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化的文学基因不只在于作家，更在于这片土地

周六上午九点，已有孩子趴在长桌上看书。义工老师刚把新到的书码上架，小说沙龙室的桌面上，摊着几张改稿样张。

这是毕飞宇工作室的一个寻常周末。碰上“小说沙龙”，这里会更热闹，毕飞宇、余华、苏童等作家都曾在此畅谈创作。所有嘉宾都是义务参与，就好比兴化历史上那些在渡口免费为百姓撑船的“义渡”一样，不断将怀揣文学梦想的写作者“渡”向彼岸。

数据显示，兴化籍中国作协会员有34名，省作协会员超100名；“中国小说之乡”“中国文学之乡”两块金字招牌，全国独此一份。如果有文学百强县排名，兴化一定位于前列。

数据之外，更值得探讨的其实是另一件事：这里的文学，从来不只是作家的文学，而是对整片土地的热爱。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庞余亮在毕飞宇工作室开展广场书屋暑期公益课。本文图片均由兴化市委宣传部提供

水做的土地，最养读书人

兴化的文脉，当然要从“水”说起。

地处里下河腹地的兴化地势低洼，河湖纵横。直到上世纪90年代，多个乡镇才陆续通上了公路，此前，兴化几乎每个村庄都是水中的“岛屿”，可谓“无舟楫不出行”。

水在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战乱。水网密布的兴化在战争中反而成了难得的“安全岛”，耕读传家的传统千百年来得以绵延不绝。

北宋年间，范仲淹曾任兴化知县，到任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在南城外建起兴化学宫，为这座小城最早的文教事业打下了根基。

元末明初，施耐庵在兴化的垛田间行走市井，写下了经典名著《水浒传》。书里“巴到冈子上”的“巴”，就是典型的兴化方言，意思为爬，而阮氏三雄的原型据传就是兴化沙沟的阮氏居民。

后来，施耐庵指导弟子罗贯中完成了《三国演义》，状元宰相李春芳校订《西游记》，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三部都与兴化有渊源，“中国长篇小说发祥地”之名由此而来。

明清以降，同样名人辈出。郑板桥、李鱓两位“扬州八怪”都生在兴化，一句“一枝一叶总关情”，道尽文人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再往后，魏源曾任兴化知县，还有同属里下河文化圈的泰州学派王艮，以“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启发着后世。

改革开放后，兴化的优秀文学作品呈井喷式涌现，“兴化文学现象”享誉中国文坛，成为里下河文学的重要代表。毕飞宇、王干、朱辉、庞余亮四位兴化作家，先后五次捧回鲁迅文学奖。

一间书屋，和五十多期沙龙

在兴化，文学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文化，而是兴化人生活的一部分，是刻在这片水土里且代代相传的热爱与坚持。

2014年，毕飞宇工作室正式启用。毕飞宇当时说：“决不让工作室成为‘空闲屋’”。

工作室成立后，毕飞宇时常返乡，在工作室举行“小说沙龙”，邀请省内外知名作家、评论家为兴化本土作家作品把脉问诊，发现并培养有潜力的创作新人。

兴化市作家协会主席金倜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沙龙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只准批评，不准表扬。样稿会对作者进行模糊，嘉宾抛开客套与人情，就文本说文本，直白而专业，始终保持着对文学的纯粹尊重。

毕飞宇工作室·第50期小说沙龙。

截至目前，“小说沙龙”已成功举办超50期。除了自己，毕飞宇还请来了余华、阿来、叶兆言、丁帆、黄蓓佳等文学大家到兴化担任“文学义工”。沙龙还曾数次走进高校，将范围扩大到全国的青年写作者。

光有沙龙还不够，如何让人平时可以坐下来翻翻书？广场书屋应运而生。据金倜透露，这些书很多都是毕飞宇一家一家出版社“化缘”而来，如今藏书已积到三万余册，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

书有了，有人陪着读岂不更好？对此，广场书屋与兴化的中小学对接，招募双休日前来做义工的教师。消息一出，报名者络绎不绝。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在广场书屋，由教师、本土作家、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每周都会开设青少年公益读写课堂，寒暑假还有阅读公益课。另外，还有一支以退休干部为主体的志愿服务队，负责讲解、接待、组织活动，全部无偿。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文明是文学的母体。文明让文学有根，而文学让文明有光。澎湃新闻注意到，近年来，兴化以文脉铸魂、以创新破题，走出了一条既有古城气韵、又具时代温度的文明实践之路。

