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斌：华南宗族研究的演进路径及其范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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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陈海斌副教授

摘要

现代中国宗族研究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是紧密相连的，同时又与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脉络具有内在一致性，经历了历史学、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研究性趋势的变化，并受到社会和学术思潮转型的深刻影响。中国宗族研究从近代兴起时就与西方社会科学紧密联系，随着近代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传入，人类学家普遍采用功能主义并结合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开展华南汉人宗族研究，在注重共时性的结构因素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历时性的社会变迁。从20世纪上半期历史学与人类学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到战后台湾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宗族被视为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与区域社会结合成为重要研究趋势。由此，华南宗族研究逐步发展出重视民间研究取向、多学科合作研究和重视区域研究的特点，并实现从结构、功能向区域研究的转向，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华南宗族社会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重视民间文献和田野考察，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论方法的运用，并尤为关注宗族在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整合互动过程中的桥梁作用，及其对于理解华南基层社会运作的重要意义，成为华南研究的重要学术关怀。华南宗族研究的兴起、发展及其范式转型，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轨辙之映射。因此，考察其演进路径及其范式转型，不仅对中国区域社会研究，而且对理解中国社会和学术思潮的转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华南宗族研究；学术传统；演进路径；研究取径；研究范式

20世纪初以来，随着近代西学的输入传播，以及新史学的倡导和实践，一种与传统史学关注上层社会相异的民间研究取向开始在中国学术界涌现，启发国人开始以现代性的眼光审视本土社会，宗族遂成为透视和解剖传统社会结构的切入点，由此触发了中国近代新型宗族研究的兴起。由于宗族在华南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故而形成了华南区域社会研究以宗族为普遍的研究路径。关于华南宗族的研究，学者多关注其研究成果、理论和方法，而对其学术传统、理论渊源、研究进路和范式转型的论述并不系统。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视角梳理中国华南宗族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理论进路，主要研究取径及基本理论与方法，并阐明其如何形塑了此后的研究情境、特点及发展趋势，以见其基本演变之线索和学术脉络。本文所述之“华南”，主要指福建、广东、香港和台湾地区，侧重其历史文化内涵；“华南宗族研究”，则指历史学和人类学关于福建、广东、香港和台湾地区汉人宗族的研究。由于北方宗族研究与华南宗族研究在研究理路上存在较大差异，需要作专门考察，本文不再论及。

吕思勉著《中国宗族制度小史》

一、从传统到现代：中国宗族史研究的兴起

20世纪初以来，在现代性的革命语境下，宗族一度被完全视为中国社会落后的标志性制度而遭到长期批判。当社会进化论兴起之际，宗族便被看作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当时它被视为批判的对象主要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与改造和推翻旧制度的革命目标紧连在一起的。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在这一总体趋向批判性的研究潮流中，中国宗族的研究仍取得了较大成绩，不仅提出了该领域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还出版了吕思勉、陶希圣、潘光旦、高达观和刘兴唐等比较系统的相关论著，从而为现代性的中国宗族史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9年，吕思勉《中国宗族制度小史》由上海中山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用近代科学方法写成的宗族制度专门史，堪称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其书试图抓住宗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来探讨其变化，从宗与族的概念入手，分析了大小宗、祭祀、姓氏、谱牒、合族而居、族长与族产、立后等问题，并对有关家族制度及其历史演变进行了考察。两年后，陶希圣《婚姻与家族》一书问世，着重考察了宗法及宗法之下的婚姻、妇女与父子，大家族的形成、分解、没落等问题，提出了家族制度的“四期”说，指出西周到春秋是宗法时代，战国到五代是亲属组织的族居时代，宋以后渐变为家长制的家族制度，20世纪为夫妇之家族制度。稍后出版的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则对中国家族史作了断代和地域的研究。作者用血系分图、血缘网络图、世泽流衍图三种图表，介绍了明清两代嘉兴望族的历史情况。书中以向称人才渊薮的嘉兴为研究对象，凡谱牒、方志、传记以及科举时代之墨卷，皆被用作研究资料。从优生学的立场，作者坐实了两种研究结论：婚姻多据所谓类聚配偶的原则；人才有遗传的倾向。高达观《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从社会学的视野研究了周、宋、清三个朝代的家族问题，并对古今家族制度进行了比较。全书侧重于家庭的研究，对宗族论述不多，但仍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宋代家族社会的特点是“宗族制度民众化”，阐明了宋代宗族和宗法伦理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同时，也看到了宋代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重大转型。华南地区的乡村宗族聚族而居，宗族之间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常引起纠纷乃至械斗。郎擎宵对华南宗族之间的械斗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清代宗族械斗的原因及其组织情况、粤东宗族械斗的基本史实、近三百年来中国南方民间械斗的基本状况，以及宗族在械斗过程中所发挥的影响。

