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秘密律师李营营分享：商业秘密案件，刑事结果对民事的影响

李营营律师分享：商业秘密案件，刑事结果对民事的影响

刑事案件未认定犯罪，不等于民事案件必然不存在侵权或违约

阅读提示

商业秘密纠纷经常同时涉及民事维权、刑事控告和劳动合同争议。同一组技术资料、人员关系和资金流向，可能分别接受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刑事法院和民事法院审查。实践中容易出现两种误区：一是认为刑事案件未追诉某人或者判决无罪，民事法院就不能再认定其违约、侵权；二是认为刑事案件已经认定有关单位或人员构成犯罪，民事案件即可不经审查直接支持全部诉讼请求。事实上，刑事责任、民事侵权责任与合同责任的构成要件、证明对象和证明标准并不完全相同。本文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武汉大西洋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再审案，分析刑事裁判、刑事卷宗材料及刑事程序未涉及事项对后续民事诉讼的影响。

裁判要旨

生效刑事裁判已经依法审理并明确认定的基本事实，在后续民事诉讼中通常具有较强证明效力，但其作用范围受裁判是否生效、事实是否与民事争议相关、是否经过法定程序审查以及是否存在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等条件限制。刑事案件未指控、未审理某一主体或某一行为，不等于刑事裁判已经作出“该主体与行为无关”的认定。无罪结论也应区分系确认行为未发生、行为并非被告实施，还是因证据不足、达不到刑事证明标准。后一情形下，民事法院仍可依民事证明标准，对侵权或违约事实独立审查。

案情简介

1.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西洋公司”）与宋祖兴签订《离职后义务协议》，对宋祖兴离职后的竞业限制、保密义务及相关奖励补偿安排作出约定。

2. 大西洋公司认为，宋祖兴在离职后为武汉恒瑞谷冶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瑞谷公司”）提供注册资金、技术支持以及大西洋公司的商业秘密，违反《离职后义务协议》，遂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宋祖兴返还已收取的奖励补偿款并支付违约金。

3. 在关联刑事案件中，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根据检察机关公诉，对恒瑞谷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杨玉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犯罪问题作出裁判。

4.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关联刑事案件经公安机关侦查后，侦查结果并未涉及宋祖兴，也没有形成宋祖兴侵犯大西洋公司商业秘密的事实认定，遂驳回大西洋公司的诉讼请求。大西洋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5.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仅凭刑事侦查阶段形成的笔录、证言、非正式电子邮件文稿和资金流向等材料，不能证明宋祖兴出资设立恒瑞谷公司、系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或实施了违反约定的行为，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大西洋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6.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本案，并于2020年9月24日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二审判决，判令宋祖兴向大西洋公司支付应退还的奖励补偿款及违约金共计13668801.17元。

案件争议焦点

关联刑事案件的判决及侦查卷宗，对认定宋祖兴是否与恒瑞谷公司存在实际联系、是否实施违反《离职后义务协议》的竞业行为，具有何种证明效力。

最高法院裁判要点

一、生效刑事裁判依法确认的基本事实，对后续民事案件通常具有较强证明效力

为维护裁判统一和司法权威，后诉民事案件对于生效刑事裁判已经依法确认的基本事实，一般不宜在缺乏充分反证的情况下作出相反认定。刑事诉讼对犯罪构成事实适用较高证明标准，相关证据经过侦查、审查起诉、举证质证和法庭审理后形成裁判结论，其认定通常可以作为民事案件的重要基础。

但所谓刑事裁判的“预决作用”不能无限扩张。民事法院首先应确定刑事裁判是否已经生效，相关事实是否属于刑事裁判为解决定罪量刑问题而实际审查并明确认定的必要事实，以及该事实是否与后续民事争议的证明对象相同。刑事判决中的背景叙述、未被采用的指控、侦查机关意见或对无关主体的附带描述，并不当然具有同等效力。当事人提出足以推翻的相反证据时，民事法院仍应依法审查。

二、无罪或者未追诉的影响应区分具体原因，不能作形式化推断

刑事案件对后续民事案件的影响，必须结合刑事结论的形成原因。若生效刑事裁判经审理明确确认被诉行为并未发生，或者确认该行为并非特定被告人实施，相关事实对后续民事案件具有重要约束和证明作用。若无罪系因现有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犯罪数额未达到标准、主观故意证据不足或不具备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则并不当然排除同一行为在较低证明标准下构成民事侵权、违约或不当得利。

同样，公安机关未立案、撤销案件，检察机关不起诉，或者刑事案件未将某人列为被告，并不等同于司法机关已经实体确认该人未实施任何相关行为。不同程序结论可能基于管辖、追诉标准、证据状态、主观罪过或公共利益等多种原因。民事法院应查看具体决定文书和理由，明确刑事程序究竟认定了什么、没有认定什么，不能把“刑事程序未处理”误读为“民事事实不存在”。

