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桌上硬碰硬！中美经贸磋商，中方猛将勾起贝森特痛苦回忆

一场中美经贸磋商，为什么会让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面对一位曾被他公开点名批评的中国谈判代表？

纽约会谈刚刚展开，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便成为焦点，去年，贝森特曾用“失控”“不尊重”等词语评价他，中方随即反驳美方歪曲事实。

如今旧对手再次同场，美国为何一边限制中国芯片和人工智能，一边又要讨论农产品、能源与普通商品降税？

真正决定这场较量的，不是谁的声音更大，而是谁手里的产业、市场和技术筹码更有分量。

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官方消息，中美经贸团队于当地时间9月20日在美国纽约开始举行磋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牵头中方团队，美方主要代表包括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

会谈地点位于摩根大通纽约全球总部，李成钢以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身份参加。

李成钢并不是此次磋商前才突然获得新职务。商务部公开信息显示，他从2025年4月起便担任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后来又卸任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表职务，专门负责国际贸易谈判。

这段经历很关键。李成钢长期从事贸易救济、条约法律和世界贸易组织事务，曾任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司长、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对美国“301调查”、反补贴规则、出口管制和国际争端解决机制都有丰富经验。

贝森特此前确实公开批评过李成钢。2025年10月，贝森特曾用“失控”“不尊重”等词语评价李成钢，还质疑其赴华盛顿沟通时的表达方式。

中国商务部随后回应称，贝森特的有关言论严重歪曲事实。路透社当时的报道记录了这场争议。

这次纽约磋商结束后，中方将会谈概括为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贝森特也称这次接触“非常成功”。不过，双方释放积极信号，不等于主要分歧已经解决。

根据路透社9月20日的报道，美方提出建立人工智能重大安全事件通报机制，希望中美在出现涉及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风险时保持沟通。

双方同意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但中方尚未公开接受美方提出的具体通报方案。

这意味着，中美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渠道已有进展，但还不能写成双方已经签署正式协议，更不能把美方单方面提出的方案说成双方共同确定的制度。

经贸方面，双方还讨论了如何推进此前商定的贸易和投资磋商安排。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方希望从大量商品中划出一小部分“非敏感商品”，研究降低贸易壁垒的可能性。

美方提到的商品包括农产品、能源、医疗器械和普通消费品，但目前没有公布正式清单和具体降税幅度。

更敏感的先进芯片、半导体制造设备和人工智能出口管制，并未被纳入此次人工智能机制讨论。关键矿产供应、部分农产品采购和大型飞机订单，也没有出现明确的新突破。

这说明中美经贸关系正在形成一套更加复杂的结构：美国希望扩大能够缓解国内物价和出口压力的贸易，却不愿放松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限制；中国愿意稳定正常经贸合作，但不可能接受将经贸议题完全服从于美国的科技遏制政策。

我认为，美方重视李成钢，不是因为某位谈判代表的语气，而是因为中方已经能够熟练使用国际贸易规则、产业数据和对等措施处理外部压力。

谈判人员负责把筹码摆上桌面，但筹码本身仍然来自制造业规模、市场容量和技术能力。

资本市场不是衡量国力的唯一标准，却能反映企业盈利、产业周期和投资者预期。

观察中美主要股指过去二十多年的变化，可以看到双方经济优势是如何转移的。

从2000年初至2015年末，时间跨度接近16年。按照价格指数点位粗略计算，深证成指年化涨幅约为8.6%，上证指数约为6.1%；同期，道琼斯工业指数年化涨幅约为2.7%，标普500约为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约为1.2%。

具体数字会受到起止交易日和计算方式影响，但总体趋势较为清楚：在21世纪最初十多年，中国主要股指的点位增长整体高于美国主要指数。

当时的背景并不复杂。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科技股经历大幅调整。此后，美国又在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银行、房地产和消费市场受到冲击，主要股指用了较长时间修复。

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银行信贷、能源需求和制造业出口共同扩张，大量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推动A股规模和指数点位上升。

