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年前的中国农影黄金岁月——忆农业科教电影《水稻简易工厂育秧》拍摄见闻与往事

四十三年前的中国农影黄金岁月

——忆农业科教电影《水稻简易工厂育秧》拍摄见闻与往事

纪实散文

作者｜王军武

2026年9月20日

【题注】

本文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而作。

该中心（简称"中国农影"）深耕农业科教电影七十七载，于光影之间记录世代耕作；昔日之基，成就于此，今日与未来之农影，仍将继续耕耘于这片灿烂光影之中。

【作者简介】

王军武，山西霍州市人。农业科教电影专家，原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后更名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国家一级导演，现已退休。1975年大学毕业后由国家分配至农影，从事农业科教电影与纪录片编导工作，历时38年。期间编导农业科教电影及电视片近百部。其中编导的农业科教电影均经国家电影局审查通过、收购，在全国农村发行放映；编导的农业电视片经电视系统播出。年年扎根田间拍片，年年有编导的科教电影作品面向全国农民观众。其农业科教电影创作理论与经验总结论文，已发表于《中国电影年鉴》。

本文所写，不是故事，是经历。

业余从事诗词创作，中华诗词学会、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网络诗歌学会会员，《中国乡村人才库》认证作家。曾获评"2021年度《青年文学家》作家理事会优秀作家"。累计发表诗歌1700余首，部分作品入选《临屏精华诗词赏析》《燕京中国精英诗人榜》《中国当代诗坛名家代表作》《中国当代诗歌大辞典》《中国百年诗歌精选》《当代中国诗词精选》《当代诗人作品精选》《中国经典乡村文学选编》《汉语散文札记》等四十部纸质诗文选本。相关选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团结出版社、中国美文出版社、华文出版社等出版发行。

【作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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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今天偶然在网上搜到我当编导、1983年拍的《水稻简易工厂育秧》那部农业科教片的介绍，挺惊喜，心里一下子翻腾起来。四十三年前拍这部片子的事，一件挨一件，一幅挨一幅，全冒到眼前。想着想着，眼圈就湿了。那年我三十一，已经是个拍过好几部农业科教片的中年编导了。

以上这两张图，就是我在网上偶然看到的。

记得很清楚，那是1983年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农影的艺术副厂长兼编导室主任李仲英召开节后见面会。一番礼节性的拜年之后，他讲起了新的一年编导室的全年工作安排。会议不长，大约一个多小时。他的讲话中提到，部领导有交代，要我们拍摄一部技术推广型的科教电影《水稻简易工厂育秧》。但这件事怎么落实，他还没想好，说会和编导室其他两位领导商量，尽快落实。

会后，我跟着他进了办公室，把我在1982年春季写好的农业技术推广片《水稻简易工厂育秧》的文学剧本和分镜头剧本一起交给他看。

他看到剧本十分惊讶，抬起头直瞪瞪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带着微笑问："这是怎么回事，你什么时候写的？"我说，去年3月我在湖南岳阳洞庭湖区拍片子，顺便看了几个村子农户搞的小型工厂育秧，觉得很有意思。回来后，又因拍片到石家庄，就这一技术我专程去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采访了一位专家。他给我详细讲解了这项技术，并给了我一些材料。我就根据这些采访写了这个本子。我原本想在春节假期结束后，等编导室安排编导报拍摄选题时，我就把“水稻简易工厂育秧”这个题报上来。不知这是不是你讲的那个"水稻简易工厂育秧"。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倒有点'雪中送炭'哇！"。他接着说，刚过完节，一会儿我们领导班子也要开个小会，这样吧，如果今天下午有空我再找你。我说，好。到了第二天早上一上班，我们编导室办公宝主任康健辉来告诉我：“老李（李仲英）说今上午10点让你去他办公室见他。”李仲英见到我，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编导室三位主任一致同意，把这个题交给你来完成。你趁热打铁，抓紧出差，去采访，把拍摄点定下来。这几天采访当中搞出个拍摄计划来。这个项目的研究单位是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部领导看的点也在江苏，应该是常州、无锡、苏州一带，农户里有搞简易工厂育秧的。”