三、刑事案件未审理宋祖兴的行为，相关卷宗材料仍可在民事诉讼中依法审查

本案关联刑事起诉并未指控宋祖兴，刑事判决自然不会审理其是否参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也不会判断其行为是否违反《离职后义务协议》。因此，宋祖兴是否与恒瑞谷公司有关、关系程度如何，并非刑事裁判已经审查并确定的事实。原审法院不能仅因刑事侦查和判决未涉及宋祖兴，就反向推定宋祖兴与恒瑞谷公司无关。

关联刑事卷宗中，公安机关根据资金往来绘制了注册资金流向图。该图虽未被刑事判决作为认定宋祖兴犯罪的定案依据，但其内容是对恒瑞谷公司注册资金流转的整理。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孤立采信该图，而是将其与李艳爽相关账户的银行流水、当事人在庭审中关于注册资金来源的陈述等相互印证，认定恒瑞谷公司的1000万元注册资金全部来源于与宋祖兴或其配偶李艳爽密切相关的公司。

这说明刑事卷宗中的询问笔录、银行流水、电子数据、鉴定意见和侦查机关制作的分析材料，进入民事诉讼后仍应分别审查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及证明力。客观原始材料与侦查人员据此形成的分析结论不能完全等同；未在刑事案件中作为定案根据，也不意味着在民事案件中当然不得使用。关键在于材料能否依法调取、是否经过民事庭审质证，以及能否与其他证据形成稳定的证明链。

综合再审阶段查明的资金来源、公司设立和实际经营等事实，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宋祖兴系恒瑞谷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其在离职后两年内以较为隐蔽的方式组建与大西洋公司具有同业竞争关系的恒瑞谷公司，违反双方约定，遂撤销一、二审判决，并判令其返还奖励补偿款、支付违约金。

案例来源

《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与宋祖兴公司盈余分配纠纷再审案》，案号：（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

李营营律师分享商业秘密诉讼实战指南

一、“先民后刑”并非意义有限，应根据证据、时效和救济目标决定

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可能涉及行为保全、证据保全、现场勘验、电子数据审查、技术鉴定和损害计算，审理周期通常较长；刑事案件也需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若机械地等待民事案件终结后再启动刑事控告，确实可能造成整体维权周期拉长，相关电子数据灭失或者侵权主体转移财产。但由此不能得出“先民后刑意义不大”的普遍结论。

民事程序的优势在于权利人具有较强程序主动性，可以明确秘点、申请保全、请求停止侵害并追究赔偿责任；对尚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或者刑事线索不足的案件，民事调查和裁判还可能帮助固定技术事实、权利基础和侵权路径。生效民事判决不能替代刑事机关对犯罪构成进行独立审查，但其中经质证认定的证据和事实，可以成为刑事控告的重要线索。

选择先民后刑时，应评估商业秘密是否明确、侵权行为是否持续、证据是否掌握在对方手中、是否急需行为禁令、损害是否达到刑事追诉标准以及刑事控告是否可能成功。还应避免为推动刑事立案而在民事诉讼中披露过多秘密内容，必要时申请不公开审理、限制复制或签署保密承诺。

民事案件已经受理后启动刑事程序，还应判断两案是否必须中止或移送。只要民事案件能够依据现有证据独立审理，并非出现刑事线索就当然停止；只有民事裁判必须以尚未审结的刑事案件结果为依据等法定情形，才需要依法处理中止问题。律师应向法院提交民刑两案当事人、行为、秘点和证明对象的对照说明，避免因笼统主张“涉嫌犯罪”造成不必要的程序停滞。发现犯罪线索需要移送时，也应持续关注已采取的民事保全措施如何衔接。

二、“先刑后民”有利于侦查取证，但不能忽视程序控制和财产风险

刑事侦查机关依法可以开展询问、讯问、搜查、扣押、调取电子数据和资金流水等工作，对犯罪线索较明确、证据主要由嫌疑人控制的案件，先行刑事程序可能显著提高证据发现能力。刑事卷宗中形成的客观证据，也可能为后续民事索赔提供重要支持。然而，权利人不能把刑事控告当作替代民事举证的工具，更不能通过虚构事实或夸大损失施加不当压力。

刑事程序是否立案、侦查方向和办理期限由办案机关依法决定，权利人对程序进度的控制相对有限。若等待刑事案件全部终结后才提起民事诉讼，可能面临诉讼时效、侵权持续扩大、证据变化及责任财产被转移等风险。因此，即使采取先刑后民策略，也应同步评估民事行为保全、证据保全和财产保全的必要性，并持续保存权利基础、保密措施、接触使用及损失证据。

