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1963年春天，一纸命令让核研究所的科学家们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整建制从北京迁往青海。北京意味着什么，不必多说；青海意味着什么，大多数人心里也清楚，荒凉、艰苦、远离家人，高原上氧气稀薄。走还是留，每个人都在心里盘算着。
就在动员大会上，张爱萍没有讲大道理，而是坦诚地对大家讲：人这一辈子其实就两条路，想做官的，想做事的。这一次搬迁，想做官的留下，我那儿没有官帽子可发；想干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照样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他最后加了一句：“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会场安静了片刻，然后签字的人排起了队。这些原本可以在北京过安稳日子的知识分子，就这样跟着张爱萍，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青海的日子，比预想的还要难熬。风沙大，物资少，新鲜蔬菜是奢侈品。张爱萍的妻子托人从北京捎来西红柿和黄瓜，他一个都没留，转手就分给了科学家们。
核试验前的那段日子，大家压力大得整宿睡不着，张爱萍没去做什么思想工作，而是带着一群科学家去试验场附近的古迹转悠，看看残垣断壁，聊聊历史沧桑，紧绷的神经就这么一点点松了下来。
他对科学家的关心，不是做样子。邓稼先突然瘦得厉害，张爱萍二话不说陪他去医院。邓稼先做手术那天，六十多岁的张爱萍在手术室外的长椅上坐了整整几个钟头，谁劝也不走。
后来邓稼先去世，他专程从外地赶回来，站在悼念的人群前面，念了悼词。科学家们服他，不是因为他官大，是因为他真心把大家当自己人。
在“两弹一星”的研制中，张爱萍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他设计了“两条指挥线”。一条管行政，负责吃喝拉撒、组织协调；一条管技术，由总工程师牵头，让科学家说了算。
后来，他又推动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让科学家有地方说话、有权力拍板。这套做法一直沿用到今天，成了国防科研的一块基石。他常念叨一句话：“我们是给科学家跑腿的。事情办成了，功劳是科学家的；出了岔子，责任我们来扛。”
张爱萍干事有个毛病，也可以说是本事，他太抠细节。一次模拟试验，按钮按下去，表盘上有个指针轻轻晃了一下，别人都没当回事，他非让人查。结果在关键位置找出了一个虚焊点。
还有一次，火箭发射前有人说油路里好像有个影子，他下令彻查，最后一位副部长拿着胃镜探头爬进发动机舱，拽出来一根鞋带。这要是上了天，后果想都不敢想。
国防科工委的人私下说，张爱萍到场的试验没有不成功的，管他叫“福将”。他听了直摇头：“哪有什么福气，就两条：下去看，过细找。”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他坐上一架刚改装的伊尔-12飞机，亲自去看取样情况。张劲夫后来回忆，张爱萍生病的时候还拎着氧气瓶往基层跑，焊点、螺丝、零件，一个一个过目。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张爱萍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的消息。十六年后，1980年5月18日，中国洲际导弹飞向太平洋，七十岁的张爱萍提笔写下：“今日雕弓满月，敢平寇蹄狼烟。”
1999年9月18日，人民大会堂。23位科技专家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颁奖仪式结束后，这些白发苍苍的科学家不约而同地走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面前，说了八个字：“领导有方，功当居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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