式剑，墓葬文化特征颇为相似。柬埔寨波赫等地都发现了以铜鼓套头、铜洗盖面的葬俗。夜郎族群后裔远迁与东南亚古代社会的互动，逐渐成为了国际性的学术热点。

回到文章开头所讲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夜郎的记载，实际上，“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而是在明朝中后期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没有恶意的疑问，被误读了千年。根据闫平凡先生的考证，“夜郎”与“自大”意义相关的最早材料出自明代的王世贞。明代人批评“夜郎自大”，是借用史记典故，暗指当时播州土司杨氏妄自尊大，反叛朝廷。“夜郎自大”成语的背后，是明代中央加强了对贵州区域的管理与开发，贵州也因此成为士人关注的焦点。迁客眼中的蛮荒之地，恰是西南丝绸之路上文化双向流动、交融的前沿枢纽。

神秘的夜郎古国，还留下了不少谜团。《史记》记载，滇国与夜郎分别接受了西汉朝廷的王印册封。1956年，昆明市石寨山6号墓发现了震惊世人的“滇王金印”。2014年，考古人员又在附近的系统性发掘中找到了滇国都邑与汉郡治所。那么夜郎古国的都邑城址、夜郎王的大墓又在哪里呢？相信随着考古工作者踏遍青山，寻踪古国，夜郎的历史面貌会更加清晰。

文/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