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境外项目融资风险防控与创新实践

文 /刘一轩

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境外项目从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等传统领域，逐步拓展到先进制造、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民生改善等领域。新华社2025年10月17日报道，截至2025年9月底，国家开发银行国际业务已覆盖11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十四五”以来围绕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发放贷款等值超7800亿元人民币。随着融资规模不断扩大，如何兼顾项目发展效益、企业偿债能力和东道国债务可持续性，已成为企业“走出去”和金融机构开展国际合作共同面对的问题。

境外项目融资风险呈现多维传导特征

境外项目通常投资规模大，建设和运营周期长，融资往往以项目资产、合同权益和未来现金流为基础。一旦东道国政局变化、财政压力加大、收费政策调整或配套资金未按时到位，风险就可能从项目建设端传导至融资端，造成成本增加、工期延误、偿债能力下降等问题。

对于境外融资，国别风险和债务风险是首要约束因素。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易受大宗商品价格、国际利率、资本流动等因素影响。一旦公共债务规模持续攀升且债务集中到期，政府付费、主权担保或公共机构采购安排的可靠性就可能减弱。因此，涉及政府信用或公共支付的项目不能仅凭单项协议判断风险，还应结合宏观经济走势、公共债务结构、偿债安排和压力情景进行综合分析。

当项目现金流较为充足且稳定时，融资机构对母公司担保或其他增信措施的依赖会降低；反之，如果市场需求、产品价格、特许经营收入或政府补贴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融资方通常会要求提高资本金比例、强化股东担保或增加合同约束，进一步加重企业表内外负担。

汇率和利率风险会直接影响项目收益。境外项目收入可能以当地货币计价，贷款却可能以人民币、美元或欧元计价，币种错配会放大本币贬值带来的偿债压力。中长期贷款多采用浮动利率，国际市场利率上升会推高财务费用。如果企业在融资方案形成阶段未同步安排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交叉货币掉期或利率掉期，后期补做对冲往往面临成本上升、期限不匹配等问题。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正逐渐成为影响融资可得性的关键因素。境外项目如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社区沟通、反商业贿赂、制裁审查、数据安全等方面存在不足，可能影响建设运营，并引发暂停提款、提前还款、声誉受损等问题。融资风险管理不能再局限于财务指标，还应考虑项目对当地社会、生态环境和利益相关方的长期影响。

现有融资风险防控机制需进一步协同

实践中，部分企业存在项目推进与风险管理脱节的问题，往往在投资方案基本确定后才集中寻找资金，金融机构难以在前期参与项目结构设计。有些融资方案依赖单一银行、单一币种或母公司担保，未充分利用当地银行、外资金融机构、多边开发机构、保险机构和资本市场之间的互补机制。企业、金融机构与东道国合作方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项目建设、政策变动、资金使用等信息缺乏统一口径，也会降低融资决策效率。

跨机构沟通只有与具体项目推进相结合，明确项目清单、责任分工和后续跟踪安排，才能真正转化为融资合作成果。

构建全生命周期融资风险防控机制

一是将国别风险和债务可持续性分析前移。企业和金融机构可围绕公共债务规模、宏观经济预测、近期融资压力、中期偿付能力和长期结构性风险建立分层评价体系，并设置利率上升、汇率贬值、经济增速下降、工期延误等情景开展压力测试。评价结果不仅用于决定项目是否开展，还应转化为国别限额、项目准入、资本金比例、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约束机制，实现分类管理。

二是提高融资结构与项目现金流的匹配程度。根据建设期、运营期和现金流爬坡规律设定贷款期限、宽限期与还款节奏，避免项目尚未形成稳定收入就进入集中偿债期。对于本币收入占比较高的项目，可适度引入当地融资或发行本币债券；对于人民币结算和采购需求较强的项目，应合理运用人民币融资，降低对单一国际货币的依赖。汇率和利率衍生工具应与基础融资同步设计，明确对冲比例、期限和风险限额。

融资合同应建立清晰的风险分配矩阵。对征收、汇兑限制、法律变更等政治风险，设计变更、延期完工、成本超支等建设风险，以及需求不足、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应分别分配给最有能力识别和控制风险的一方，并通过保险、担保、储备账户和触发条款加以约束。

三是完善多双边共同融资机制。共建“一带一路”融资需秉持平等参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政策性金融机构可发挥长期资金和组织协调优势，通过银行授信、银团贷款、转贷款、平行融资、担保增信、基金投资及债券发行等方式，引导外资金融机构、多边开发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国家开发银行落实3500亿元人民币融资窗口的实践显示，根据项目特点综合运用项目贷款、公司融资、基金和债券等工具，有利于形成多元资金供给。其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金融机构开展转贷款，并与国际金融公司、法国开发署、西班牙桑坦德银行等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也表明外方机构不仅是资金提供者，还能在本地客户识别、监管沟通和风险判断中发挥作用。

共同融资中，应建立牵头机构统一协调机制，推动各参与方共享尽调成果，合理划分政治、建设、市场、汇率和合规等风险。以乌兹别克斯坦公交车采购项目为例，通过与当地银行开展转贷款合作，既可支持车辆采购和公共交通绿色转型，也可借助本地金融机构提高资金传导与项目管理效率。

四是将ESG管理和动态监测融入项目全流程。在项目储备阶段开展环境和社会风险初筛，在尽调与授信阶段将ESG因素纳入客户评价和融资条件，在建设运营阶段持续监测环保合规、劳工管理和社区影响。国家开发银行公开报告显示，该机构已将ESG要求纳入客户评级、项目尽调、授信审查、贷后管理等环节，此举可将非财务风险转化为可识别、可跟踪的管理事项。企业也应建立项目、资金和风险信息共享平台，对政策、工程、现金流、舆情等指标进行动态预警。

五是推动跨机构沟通由一般性交流转向项目化管理。围绕重点国家、重点行业和重点合作金融机构，建立“合作机构—项目储备—融资工具—推进节点”四张清单。境外项目融资协调会前，由业务、风险、法律、资金及运营等部门共同梳理项目诉求和风险边界；会中确定融资模式、币种、期限、增信安排与后续责任人；会后形成定期反馈机制。对条件成熟的项目，推动中外金融机构提前开展联合尽调和融资意向沟通；对暂不成熟的项目，持续跟踪东道国政策、企业资本金和现金流条件，避免会议成果停留于原则性共识。

六是建立分阶段的风险处置和退出安排。项目建设期重点监测资本金到位、工程进度、成本超支和完工保障；项目运营期重点关注收入实现、偿债覆盖、汇兑限制和合同履约。当预警指标触及阈值时，可通过补充资本金、调整提款计划、延长宽限期、重组债务、追加保险或引入新投资者等方式处置。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长期、稳定、可持续且风险可控的融资模式。企业境外项目融资不应仅将获取贷款作为终点，而应以项目顺利建设、正常运营、按时偿债并产生长期发展效益为目标。通过债务可持续性评估、融资结构优化、多双边合作、金融工具避险和ESG全流程管理，可推动风险防控从单一授信审查转向跨机构协同、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端预防，为企业稳健“走出去”和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具韧性的金融支持。

（作者单位系国家开发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