高达观编著《中国家族社会之演变》

血族组织也是中国古代南方比较发达的地域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地方社会事务，成为基层社会的重要力量。此期关注血族组织比较多的是刘兴唐，先后发表了数篇研究论文。如《宋代中国之血族公有财产制》对这种血族公有制财产制的产生、发展、形态、功能，财产的管理、分配和使用，及其所产生的弊病进行了论述。在1936年发表的《河南的血族组织》一文中，他又对近代血族组织的衰颓做了较详细的考察。而同年发表的《福建的血族组织》，对清代福建血族组织的祠庙和祭祀，共有财产的形式，血族组织的械斗，血族组织与赋役的征收，血族组织之间的关系，血族组织与封建官府的关系等进行了更为具体的研究。其所谓的“血族组织”，实际上就是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该文是近代以来历史学者较早对福建宗族的研究，文中许多观点和材料为其后弗里德曼所引用。

陈翰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农村经济学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中国农村社会问题。他关注到宗族参与珠江三角洲沙田的开发，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分析了沙田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权力与利益关系。在1934年所作《广东的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调查报告中，他便阐明了沙田区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的基本状况。在沙田区盛行包佃制，农民是沙田的直接耕作者，然而农民只是佃农，没有土地的所有权，沙田为诸多的“分益农”和“大耕仔”或佃户层层转租，形成了“一田多主”的复杂租佃关系。他还注意到大部分沙田被宗族占为族田，以及势豪之家对沙田激烈争夺的现象。1936年，陈氏出版了《中国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一书，指出了珠江三角洲沙田区族田的高比例、富家巨族对沙田的激烈争夺，宗族之间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沙田的围垦和抢夺，以及沙田的耕作方式等。陈翰笙的调查研究揭示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沙田和族田之间的密切关系，宗族与沙田开发、宗族之间围绕着沙田争夺所存在的复杂关系。

陈翰笙著《解放前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

此外，日本学界在民国时期就已有关于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在战前日本组织了对中国农村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如牧野巽《“支那”的家族制度》（岩波书店，1935年）和《“支那”家族研究》（生活社，1944年）《近世中国宗族研究》（日光书院，1949年）、清水盛光《“支那”家族的构造》（岩波书店，1942年）、《中国族产制度考》（岩波书店，1949年）等关于中国宗族研究的重要成果。20世纪50—60年代，在此前的研究基础上又相继出版仁井田陞《中国农村的家族》（东京大学出版会，1952年）、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创文社，1967年）；以及多贺秋五郎关于宗谱研究的资料汇编和著作，如《宗谱研究·资料篇》（东洋文库，1960年），其后又汇辑成《中国宗谱研究》（学术振兴会，1981年）等一批有关中国农村宗族研究的有重要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对中国的家族制度、构造、族产制度、宗谱等问题作了较为详实的考察，提供了中国宗族研究的“他者”视角，对全面认识中国宗族制度的产生及其构造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认识中国农村社会提供了重要参考。

总体而言，20世纪上半期的宗族研究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等因素密切关联，受到此期中国革命和社会转型的深刻影响。随着社会进化论在清末中国社会和学术界的传播，宗族因被视为阻碍中国历史和社会进步的落后因素而受到批判。20世纪初新史学所倡导的眼光向下及民间研究取向也是此期宗族研究的内在推动力，其研究理念和方法突破了传统的禁锢，开始引进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并发掘此前不被重视的族谱等新史料。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深入，宗族研究受其影响而逐步从注重宗法、宗族结构转向对其社会功能的研究，宗族组织也被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成为探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延续的重要对象。由此，宗族研究逐步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仁井田陞著『 中国の農村家族』

二、从结构、功能到区域研究：人类学华南汉人宗族研究的进路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如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不断传入中国，部分学者开始接受并以此开展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学、人类学方面也出版了几部比较有影响的华南宗族研究著作。其方法则主要受到功能学派的影响，采用了以参与观察为主的社区研究取径。