我对这个题真有热情。水稻是我国第一大主要农作物，而每年育秧早霜烂秧又是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几年来，我始终在关注着水稻育秧的事。根据李仲英的交代，我便出差来到了江苏，去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拜见了专家。

这次采访我去了江苏常州、苏州、无锡。

和我同行的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专家顾问，是曾庆辉。

在这些地方看了一些农户水稻育秧的场地和水田。1983年，苏南大地农业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田地由农户承包经营，一家一户耕种，这种情况已占到百分之九十。田里再也看不到一窝蜂、成群结队出工的景象了，看到的只是三三两两的人，东一片田里几个，西一片田里几个，各自干活。生产队和大队干部也不再是那种“袖手指挥官”了，他们也有了自家的承包地，天天扛起镢头和锄头下地干活。生产队的土地、农具、农机、牲畜等，统统下户了。农户在自己承包的地里种什么、怎么种，全由自己说了算。秋收缴了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全是自己的。这种“家庭联产承包生产管理体制”的推行，使一家一户成了生产经营单位。水稻育秧，大多农户就在自己承包地里划出一小块，早春覆盖上塑料薄膜搞。我问他们，如果有卖秧的，你们会买秧苗吗？他们说一般不会，因为自家插秧的地块不大，自己育秧就够了，在田里育秧成本很低，顺便的事，种田人有空就育，不费事。我看到这种情况，便明白了：这就是部里几年来在江南推不开引进的现代化大型工厂化育秧、推不开无土育秧的实际原因。不过，随同的专家告诉我，未来苏南一带，规模化、工厂化、专业化、商业化的水稻育秧还是方向。现在是过渡期，这个过渡期有多长？二十年、三十年会有的。

我也看了几户搞的简易工厂育秧场地。有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在固定农户搞的研究课题试点。这种用的秧盘及播种、制土流水作业设施都有规格要求，是一种小型的工厂化育秧。还有一种是农户自己自愿搞起来的简易工厂育秧形式，用到的秧盘等设备都是就地取材、自制的。但不管是哪种，这儿都有一个情况：这个生产队、这个大队，都有企业——有大的，有小的。当时在苏南地区，这些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是村办集体的，有的是生产队办的，有的是大队办的。对这种企业，当时有个专门的名称——“乡镇企业”。

1983年，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的第五个年头。在整个苏南地区，这种乡镇企业发展得如雨后春笋，蒸蒸日上，星罗棋布，一片繁荣景象。就像当时小平同志讲的那样，农村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在全国广大农村是异军突起。

村里有这种企业的，村民又做工又种地，可以说农民是每天一边做工一边种地，做工挣钱，种地打粮。

在这些办乡镇企业的村里，有的农民因为自己在村里企业上班，自家的几亩地就不育秧了。也就因为这个，有农户搞起了“简易工厂”育秧。这些设备极其简陋，完全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做的。包括播种流水作业设备都很简陋。还有的设备，比如秧盘，也是在自己村办企业定制的，成本很低。场地就是自家庭院，分两块：一块是院子，做土和肥的配制，搞播种流水线作业；另一块是屋子，用来秧盘育苗。湿度、光照、浇水这些事，有的就用人工喷壶，设备很简单，工艺也不复杂。育秧量依据村里不育秧农户的需求来定，只给本村村民育秧。搞这种“农户简易工厂育秧”的，都是自愿的，好像自生自长、自然而然发展起来的，是应运而生的，不是生产队或大队安排的。他们很随意，搞不搞也不固定，可能今年搞，明年就不搞了，所以像秧盘这类设备基本是一次性的。也可能今年这户搞，明年就不搞了，换另一户来搞这种“简易工厂育秧”。因为是在自家庭院和自家房子里搞的，和集体没关系，有收入也全是这户农户自己的。