兴化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落址于古城昭阳千年文庙旧址，与兴化书院协同发展，使其成为兼具文化底蕴与时代气息的精神家园，从而跳出“建场馆、搞活动”的表层逻辑，诠释了“建阵地就是建人心”的理念。

另外，兴化近年来打造了多个具有辨识度的志愿服务品牌，并常态化开展主题活动。比如常态化推进文明集市系列活动，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延伸至镇村广场、百姓身边，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持续涵养文明乡风。

五十岁时，她重新拿起笔

值得一提的是，兴化不只有毕飞宇工作室小说沙龙和广场书屋等一座座“文学客厅”，还有更多“文学灶台”。

王玉兰是兴化戴南人，今年60岁，是农民，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高考落榜后，就和丈夫带着借来的400块钱去无锡闯荡。我当过水手，干了两年觉得收入太少，就回来了。种了一年田之后，我开始跑船，1991年在顾庄开了一家服装店，这一开就是十四年。”王玉兰告诉澎湃新闻。

阿紫文学沙龙编辑部（右二为王玉兰）。

50岁那年，她在兴化的一家超市服装柜台卖衣服。超市老板娘喜欢文学，有一天给她推荐了一篇毕飞宇的文章，她就在楼梯上看完了。“我记得是毕飞宇写的《地球上的王家庄》，写的是兴化土地上再普通不过的人和事。”

看完后，王玉兰忽然觉得，自己也能写写家乡的故事。于是她拿起笔，写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大篮子》，发在了家乡的平台“戴南在线”上。没想到，反响很好，甚至有读者循着文章找到她卖衣服的柜台。

2016年，她注册了“阿紫”公众号，起初只发她自己的文章。渐渐有读者留言：兰姐，我写了，你能帮我发表吗？“怎么不能？你写，写完了我帮你发。”

于是，因为文学，许多日常沉默的人浮出水面聚在一起，小超市老板、卖不锈钢的店主、三班倒的工人、带娃的宝妈。水平高的，她帮着投稿出版；差一点的，她就拉个群专门研究和点评，给出修改建议，“草根教草根”。

十年间，王玉兰出版了《沈小菊》《大沪庄》《玉兰和她的孩子们》《玉兰花开》四本书，其中，《玉兰和她的孩子们》获第四届施耐庵文学奖特别奖。当她的第一本书出现在新华书店货架上时，女儿发了一条朋友圈：“人还是要有梦想的。”

泥土里也可以开出最鲜艳的花。

第六届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获奖作者合影。

六百分之一，和无数分之一

王玉兰的经历说明，在兴化，写作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事。

澎湃新闻从兴化市获悉，作为一个县级市，兴化市作家协会的会员人数超600人，下辖七个分会，每个分会的人数也近百人。

作协既把分会开到了乡镇，也把文学社开进了学校：兴化几乎每所学校都有文学社，文学氛围从课堂漫到操场。

文学的版图，也远不止文字。兴化市书法家协会约有150名会员，其中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就有10人。从郑板桥的兰竹到今天一批批入国展的作者，这支笔在兴化传了三百多年。

音乐舞蹈家协会的两百多名会员里也不只是音乐老师，还有文艺爱好者，甚至做生意的。他们组建“文艺轻骑兵”，将歌声唱进了街道，唱进了村里。这背后是一种朴素的信念：文艺的根，要扎在基层。

而在更顶层，兴化早已为文化繁荣的可持续发展准备好了制度保障。2011年，施耐庵文学奖设立并永久落户兴化，每两年一届，业内公认度高，被视为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的重要风向标，还专门设了本土作家特别奖；逢单年评选的郑板桥文艺奖与之错年互补。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好小说评议会，也常把会场设在兴化。

兴化的文学基因，表面看藏在“水”里。而水的另一重品格是“润”。它不言不语，却能让种子发芽。

这些年，兴化一边用广场书屋这样的“小房间”安放文学，一边用“文学义渡”的古老精神凝聚人心；一边用施耐庵文学奖、郑板桥文艺奖这样的“高台”托举新人，一边也用进校园的读书会，把文学的根须扎进最基层的土壤。

千年文脉是种，公共空间是土，民间写作者是芽，政策保障是水。四者齐备，于是文学不只在书架上，更在每个人的心里。

澎湃新闻记者 袁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