《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

海外人类学对中国宗族的研究较早可追溯到葛学溥（Daniel Kulp）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研究，葛氏利用学生暑期回乡的机会安排他们对凤凰村的家族组织展开调查，并利用学生调查资料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潮州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这是海外人类学首次利用文化人类学派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中国的村落社区。从凤凰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家族社会与婚姻、民间信仰，以及村落的社会控制等方面全方位地描述了凤凰村的总体概貌。其对中国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家族主义”这一核心概念。此外，该书的研究视野突破了村落的限制，开始关注更为复杂的村落与国家、基层社会的关系。葛氏的研究虽然还称不上全面和成熟，存在着许多缺点。然而，它使社会人类学从简单的原始部落社会研究开始向复杂的中国汉人社会研究转向，具有范式转型的重要意义。

其后，中国本土人类学者林耀华对福建义序的宗族组织进行了功能主义的研究。1934年，他在义序开展了为期三个月的实地调查，从宗族乡村的基础、宗族组织的形式和功能、宗族与家庭的联锁体系、亲属关系的系统和作用、个人生命史等方面考察了义序的宗族组织，并据以写成《义序宗族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燕京大学,1935年）。其突出贡献在于提出了“宗族乡村”的概念。“宗族乡村”的研究，也即“农业宗族”的研究范式，成为此后汉人村落宗族研究的一种基本模式。

1936年，林氏复在《社会学界》发表《从人类学的观点考察中国宗族乡村》一文，对“宗族乡村”重新进行定义。认为“宗族乡村乃是乡村的一种。宗族为家族的伸展，同一祖先传衍而来的子孙，称为宗族；村为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乃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今乡村二字连用，乃采自然地缘团体的意义，即社区的观念”。同时，还阐明了宗族研究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947年，林耀华还以小说体的形式出版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作者以福建乡下两户人家的兴亡为主题，以戏剧性的情节，呈现了民初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不仅便于人们对传统中国家庭观念与习俗（诸如风水、女权、大家庭制度等）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认识。也让我们藉由书中的故事，对这些深植中国人心中的问题有重新省思的机会。该书的另一重要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均衡论”的研究方法。总体而言，林耀华的中国宗族研究基本上是人类学功能主义的方法，对其后中国人类学的宗族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

林耀华著《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

此期，陈礼颂关于潮州村落宗族的研究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成果，他与林耀华一样同为吴文藻的弟子。《一九四九前潮州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是陈氏在20世纪30年代乡村调查基础上写成的一部社会学著作，初稿完成于1935年。全书论及的是1949年前潮州斗门乡的宗族结构、家族结构、宗族村落社区中宗族和家族的多元化功能、亲属称谓、婚丧礼俗等内容。其重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宗族村落社区”的概念，认为潮州各地村落都有浓厚的宗族与家族色彩，村民的日常生活都与宗族和家族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属于华南典型的宗族村落社区。其研究方法、内容和结构，实与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显示出社区研究和功能主义相结合的特点。

1948年，胡先晋（Hsien-chin Hu）出版了《中国宗族及其功能》（The Common Descent Group in China and Its Function）一书，探讨了中国宗族的组织结构（宗族组织的区域性发展、家庭和宗族的关系、宗族的构成、宗族的领袖）、祖先崇拜、族谱、私法权力、公产等。其研究方法明显受到了功能主义的影响。同年，许烺光的《祖荫下：中国的文化和人格》(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Chinese Culture and Personality)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次年在英国再版，1967年进行了修订，并将副标题改为“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与社会流动”。作者从1941年至1943年在云南大理喜洲镇前后进行了15个月的田野调查，并利用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研究方法，对喜洲镇人的生产、劳动、宗族生活、婚姻、家庭和宗教祭祀等方面展开民族志的研究。按照当时流行的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社区研究”的构想，许氏试图通过这类“社区研究”来揭示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但问题是他们都忽略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各区域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仅靠一两个社区的研究并不能完全认识整个中国社会。正因如此，许氏的研究被利奇认为是一项失败的研究。然而，许氏所采用的社区研究路径，对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细致考察，为认识中国传统社会提供了重要参照，使其成为中国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Francis L. K. Hsu著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 Kinship, Personality, and Social Mobility in Village China