我和随同曾庆辉专家商定，就拍这种“农户自愿搞的”。曾庆辉专家同意了。于是我们在无锡市宜兴县塍上村选了一户搞“简易工厂育秧”的农户，作为拍摄点。我们和农户当面谈妥了，这户也很乐意配合我们拍这部农业科教电影。

春天的江南，景色美丽！

江南这儿自古农业就很发达，是我们中华粮食主产区。这里河网密布，水田连片，自古就有“鱼米之乡”的说法，种稻的历史少说也有上千年。

江南这个地方，自古风调雨顺，雨水充沛，田园锦绣，桑麻茂盛。一般说起水乡，便是这般光景——沟渠纵横，河湖相连，水稻种下去，一年两熟，从来不愁水。

江南自古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物阜粮丰，是出了名的富庶之乡。民间常说“苏湖熟，天下足”，说的就是这片地方。老百姓还有句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见这地方的好。

这次我们在这片美丽的苏南大地上，定下来拍这部《水稻简易工厂育秧》，心里特别高兴。

这次出来采访十来天，在无锡宜兴把拍摄计划落了实，回北京我就急着去编导室主任李仲英办公室汇报。

李仲英主任听得很仔细，不时在本子上记几句。说到农户自家院子里搞简易工厂育秧那段，他停下来问：“这种育秧，秧苗长得怎么样？”我说，从现场看，温湿度都是人工掌握，秧盘又是统一规格，苗齐苗壮，不比大工厂的差。他点点头，又说：“那为啥部里推了几年推不开？”我就把在苏南看到的实情一五一十说了：一家一户地块小，自己育秧成本几乎为零，谁也不愿再花钱买秧。他听完，靠在椅背上沉默了一会儿，说：“原来是这样。那咱们这部片子，就得把这道理顺清楚——不是不先进，是不对路。”

这时，我见李仲英主任挺热情，也高兴。听我说完，他开口道："你那本子我看了。上头我动了好几处，改得不算少。不过不是非让你照改，供你参考。本子就这么定了，不用再改，我也批了，通过了。室里那两位主任都看了，都同意。你赶紧把拍摄预算做出来，我马上给你们批。"

这时，他看了一下我，又接着说："今儿有空，多跟你唠两句。水稻育秧我懂一点。1976年我下去采访，写出《无土育秧》那个科教剧本，后来把片子拍了出来，这你清楚。1981年我跟着国务院一位领导在农村跑了半年，主要摸家庭联产承包、土地下户大包干这块的底。那回认真看了江南的水稻育秧——有工厂化的，有个别地方搞无土育秧，但看得多的，还是农户这种简易工厂育秧。所以我看你这本子看得仔细，动笔也就多些，自然的事。本子你别动，心里有数就行。"

"我要跟你掰扯的第一是主题。这两年部里引了外国那套工厂化育秧，农户搞不起——成本高，操作复杂，技术门槛也高。第二，部里这几年力推无土育秧，农户也搞不起。种地的人，土是现成的，随手就用；让他去配水溶营养液搞无土高技术，农户算盘一打：不合算。而水稻简易工厂育秧，农户搞得多，成本低，技术简单，好上手。你介绍这事，主题就立在这上头。"

"第三是历史根脉。水稻在我国是个古老作物，原产于我国。我们的祖先认定的'五谷'之中就有水稻，而且位居其首。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距今约7000年的碳化稻谷，说明当时长江流域已经广泛种植水稻。

关于水稻种植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其中已有'稻'字，并有'其自东来雨，其自西来雨……黍田稻田'的卜辞记录。到了先秦时期，《诗经》中也有多处提到水稻，比如《豳风·七月》中写道：'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说明当时水稻的种植和收获已有明确的农时安排。

