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债务膨胀的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
仅利息支出一项,如今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开支项目之一,而且情况看起来只会进一步恶化。新出台的法案预计将进一步扩大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这意味着债务累积的速度不得不随之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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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最新一份月度债务报告里,藏着一个不太起眼但非常有分量的数字:2026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净利息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已经涨到13.95%,2027财年预计14.25%,2028财年将冲到14.94%。
换句话说,美国政府每花出去100块钱,就有将近14块是拿去还利息的,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往上走。同一份报告还显示,2026年8月,美国全部可流通国债的平均利率已经升到3.475%,五年前这个数字只有1.458%——翻了一倍多。
利率抬升叠加本金膨胀,利息滚雪球的速度就此被彻底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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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当然有其特殊之处,至少在目前,它掌握着世界储备货币,因此在维持这种规模的赤字时,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回旋余地,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透支。
如今,美国联邦政府已经成为历史上以名义金额计算负债最多的机构。
终有一天,这笔债务会由某个群体来买单——或是下一代劳动者通过更高的税收承担,或是所有人通过通货膨胀分摊,又或是后代承受某种彻底的经济崩溃。
目前看来,最后一种可能性反而是被讨论得最多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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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中国似乎处在这一情况的另一端。债务水平看起来控制得更好,公共债务约为GDP的84%,而美国为123%,日本更高达250%。此外,中国还是他国债务的最大买家之一。
在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反复拉锯期间,中国手中最隐性的一张牌之一,就是持有价值数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表面的叙事似乎相当清楚:美国是不断举债的借款人,中国则是为未来储蓄的贷款人。
不过,若把镜头切到海外债主这一栏,画面正在悄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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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仍然是最大海外债主,持仓约1.116万亿美元;英国靠着这一年的避险资金流入爬到了第二位,持仓9399亿美元;截至2026年6月,中国大陆持有美债6334亿美元,为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按美国财政部TIC存量口径,过去一年持仓规模下降约980亿美元。当然,这一数据受债券市价波动和跨境托管账户转移影响,不完全等于主动卖出的减持规模,但趋势本身已经足够耐人寻味。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稍加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中国的负债程度实际上可能比美国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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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口径的数据,其债务水平甚至可能达到美国的三倍以上。当然,这需要放在具体的语境中理解。
中国的政府体制、私营部门和整体经济结构都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
那么,中国的债务问题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中国又打算如何把自身的放贷能力当作经济武器?如果债务只是债务,为何在经济学家眼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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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债务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举债主体的不同。在中国,债务被更巧妙地分散在多个层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府所属企业以及专门用来"表外融资"的特殊实体之中。
在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公共举债,州和地方政府相较之下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中国的中央政府账面负债其实并不算高,但一旦把地方政府、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以及各类政策性金融机构加总,图景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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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主体承担着修桥修路、造城建园、扶持产业等财政功能,却披着"企业"的外衣,把大量支出挪到了政府预算之外。在此基础上,还有一个常被忽略但极为庞大的板块——居民部门。
过去二十年,中国居民杠杆率一路攀升,房贷成为家庭最主要的债务来源。中央债务、地方隐性债务、企业债务与家庭房贷叠加,才是中国经济真实承担的杠杆总量。
若按这种口径估算,中国的总债务/GDP水平远远超过账面上那个"84%",与美国相比也就不再是压倒性的优势,反而在某些统计中要高出一大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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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债务的偿还压力和美国也不是同一种性质。
美国债务大多以美元计价,向全球投资者发行,利率随市场浮动。中国债务则主要由国内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保险机构持有,本质上是国家左手借右手。这种"内债结构"确实能屏蔽掉外部冲击,让中国在短期内不至于像新兴市场那样出现汇率危机、外债违约。
可一旦真的走到大规模坏账处置那一步,代价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浮现出来:银行系统的资产缩水会传导到储户,而这种缩水如果显性化,往往会伴随家庭财富的等量缩减,不仅政治上难以接受,也会削弱经济稳定与税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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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需要考虑,那就是较低的利率。
低利率下的大额债务,可能与高利率下的小额债务形成同等的还款负担;对政府预算的净压力相似。而无论是运气使然还是制度设计,中国政府能够以极低的利率借款。
但债务被拆分到众多不同层级的做法在这里反而成为软肋——中央政府可以享受低利率,省级政府因风险更高、对国有银行的直接控制力较弱,融资成本明显更高,国企的借款利率甚至可达10%。聊完中美,再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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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债务余额折合美元约8.6万亿,债务与GDP之比长期在230%以上,IMF最新估算2026年约在204%的水平。这个比例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里最高的,但奇怪的是,全世界都不太担心日本会爆雷。
原因也不复杂:日本国债绝大部分由本国居民、养老金和央行持有,几十年低利率的宽松环境把偿债成本压到极低,加上日元本身仍是国际避险货币之一,即便账面数字吓人,市场信心并未崩塌。
这套逻辑,其实和中国"内债为主"的思路有几分神似——但前提是通胀不能失控。中国将巨额债务分散在各级政府和形形色色的国有、半国有机构之间,用于资助长期成效难以判断的各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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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至今尚能维持,是因为利率低、货币容易创造,且通胀始终难以抬头。但这也带来了新问题,同时也是一种狭义的视角。
人们通常以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篮子代表性家庭消费品——来衡量通胀。这些商品价格之所以稳定,是因为中国基本什么都能生产,普通消费者又极为节俭。
但通胀就像手里攥着的气球,只要注入足够的资金,总会在某处鼓出来。有时是消费品价格,有时是股市价格,而在中国,膨胀的地方显然是房地产。
不幸的是,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生产性的资产类别。一旦楼市继续摇晃,或整体通胀最终抬头,中国可能陷入相当被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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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由国内国有银行持有,如此巨大的债务规模始终是一个难以驾驭的负担。但也许,更重要的启示在于:中国经济本身极为特殊。
之所以选择美国作为参照,是因为它是最合乎逻辑的比较对象,但两者的运作方式其实截然不同。美国的私营部门监管不足,资本过剩;中国则监管过度,压抑了自然的市场发育。
美国过度消费,中国消费不足。美国长期为顽固的通胀所困,中国面对的却是通缩。至于债务问题,两国的关系也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样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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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确实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但同时也向自身借了大量的债。真正意义上的中美经济脱钩,不会有赢家,只会造就多个输家。
当下容易得出的一个结论是:美国接连出现失误,如今正是中国崛起的时机。但这样的判断并不公允。
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比美国少,甚至可能更多,只是他们更擅长把这些问题隐藏起来。而造成这种"特殊性"的根源,无疑与其政治体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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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三国拉在一张表上比较,美国的病灶是利息支出失控,每花100元就有近14元用于还债,利率还在爬升。日本的答案是"内债结构+低利率+避险货币"三件套,8.6万亿美元的债务在本国居民和央行手里被稳稳消化。
中国走的是分散化路径,把负担拆解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国企和居民房贷里,账面数字漂亮却难掩总量。
三种模式各有各的算盘,也各有各的软肋,谁先撑不住,取决于利率、通胀和资产价格哪一根弦最先绷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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