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近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峰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等成为合作新热点。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已经正式签署的当下，可以看到，中国—东盟合作正在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阶段。
这组变化放在当下尤其值得关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站在何去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思潮涌动，地缘政治冲突频发，“零和博弈”的旧思维仍有市场，给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蒙上阴影。在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危机、数字治理、经济复苏等跨国性议题时，现有治理体系暴露出代表性不足、有效性缺失和公共产品供给乏力的结构性困境，全球治理的“赤字”与“失衡”愈发显著。
在这一全球性迷思之中，国际社会迫切呼唤破局的新思路与务实的新方案。它不应是旧体系的修修补补，更不能是强权政治的翻版，而是立足于平等互利、聚焦于共同发展、致力于协同创新的新型合作范式。
中国与东盟多边主义的区域合作，根植于亚洲文化，强调务实主义、发展优先与自主性，精准地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与区域合作中的普遍困境与核心诉求，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带来了至少三重启发。
第一个启发是，以发展权优先，超越意识形态划线。全球治理体系长期被发达国家主导的议程所塑造，后者常将政治价值观、人权等议题与发展援助相捆绑。中国-东盟合作的基础不是相同的政治制度，而是共同的发展愿望。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关税减让到全产业链的协同布局，合作始终围绕如何创造财富、改善民生展开。它表明，发展中国家有权将发展权置于国际交往的中心位置，并理直气壮地要求全球治理体系更多地关注减贫、工业化、债务减免等实质性议题，共同要求一个更加公平、聚焦发展的全球经济秩序。
第二个启发是，以有效治理替代程序空转。发展中国家在照搬西方的多边模式时，容易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治理空转，致使发展机遇在漫长的磋商中流失。中国-东盟的合作强调务实主义，注重合作参与国的舒适度。中国-东盟合作直击传统全球治理机制在应对发展中国家议题时反应迟缓、口惠而实不至的痛点，尤其是在涉及发展筹资、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转移等全球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上，必须用“项目是否落地、民生是否改善”作为衡量治理有效性的最终标准。这种务实精神，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权的尊重。
第三个启发是，以自主发展、互联互通替代依附模式。历史上，发展中国家往往陷入对中心国家的单一依附。中国-东盟合作则强调发展赋能与体系共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与东盟互联互通规划的深度对接，双方共同打造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产业协同与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例如，雅万高铁不仅为印尼提供了一条现代化铁路，更带动了当地工程技术、运营管理和配套产业的全面升级。中马“两国双园”模式，则开创了跨国产业链、供应链无缝衔接的新范式，推动东盟国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环节。
中国—东盟合作的实践证明了发展与安全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应对复杂治理挑战，展现了对话协商相对于对抗冲突在处理分歧上的优越性，体现了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平等合作的可能性。在全球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合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亚洲方案。（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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