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宗族研究，属于继嗣性亲属宗族的研究，方法上主要受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结构功能分析的影响，并重视单线宗祧群体。葛学溥、林耀华等人的研究，侧重于考察亲属制度及其继嗣原理和亲属称谓等方面，并开始注意到宗族的多元社会功能。在此期的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中，宗族无一例外地成为人类学家所青睐的研究对象，如前述葛学溥、林耀华、许烺光、胡先晋、弗里德曼等学者都试图透过宗族来探讨中国村落社区的结构。此期的汉人村落宗族研究对于人类学中国社会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为人类学研究中国社会找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切入点，也为人类学确立了通过村落宗族来研究整体中国社会的基本模式。此外，中国宗族研究从近代兴起时就与西方社会科学有着密切联系。人类学采用功能主义的方法，并结合历史学的理论方法开展中国宗族研究，在注重共时性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历时性的因素，形成了历史学与人类学协同研究的趋势。

拉德克利夫-布朗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大陆的人类学研究受到苏联人类学模式的影响，其研究实践主要在民族研究的名目下开展，故而关于汉人宗族研究的成果较少。与之不同的是，海外人类学在港台地区的汉人宗族研究却在蓬勃地开展，试图通过对两地汉人宗族的研究来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战后欧美人类学者在香港新界地区从事汉人宗族的田野研究者，如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依据其在此地开展的三个月的田野调查，写成《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进一步完善其中国宗族理论；波特（Jack M. Potter）则调查了屏山邓氏宗族的社会变迁；裴达礼（Hugh Baker）则以上水地区廖氏宗族为研究对象，对其宗族历史、亲属关系、宗族结构及其社会变迁等问题作了系统考察。在台湾地区进行汉人宗族研究较著名者，如孔迈隆（Myron Cohen）在台湾南部高雄美浓镇关于烟草种植与联合家庭之田野研究；马丁（Emily M. Ahern）在台湾北部汉人村落溪南关于祖先崇拜问题之考察；帕斯特耐克（Burton Pasternak）在台湾南部的客家村落打铁村和嘉南平原闽南村落中社关于宗族形成之“水利灌溉”和“边疆条件”的田野研究，都是以台湾的田野实践案例来与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对话，而这又刺激并推动了台湾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的开展。两地的汉人宗族研究都以结构功能理论为指导，以社区研究方法为取径，并以村落民族志的方式考察汉人社会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变迁。

宗族问题是台湾地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汉人社会研究最普遍关注的就是宗族与家庭，而这正是西方人类学关注中国社会的核心主题。二战后西方人类学对中国宗族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弗里德曼，主要成果包括《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Lineage Organization in Southeastern China，1958）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1966）等著作。其以宗族研究为核心，建构了一种以人类学理论为基础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对其后海外人类学和台湾人类学的汉人宗族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庄英章便指出，“1960—70年代台湾的汉人社会研究，大概受到弗里德曼的影响，研究兴趣大多集中在家庭、宗族、婚姻、宗教、信仰和仪式行为等”。他将台湾汉人宗族的研究分成五个方面：（1）宗族的意义与范围；（2）宗族的源起；（3）宗族的分支与融合；（4）宗族的衰微及其对现代社会的适应；（5）宗族发展与社会变迁等。其中，前四项几乎都是以弗里德曼的研究为起点，唯有第五项例外。由此可见弗里德曼宗族理论对台湾人类学汉人宗族研究的影响之大。

Maurice Freedman著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庄英章在谈到台湾人类学者的汉人宗族研究时还指出，在以往的人类学汉人宗族研究中，尤其是在对于宗族起源、分支和衰落等问题的研究时，往往只关注宗族结构本身的探讨，而没有注意到对于历史架构的整体理解。因而，对于宗族发展的研究，始终处于比较低级的层次，无法看到其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在汉人宗族研究中只有将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从文献中获得对于历史过程的理解，才有可能整体地看到宗族发展的历史脉络。阐明了台湾汉人社会研究过程中理论方法的变化，以及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融合对于汉人宗族研究的重要意义。在台湾汉人社会研究中除宗族外，还涉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族群关系、婚姻形态、祖先崇拜、民间信仰、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垦殖与移民社会、历史人口学等研究主题，都表现出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对话，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而这都与“浊大计划”的推动有着密切关联。