不过，指数上涨并不意味着投资过程平稳。2007年前后，A股经历快速上涨和随后而来的明显回落；2015年同样出现高波动行情。

一个指数在十多年里取得正收益，不代表任何时间买入都能盈利，更不代表所有投资者都获得了同样回报。

指数结构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上证指数长期以金融、能源和大型国有企业为主，深证成指对制造业和成长型企业更加敏感。

美国市场中，道指主要反映成熟蓝筹企业，标普500覆盖范围更广，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对科技企业更加敏感。

因此，中美股指之间的比较，实际上也是对不同产业结构和经济周期的比较。

2000年至2015年，中国的主要优势是经济增速、工业投资和不断扩大的国内市场；美国科技股则在泡沫破裂后重新寻找盈利模式。

这一阶段的中美经贸关系虽然不断出现摩擦，但双方仍以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为主。

美国企业需要中国市场和制造能力，中国也通过出口、外资和全球产业分工不断积累技术与生产经验。合作收益仍然大于对抗成本，这是当时资本市场表现背后的重要环境。

2016年以后，中美股指的相对表现发生明显变化。

从2016年初至2019年末，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年化涨幅约为15.7%，道指约为13.1%，标普500约为12.1%；同期沪深300年化涨幅约为2.4%，上证指数、深证成指和创业板指的阶段表现相对偏弱。

进入2020年至2024年这五个完整年度，美股科技指数继续保持较强表现。

美股走强不能全部归因于宽松货币。苹果、微软、亚马逊、谷歌母公司和英伟达等企业拥有全球市场收入、高利润率和较强的股票回购能力。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先后成为市场主线，少数大型科技企业的上涨便能明显拉高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

A股同期则受到房地产调整、需求变化、部分行业盈利承压和市场风险偏好下降等因素影响。

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通信设备和高端制造领域取得的产业突破，也没有始终完整反映在传统宽基指数中。

部分成长型企业集中在创业板、科创板或者境外市场，而银行、保险、能源和周期企业仍在不少主要指数中占有较高权重。因此，实体产业取得突破，并不一定会立即推动全部指数同步上涨。

到了2024年以后，中美市场开始出现更加明显的结构性分化。

若以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点位为基准，以2026年9月18日收盘点位为终点，并继续采用不计股息和汇率变化的价格指数口径，费城半导体指数累计上涨约185%，科创50上涨约94%，创业板指上涨约78%，纳斯达克100上涨约76%。

同期，标普500累计上涨约60%，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约37%，沪深300上涨约31%，上证50上涨约23%。美国三大股指9月18日的最新收盘数据，也可通过美联社公布的当日市场报告进行核对。

这些数字并不意味着A股已经全面超过美股。表现最强的仍是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说明美国在芯片设计、算力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龙头企业方面依然拥有明显优势。

但科创50和创业板指同期出现较大涨幅，也说明中国半导体、先进制造、新能源和自主技术相关资产正在获得新的市场定价。

过去美股主要指数整体领先、A股宽基指数普遍承压的局面，已经逐渐转变为不同科技赛道之间的竞争。

这正是人工智能、半导体和普通商品贸易同时出现在中美磋商中的深层原因。

美国需要保持高端芯片和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同时又希望中国扩大对美国农产品、能源、医疗器械和飞机的需求。

中国希望维护稳定的国际贸易环境，却不会接受正常产业升级长期受到单边出口管制。

双方都拥有对方难以彻底替代的资源。美国仍然掌握部分高端芯片、软件和金融优势，中国则拥有完整制造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关键原材料加工能力以及庞大的产业配套网络。

任何一方想用单一措施迫使另一方全面让步，都很难实现。

在我看来，这次纽约磋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哪位官员在语言上占了上风，而是中美竞争已经从单纯的关税较量，进入产业生态、科技能力和规则运用的综合比拼。

李成钢的法律与谈判经验能够提高中方沟通效率，但真正支撑中方立场的，依然是制造业体系、市场规模、科技企业和供应链韧性。谈判代表可以准确表达筹码，却不能凭空创造筹码。

资本市场过去二十多年的变化同样说明，没有一个市场可以永远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