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9月19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飞猪、同程旅行、途家民宿、美团酒旅四家头部OTA平台涉嫌相关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这是继携程集团反垄断处罚后，在线酒旅行业又一标志性监管动作。
对此，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方超强接受数字经济新媒体&智库——#网经社 独家专访。
简单来说，《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是两类不同的竞争失序行为，可以通俗概括为“宏观”与“微观”之别，即“结构规制”与“行为规制”之别。
《反垄断法》规制的是垄断行为，其逻辑起点是市场力量：只有当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或与其他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时，其行为才可能借助市场力量排除、限制竞争，因此执法须从相关市场界定、市场份额切入，最终审查的是对行业整体竞争结构的损害；
《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不问经营者的体量与地位，只要竞争手段落入法定情形即构成违法，审查的是行为方式本身的正当性。就具体行为的审查而言，反垄断调查同样会评价行为手段——以携程案为例，“二选一”独家合作、强制“全网最低价”、通过技术工具直接改价等手段的不正当性，以及消费者权益因此受损的事实，均被纳入审查。但在反垄断框架下，这些要素服务于“排除、限制竞争”这一损害结果的证明，而非行为定性的起点。
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电子商务法》的立案调查则不同：不审查市场份额，也不以是否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为前提，直接审查行为是否落入法定情形。就“是否构成强制”“是否低于成本”这类事实认定而言，两条路径的判断标准是相通的；真正的分野在于构成要件——前者须叠加支配地位与竞争损害效果，后者以行为符合法定情形为已足。另一个核心差异在于处罚标准。反垄断处罚以上一年度销售额为基数，按1%—10%的比例计罚，并没收违法所得——携程案即按7.5%计罚，罚没合计51.79亿元；《反不正当竞争法》则适用定额罚（如新法第十四条最高200万元），并可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直至停业整顿，两者罚款量级相差百倍以上。
但对行业行为的矫正的力度，并不因为罚款量级的悬殊而呈现力度的区别，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可以立案调查、处罚的市场经营主体更广，对行业商业模式、竞争秩序的矫正效果未必弱于“杀鸡儆猴”的天价反垄断处罚。
专家介绍：方超强，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互联网电商事务部执行主任、浙江省律协网络信息专委会委员，杭州市律协数字经济专委会委员，浙师大法学院数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具有丰富的诉讼和公司顾问服务经验，尤其擅长互联网、电商、知识产权等领域前沿法律问题的研究、合规和诉讼，包括社交电商合规、直播(网红)电商台规、新型网络不正当竞争维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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