“浊大计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整合型的区域研究计划，试图通过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在特定的区域合作开展调查研究，发挥其各自专长，形成区域的协同研究。对于台湾汉人社会研究来说，该计划突破了此前以村落社区为主的研究模式，转而开始以乡镇、甚至更大范围为研究对象，注重区域及其整体性的研究。同时，人类学者在共时性的结构研究外，更加注重历时性的社会变迁，并重建汉人社会的历史，以此探讨汉人移民对于台湾社会的适应及发展，台湾文化与福建、广东汉人传统社会文化的关系，及其在台湾社会的发展形态等问题。经过“浊大计划”的推动，形成了一批关于台湾汉人宗族发展的研究课题。

庄英章

在汉人宗族方面，李亦园、王崧兴、吴燕和、谢继昌、庄英章、林美容等都先后进行过相关研究。李亦园对汉人宗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吃伙头”，汉人家族的祖灵庇佑问题，祖先牌位供奉与财产关系问题，坟墓风水仪式是否操弄祖先骨骸，汉人家族的传统与现代适应等方面。王崧兴则从家族的定义，家户和家族的区别与联系，家族与聚落形态的关系，家族结构与经济发展，家族制度与经济发展等方面讨论了宗族与汉人社会的关系。吴燕和讨论了中国宗族制度的发展及其兴衰的条件。谢继昌以台北县仰之村的家族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家族的定义、家庭的形式、祖先崇拜和家族的关系、分家与家族的关系以及轮伙头制度等问题。庄英章注重对弗里德曼的宗族理论进行检讨，并以此探讨台湾汉人宗族发展的特性。林美容则透过草屯镇内血缘聚落的发展，来检视传统台湾汉人社会之结合的方式。从这些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台湾区域社会的研究形成了重视家族与亲属制度及祖先崇拜的研究倾向，而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问题意识的影响。这构成了“浊大计划”先期工作的重点，这个重点后来直接诱发了对祭祀圈、信仰圈理论的思考。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该计划所发展出来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突破，及其所形成跨学科研究的范式。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历史学和人类学在台湾汉人社会研究中开始逐渐汇流，区域及其整体性在人类学研究中也逐步得到重视。

“浊大计划”成为台湾人类学研究的转折点，在研究方法上由过去单纯的依靠田野调查方法而转向田野与历史文献的结合，历史研究的方法与人类学的方法开始得到紧密结合。如王崧兴1972年在彰化平原研究八堡圳的问题，就是从族谱、契约、会份簿等文献资料来检讨八堡圳的开发；陈奇禄谈到汉人宗族的问题，也强调必须从历史材料方面着手来研究。由此，台湾人类学者研究汉人社会时，采借一些历史学者材料或者从历史观念来探讨开发史的问题已经成为潮流。而台湾人类学汉人社会研究中这一方法的形成，与“浊大计划”的推动是紧密关联的。如庄英章指出，“‘浊大计划’基本上是采用历史文献，并采借历史学的观点或材料来探讨，像陈其南在彰化的研究，是企图谈台湾汉人社会的建立以及如何从移民社会转型到所谓土著化或内地化的过程。我个人在林圮埔的研究，也是想透过像族谱、宗族会份簿等材料，以及从寺庙的材料来重建过去汉人社会的发展经过，再进一步来谈宗族发展的理论”。主张人类学家需要借助历史的材料开展宗族研究。

张宪炎主编《历史、文化与台湾——台湾研究研讨会五十回纪录》

“浊大计划”在方法论上对其后台湾社会研究所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为汉人社会研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奠定了基础，这一研究取向为此后“华南研究”所吸收，逐步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开始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单元，强调整体性研究，而这一研究取向的形成又与弗里德曼宗族理论和施坚雅宏观区域体系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联。由于村落民族志在探讨区域及跨区域社会整体性方面的局限越来越明显，区域研究由此而受到人类学家的重视和青睐，并逐步发展为汉人社会研究的重要范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政治因素影响而中断了的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大陆得到恢复和重建，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先后建立起了社会学、人类学学科。人类学重建后，开始从50—60年代的少数民族调查重新转向汉人社会研究，并接续了30—40年代的社区研究方法和功能主义传统，涌现出一批村落社区田野研究的民族志作品。关于汉人宗族的研究，最初大抵从福建和广东地区的宗族村落社区调查研究开始，包括对学术名村的重访、回访和追踪研究，如庄孔韶、阮云星分别对林耀华所研究的金翼黄村和义序宗族村落的重访和追踪研究；周大鸣对凤凰村的追踪研究；孙庆忠、高崇对广州南景村的重访和再研究等。王铭铭对闽南宗族村落的社区史研究；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所主持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调查研究，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村落宗族和乡村都市化的研究等。他们延续了早期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在其基础上作了新的开拓，并突破了村落社会结构的范围，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更宽广的区域，关注到了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乡村宗族的现代变迁，逐步形成新时期人类学汉人宗族研究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

