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冲突审查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为何失守？

——从熊智代理朱万贵与海口中院“反向并案”说起

作者：若冲，2026年9月21日首发于“冲盈视界”，山东

相关报道：（作者刘虎、张梦云）

2026年9月，海口中院审理一起诈骗案。被害人联华公司的诉讼代理人，换成了北京市北斗鼎铭律师事务所主任熊智。

联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叫朱万贵。朱万贵是张家慧案生效判决认定的行贿人。而熊智，正是张家慧的一审辩护人。

一个律师，先帮受贿法官辩护，再帮向这个法官行贿的人出庭。这就像一个人先给小偷辩护，转头又给被偷的人当代理人，而且他手里还握着前一个客户的秘密。 普通人一看就觉得不对劲。更不对劲的是，法院没有拦。

律师不能吃了原告吃被告，这是常识

熊智不是普通律师。他是律所主任，拿过“全国优秀律师”称号，不可能不懂利益冲突规则。

他在张家慧案里做了什么？他会见张家慧，查阅全部卷宗，掌握张家慧关于朱万贵行贿的供述和辩解。朱万贵向张家慧行贿90万元，请托事项就是“在涉及联华公司的案件中作出有利裁判”。这些细节，熊智知道得比公开判决书多得多。

律师对前客户的秘密，负有终身保密义务。委托关系结束了，保密义务不结束。现在熊智接受朱万贵一方的委托，他在后案里的每一步代理，都可能用到前案的信息。这等于拿前客户的秘密，去帮前客户的对手。

律所本该把住第一道关。北京律协的规则写得很清楚：接受委托前必须查利益冲突，有冲突就不能接；除非前客户书面同意豁免。张家慧正在服刑，有没有给过书面同意？没有任何公开信息。律所没有审查，或者审查了却放行，这就是律所自治的失守。

法院不是看客，发现代理有问题必须管

很多人以为，律师代理有没有问题，是律所自己的事。错了。法院对诉讼代理人资格，有法定审查职责，不是可管可不管。

法院在立案和审理时，都要审查代理人有没有法律禁止的代理情形。发现利益冲突，应当责令其停止代理。这不是等对方提异议才处理，而是法院主动该做的事。

张家慧案和本案有没有关联？有。朱万贵行贿张家慧的事实，正是本案的基础事实。一个曾通过行贿操纵仲裁和诉讼的人，现在以“被害人”身份参与对债权人的刑事追诉，他的正当性本身就成问题。熊智作为前辩护人，掌握这些信息，再代理朱万贵一方，冲突是结构性的，不是靠“注意分寸”能解决的。

法院如果继续允许熊智代理，后果很直接，熊智能预判控方证据，了解张家慧怎么描述行贿细节，而被告人一方没有对等信息。这不是正常的诉讼技巧，这是利用前案涉密信息形成的信息垄断。法院沉默，就是给违规代理开绿灯。

已经审了两遍的案子，为什么又并进新案？

本案还有更离奇的操作。

前案在2025年4月完成第一次完整庭审。因为审判长退休、合议庭成员变动，2026年4月又把整个庭审走了一遍，然后宣布择日宣判。按常理，就等判决了。

结果2026年5月，海口中院对刘小白另案立案，新增被告人汤庆军，把已经走完两遍庭审、等待宣判的前案，整体并入这个还没开庭的新案。

法律规则是并案处理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法院审判。意思是后案并入前案，不是前案倒挂进后案。海口中院反着来。

“反向并案”的后果直接导致前案两次庭审的质证、辩护全部作废，重新再来。 严泽胜和汤庆军的案子毫无关联，却要陪一次庭。更关键的是，前案审限快到了，并案后期限重新计算，变相规避了审限监督。

而本案主办人、海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三级警长刘凌霄，已经因收受朱万贵15万元贿赂被判刑七年九个月。生效判决明确认定，刘凌霄行贿的目的就是“加大对刘小白、严泽胜涉嫌诈骗案件证据材料的处理力度”。一个建立在行贿办案人基础上的刑事程序，法院不仅不审查，还用反向并案继续拖。