刑事案件材料用于民事诉讼时，应依法申请法院调取或者由有权机关提供，注意侦查秘密、个人信息和商业秘密保护。律师应区分原始银行流水、服务器镜像、邮件等客观证据，与询问笔录、情况说明、资金流向图等言词或分析材料，逐一核验形成过程和证明目的，不能把侦查机关的工作判断直接等同于民事事实。

对于刑事卷宗中的言词证据，民事当事人应有充分质证机会。证人或相关人员在侦查阶段的陈述是否稳定、是否基于亲身感知、是否与客观数据相符，均会影响证明力。对电子数据和鉴定意见，则应核查提取主体、原始介质、校验值、检材来源、鉴定范围和方法。刑事机关依法形成的材料并不因其来源于公权力程序就当然证明民事主张，仍需围绕具体证明对象建立证据之间的对应关系。

三、刑事有罪或无罪均不应被表述为民事案件的“必然结论”

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犯罪基本事实在民事案件中具有高度证明力，但民事法院仍需审查民事诉讼主体、请求权基础、责任范围、损害数额、因果关系以及是否存在重复赔偿等问题。刑事案件认定某单位或个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也不意味着民事原告提出的每一项秘点、每一个被告和全部赔偿请求均当然成立。

刑事无罪的影响更应查看具体理由。如果刑事裁判明确确认被告未实施相关行为，民事原告提出相反主张应当有充分证据；如果无罪源于证据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民事法院仍可依据高度可能性等民事证明规则作出不同判断。如果刑事案件根本未审理某一主体或合同义务，则对该主体的民事违约责任原则上仍应独立审查。律师应当取得完整裁判文书和必要卷宗，而不能仅凭“有罪”“无罪”“不起诉”几个标签制定策略。

在案件管理上，建议制作民刑事实对照表，列明民事诉讼请求、刑事指控、各自构成要件、共同事实、仅属一方程序的事实、证据来源、刑事裁判是否明确认定以及是否存在反证。对技术秘密案件，还应分别核对民刑程序中的秘点范围、秘密性截止时间、同一性比对对象和损失口径，防止两个程序使用不同技术边界却相互引用结论。

还应分别处理刑事追赃退赔、附带民事救济和独立民事赔偿之间的关系。权利人已经通过刑事程序获得退赔的，应在民事案件中如实披露并避免对同一损失重复受偿；刑事案件未处理停止侵害、消除危险、合理费用或合同违约责任的，仍可根据相应请求权基础评估民事救济。对于单位犯罪、共同侵权和员工违约并存的案件，还要逐一确定各主体责任范围，不能用刑事被告名单机械替代民事责任主体审查。

民刑交叉案件没有固定的“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最优答案。合理策略应围绕制止侵害、保存证据、追究责任和实现赔偿四项目标，结合案件证据成熟度、追诉标准、诉讼时效、财产状况和程序风险动态调整。刑事程序的结论和材料可以对民事案件产生重要影响，但民事法院最终仍应在相应请求权基础和证明标准下独立完成审查。

专业背景介绍：李营营，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业培训委员会副主任，高级企业合规师，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硕士（公司法方向），拥有证券从业资格，专注于与技术相关的争议解决和保护、民商事诉讼与仲裁、保全与执行等实务领域，在最高人民法院、各省级高级人民法院成功办理多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 李营营律师深耕知识产权民事纠纷和刑事犯罪领域多年，对涉知识产权（尤其是商业秘密民刑案件、与技术相关的合同纠纷、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案件）相关法律问题均有深入研究。李营营律师代理的多起知识产权民事案件获得判决的胜诉结果，代理多起客户作为原告成功争取法院3倍惩罚性赔偿，代理的多起被告客户成功争取法院判定不构成侵权的胜诉结果，代理多起被害企业成功启动刑事立案、刑事追诉、成功争取犯罪分子得到刑事处罚结果；代理多起被告人/被告单位处理的涉商业秘密犯罪刑事案件也取得了无罪、检察院决定不予追诉的良好效果。
• 2023年，李营营律师代理的商业秘密民事案件入选某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保护白皮书。
• 2024年，李营营律师全程代理的商业秘密民事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典型案例。
• 2024年4月，李营营律师全程代理的另一起商业秘密民事案件（代理原告）被某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省内唯一一件判赔额最高的案件。同时，李营营律师在商业秘密体系建设领域，也具有丰富的项目经验。协助多家企业客户完成企业商业秘密保密体系运行情况的法律尽职调查，成功为多家企业客户建设完善的商业秘密保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