黄淑娉主编《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

三、从区域社会经济史到历史人类学—华南宗族社会史研究的范式转型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史学界的学术主流，社会形态、社会分期和阶级斗争等问题的研究一时趋盛，这些都直接影响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宗族研究。其时，宗族作为封建专制落后制度的观点逐渐支配了中国的学术理论界，对它的研究特别强调政治属性。由于突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历史是阶级斗争史，家族、宗族问题的讨论自然也完全被纳入了这一轨道，与政治捆绑在一起，对之批判也更趋激烈，几乎完全被视为一种负面的历史因素。期间，只有少数学者，如张政烺、金景芳、唐长孺等，尚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之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认为宗族在历史上也有其积极的方面，为辩证地认识这一历史与现实问题提供了比较理性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陆社会史研究基本笼罩在政治史范式下的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华南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等原因，相对于其他区域，其宗族研究中沾染的这种“左”的偏激性似乎要少一些。这一时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是华南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镇，其宗族史研究也由此发展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式。

厦门大学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传统主要由傅衣凌开创，从20世纪30年代起他就以社会经济史的理论方法开展“乡族”问题的研究，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明清乡族研究的成果，形成比较系统的“乡族理论”，成为明清社会结构研究中具有指导性意义的重要理论，深刻影响了其后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

从20世纪30年代起，傅衣凌就开始了对明清福建乡族的研究，其出发点在于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三四十年代，傅氏先后发表《秦汉的豪族》（《现代史学》1933年第1卷第1期）、《唐代宰相地域分布与进士制之相关的研究》（《社会科学》1945年第1卷第4期）等论文，考察中国历史上血缘与地缘结合的不同形态的社会组织及其历史意义。抗战时期，在福建省内地的山区，傅氏见到了许多与乡族相关的现象，开始思考并形成“乡族集团”的概念。在1944年发表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和1946年《论乡族集团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这两篇文章中，他集中考察了乡族与土地占有、地权转移和租佃关系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中国封建地主经济的基本特征。

陈支平主编《相聚休休亭：傅衣凌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

新中国成立后，傅衣凌对乡族问题的研究视角开始转向非实体的“乡族势力”，探究导致中国封建社会迟滞的、落后的因素。在1961年出版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一书中，他不仅论及乡族与地主经济的关系，而且揭示了乡族在水利、交通、集市、贸易、度量衡等领域对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对明清时代永安农村黄历乡的地权转移和地价的研究中，傅氏从地权转移的习惯找到了豪族长期存在的经济根源。他发现明清时代乡村的地权转移，不是宗族，就是姻亲。由此，他认为这一地权转移的原则符合中国农村社会以“大族总辖小族，强房统摄弱房”的原理，而这氏族制“产不出户”的残余，即族人有土地要出卖或转让时，必须遵循族人优先的原则，然后才可交由外人承买，正是这一地权转移的习惯成为中国历代地方豪族能够保持其特殊势力的基础。其后，傅氏还发表《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厦门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考察》（《历史研究》1963年第4期）等多种关于乡族研究的成果，提出了“乡族势力”和“公”“私”体系的概念，进一步完善了乡族研究的理论体系。

在其遗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傅氏对之前的观点进行了补充，用“乡族网络”代替“乡族势力”，明确指出“虽然乡族仍然保留了亚细亚公社的残余，但其组织形态已经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而多次发生改变，不仅可以是血缘的，还可以是地缘的，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多元的、错综复杂的网络系统，并且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在他看来，乡族组织包括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所有实体和非实体的组织，然而，它们都为乡族网络所控制，并且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只有在这一网络中才能得到确定”。至此，傅氏再次阐明了乡族的社会性质及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并提出了“乡族控制基层社会”的基本观点。