还有，本案的立案程序本身就存在倒置。2023年10月7日，海南省公安厅在联华公司尚未正式报案的情况下，提前出具《指定管辖决定书》；10月9日，琼海市公安局才出具《受案登记表》；10月10日，办案民警才到联华公司做第一份报案笔录。 被害人还没报案，省厅已经把案子指定好了。这种“先指定、后受案、再笔录”的顺序，说明刑事程序的启动从一开始就不是被动的、中立的，而是有明确方向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还敢？

张家慧案不是小案子。一个高院副院长，受贿4375万元，37名行贿人，其中18个是律师。判决书震惊全国，海南司法系统为此开展了专项整顿。

按常理，这种级别的案件之后，海南法院系统应当人人自危、如履薄冰。尤其是涉及朱万贵的关联案件，更应当主动回避、严格审查，避免再次触碰红线。

但海口中院偏偏反着来。 在张家慧案已经明确认定朱万贵行贿90万元、请托事项就是“在涉及联华公司的案件中作出有利裁判”的情况下，海口中院不仅允许朱万贵的代理人换成张家慧的前辩护律师，还用“反向并案”把已经审了两遍的案子推倒重来。

这胆子确实不小。 一个已经因司法腐败震动全国的法院系统，面对与腐败案直接关联的当事人和律师，不是加倍谨慎，而是继续在程序上做手脚、在审限上绕监督、在代理资格上放绿灯。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张家慧案打掉的，可能只是被暴露的那一批人。 那些没有被查处、仍然在关键位置上的人，或者那个仍然在运转的链条，还在起作用。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如此高压的反腐背景下，海口中院还敢用这种方式处理一个与张家慧案高度关联的案件。

海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张光亲，2026年7月被开除党籍，通报说他“执法犯法、靠案吃案，大搞司法腐败”，“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张光亲曾任儋州法院院长、三亚中院院长、海南高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属于海南法院系统的核心层。他在张家慧案之后仍然落马，说明“靠案吃案”的模式并未因张家慧伏法而根除。

但也要看到，这些查处都是被动的、滞后的。张光亲因其他案件牵出，董长青因退休后被查，刘凌霄因朱万贵在庭审中被曝出行贿而暴露。没有一个是被主动监督发现的。 这说明，制度层面的审查机制没有发挥应有的拦截功能。 海口中院在本案中的表现——该审查的不审查，该拦截的不拦截——正是这种制度性失灵的具体体现。

行贿的没事，被追债的关着

朱万贵向张家慧行贿90万元，向海南仲裁委副秘书长刘彦勋行贿100万元，向海南高院民一庭副庭长王庆伟行贿35万元，合计240万元。四名受贿司法人员都已判刑。朱万贵本人，至今没有被追究刑责，反而还在通过刑事程序追诉债权人。

严泽胜2023年10月被刑拘，关了近三年。汤庆军被羁押超过五百天。他们的债权，都经过法院生效判决确认。而行贿240万元的朱万贵，逍遥法外。

判了受贿的，留着行贿的，关着被追诉的。 这种状态，比单个腐败案件更让人不安。

未来会是谁的未来？

熊智代理朱万贵，律所不该放行，法院更不该允许。反向并案，法院不该做，更不该用程序技术拖延审理。而在张家慧案已经震动全国之后，海口中院还敢这样操作，说明这条链条上，还有没被拔掉的根，制度性的拦截机制还没有真正运转起来。

张家慧案留下的不只是一份判决书，更是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的，是律所自治的失守、法院审查职责的放弃，和一个还在运转的“以刑化债”链条。该拦的时候不拦，该管的时候不管，底线就会一步步退让。而退让的代价，是那些已经被关了近三年的人，还在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判决。

本文基于公开报道及生效司法文书撰写，所涉争议事项以司法机关最终认定为准。文中观点仅作法律与程序分析，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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