傅衣凌著《明清农村社会经济》

傅衣凌的研究在方法上与此前史学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利用民间文献证史，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同时，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开展史学研究。傅衣凌所开创的这一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了其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广东和福建两地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并成为其研究的指导性方法。傅衣凌的“乡族理论”由其弟子杨国桢、陈支平、郑振满等学者传承和发扬，发展出杨国桢的“乡族共同体”和“乡族所有论”，陈支平关于福建家族社会文化和族商的研究，郑振满的“乡族地主经济”理论，王日根、刘永华也在继承傅氏乡族理论的基础上作出了新的开拓，形成了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明清福建宗族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为华南宗族与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模式。

中山大学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则以梁方仲为主要开创者，其以“一条鞭法”的研究驰名中外，代表作有《一条鞭法》《明代赋役制度》《明代粮长制度》和《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等。梁氏早年曾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书，受过现代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同时，又因家学渊源，从小深受中国传统学术的熏陶，兼有熟习古代文献之长。他在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二十余年，以扎实的文史修养和良好的西方经济学造诣，尝试将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中国历史研究，建立中国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学科建设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

梁方仲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突出贡献主要在于明代赋役制度史的研究，如关于一条鞭法、粮长制、黄册、鱼鳞图册、里甲制度、易知由单、户帖制等课题的研究，晚年更从事于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综合研究。其对于赋役制度的研究，形成了注重制度史和社会史相互贯通的研究风格，揭示出赋役制度演变与各时期里甲制度、宗族制度的紧密联系，对其后广东地区宗族与里甲、赋役制度的研究影响甚大。

在广东区域社会研究中，汤明檖、叶显恩继承了梁方仲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传统，致力于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刘志伟、陈春声等年轻一辈学人继踵其后，将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广东地区宗族问题的研究，以叶显恩、谭棣华、罗一星、陈春声、刘志伟、黄永豪等为代表，涉及沙田开发、农业史、商业史和赋役制度史等领域。他们受到梁方仲和傅衣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并将之运用到明清宗族研究中，通过对与宗族相关的经济问题的考察，探求明清社会结构的演变和国家转型，形成了广东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宗族研究范式。

与此同时，日本学界的中国宗族史研究也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尤其是随着森正夫“地域社会论”的提出，宗族研究开始关注更为广阔的地域社会中的乡绅、市场圈层、赋役制度、沙田开发、里甲制和移居等主题，展现出宗族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如西川喜久子、松田吉郎、片山刚、滨岛敦俊、山田贤、上田信、井上彻等学者都有非常重要的关于明清宗族与地域社会研究的成果。他们从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视角探讨乡绅、宗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进而透视地方社会的历史脉络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井上徹著『 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義の視点からの分析』

总体而言，20世纪50—90年代，闽粤地区的区域史研究基本上是在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之下开展的，显示出明显的重视经济问题的研究，从经济现象来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在宗族研究上，则体现为对宗族经济问题的讨论，而其目的便在于说明宗族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迟滞和对资本主义萌芽的阻碍。这是与当时学界的研究热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视窗。此期中国宗族史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宗族制度被视为社会制度看待，更加注重宗族制度与国家政治的互动关系。宗族与区域研究开始呈现紧密结合的趋势，注重考察国家与地方社会之关系。90年代以后，随着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闽粤地区的明清宗族研究逐渐超越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视野，开始引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呈现出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并行的趋势，并相互渗透和融合，此后更是发展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趋势，中国宗族研究也由此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郑振满和陈春声等华南学者的广泛倡导和实践下，历史人类学成为中国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范式，宗族研究也在此范式下蓬勃开展，成功实现了其范式转型，走出了一条华南宗族社会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之路。

华南研究关注的焦点在于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关系，即通过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及整合，来理解地方社会纳入王朝国家体系的过程。在这一分析架构中，宗族、民间宗教、士绅等地方社会的基本力量便成为沟通国家和地方社会的重要平台。在华南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科大卫、萧凤霞和刘志伟对于香港新界、珠江三角洲地域社会史的研究；陈春声对于潮州民间信仰与地域社会建构的研究；郑振满对于莆田平原宗族和宗教关系的研究等，都成功地实践了通过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来透视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互动、整合以及明清国家的转型，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宗族研究范式。

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

华南学者立足于香港新界、珠江三角洲和福建区域社会，筚路蓝缕，深耕四十余年，从关注明清乡族、赋役制度、民间信仰、族群到对基层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并实现了向历史人类学研究的转变，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就宗族研究而言，无论研究方法和范式如何转换，他们始终坚持从宗族的历史脉络出发，注重对制度史的理解和观照，探寻制度运行背后的逻辑和理路。其对中国宗族研究的贡献在于借鉴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将田野调查与民间文献相结合，在结构和功能之外更加注重地域社会文化的因素，并将之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脉络中，以达到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同时，他们提出“礼仪标签”“结构过程”等分析工具，注重对宗族研究中历史过程的追溯，通过宗族的研究来揭示区域的结构过程与文化中国的创造过程。并尤为关注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与整合，以凸显出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与明清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迁，为中国区域社会研究贡献了一个值得借鉴的华南区域研究模式。

科大卫著《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

四、结语

华南宗族研究的演进路径，包括1949年前中国内地和战后中国台湾、东西方学者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社会经济史范式的明清华南宗族研究，人类学重建后的华南汉人宗族研究，以及华南宗族社会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展现出不同的视野、理论与方法。历史学的宗族研究较为关注宗族的属性、结构和制度等问题；人类学的汉人宗族研究则受到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的影响，在方法上注重田野调查，以村落民族志研究为主，形成“宗族乡村”研究范式。历史人类学的宗族研究，关注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地域社会文化和结构过程，以及地方社会与王朝国家的互动和整合，进而揭示明清社会的变迁和转型。

二战后海外人类学在中国港台地区的汉人社会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深刻影响了其后华南宗族与区域社会研究的开展。随着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田野调查点的关闭，海外人类学者先后进入到中国港台地区开展汉人宗族与村落社区的研究。由于受到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理论和施坚雅区域体系理论的影响，海外人类学对于中国港台汉人宗族与村落社区研究在共时性的结构之外，开始重视历时性的社会变迁之考察。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人类学者也开始注重族谱、契约等历史文献资料的收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得到紧密结合，跨学科研究得到加强，形成历史学和人类学汇流的趋势。同时，区域研究在汉人社会研究中得到重视，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观念在人类学的村落社区研究当中得到鲜明体现。人类学重建以来的华南汉人社会研究仍然是以宗族为复兴起点，开启了学术名村的追踪、回访和重访研究，对宗族村落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作民族志的田野研究。并重视探讨村落宗族与基层社会，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拓展出社区史的研究视野。他们大部分延续了20世纪上半期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进行了新的拓展，体现出人类学重建以来华南汉人宗族研究的旨趣和现实关怀。

陈春声、郑振满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

与此同时，华南地区形成了以区域社会经济史为主要范式的明清宗族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体系，并形成宗族与区域社会研究结合的特点，宗族研究成为华南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宗族研究，为其后中国宗族和区域社会研究在理论、方法和范式的形成等方面奠定了基础，塑造了其注重宗族与区域研究、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特点，而这又成为“华南研究”与历史人类学形成的重要学术和理论渊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人类学成为华南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学术潮流，其以宗族研究为典范，为传统中国宗族和基层社会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提出了中国宗族和区域社会研究的新路径，建构了独特的研究范式。纵观华南宗族与区域社会研究，对于整体性的强调是其所展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人类学的宗族研究虽多以宗族村落社区为个案，但是人类学者们并未局限于此，而是怀抱着整体性的学术视野和关怀，将宗族与区域社会的历史发展相联系起来，注重宗族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考察。而区域社会经济史和历史人类学的宗族研究则强调整体史的理念，通过宗族的研究来探讨区域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内在机制及其历史脉络。

刘志伟著《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

随着历史人类学在华南区域社会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和实践，包括宗族研究在内的传统课题如民间信仰、族群、卫所、军户、移民、地方社会与国家建构等领域的研究也都开始引入其理论方法。人类学在共时性研究的同时，也更加注重社会史的考察。这一特点在重建后的人类学的华南汉人宗族研究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如庄孔韶和王铭铭对于福建宗族村落社区的研究，劳格文所主持的“中国农业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研究计划对于客家传统村落的调查研究，以及此后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在梅江流域所开展的系列调查研究。它们除了在方法上具有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之外，还回应了当时学术界关于区域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讨论。尤其是这些大型的区域比较研究计划，它们在功能主义和社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突破了村落社区的限制，开始向区域的整合研究转型，显示出跨区域和区域比较研究的视野和学术关怀。因此，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和发展，可谓是华南宗族研究和华南区域社会研究的一条主线，也为其他区域社会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借鉴。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4期，作者：陈海斌，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编辑：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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