而以插秧方式种植水稻的历史同样十分久远。据东汉崔寔所著《四民月令》记载：'三月可种粳稻……五月可别稻'，这里的'别稻'就是指将秧苗从苗床移栽到大田中的插秧操作。到了宋代，插秧技术更加成熟，陆游曾有诗写道：'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生动描绘了当时江南地区大规模插秧的景象。"

他停了会，翻看了一个材料，然后又讲起来。看你写的本子，我也一时想起古人——尧，你是尧都人，对尧怕是另有情分。育秧种植这档子事，尧那会儿没留'教民种麻养蚕'的原话——养蚕归嫘祖，种麻归后稷，尧做的是《尧典》里那句'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定历法叫百姓知春耕秋敛。孟子记尧（放勋）的话是'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不是教种地，是教怎么待农人。《史记》说尧听说后稷儿时好种麻菽，就举他当农师，天下得其利。欧阳修修《唐书》讲过'蚕麦是赖'，直白。《诗经》里更热闹——《豳风·七月》'蚕月条桑''女执懿筐，爰求柔桑'，《十亩之间》'桑者闲闲兮'，都是先民育秧种桑养蚕的真景象。"

然后他又说：“下面就按你釆访确定的拍摄计划进行。预算做出来，我马上批。组成摄制组的事我尽快安排。春天花开，江南景致好，正适合拍摄。

得到主任认可，我心里就有底了。走出他办公室，楼道里静悄悄的，窗外梧桐树叶子正绿，我心里那点着急，反倒变成了踏实。

上午向李仲英主任汇报完工作，下午生产办就通知我：“摄制组组成了，牛艾良摄影兼制片。”两天后，牛艾良拿着买好的火车票来找我。见他手里攥着票，我十分高兴，也很惊诧——那时候买火车票极难，单位虽有专职订票员，却常回一句“订不到”。我忙问：“你怎么这么快就买到了？”他笑道：“我爱人在友谊商店工作，也没给我订上。前天夜里我去北京站排队没买着，今早凌晨三点又去排，这才抢到。”我连说辛苦，心想：看来领导让他兼制片管钱，真是个英明决定。他听了乐起来：“你知道李仲英怎么说的吗？‘要给编导减负，可这次事急，没办法，能者多劳，你就多干点吧’。”我听了，脸上顿时一热，忙说：“你放心，下去扛三脚架的活儿我包了，别的设备我也多拿。”牛艾良说：“咱俩都年轻，多干点没什么。”此时我看他站在面前，一米八的个子，一百八十斤的块头，浓眉大眼，一表人才，说话乐呵呵的，一派北京汉子的气度。望着他，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这回，牛艾良、我，还有请来的江苏省农业科学院专家顾问曾庆辉，直奔无锡宜兴县新街公社（当时）塍上大队（当时）。牛艾良看了已定好的农户育秧现场，按拍摄要求一一和农户谈妥，并明确告知：“经费的事，拍完片就结，咱们最后一笔算。”他谈得直爽，这种作风很快拉近了和农户、顾问专家、宜兴县农业局领导们的距离。农户待他像熟人，很愿意配合。当场就有人应下：“没什么困难，完全能满足你的拍摄要求。”

谈妥在这儿要拍的内容后，牛艾良转身对我和曾庆辉专家顾问说：“给这户几天准备时间，咱们这两天再出去转转，顺便把外景也拍了。”宜兴农业局领导说：“车辆由他们负责提供。”于是，我们先在宜兴又看了两户搞“水稻简易工厂育秧”的场景，牛艾良顺便拍了些镜头。

随后我们又到了常州。那时常州已出现了农机插秧专业户。我们也看了一户，牛艾良同样拍了镜头。配合这种机械插秧，当地有农户专门培育供机插的秧苗，用的秧盘不一样，是便于农机抓秧苗插秧操作的。牛艾良在这一户也认真拍了不少镜头。

苏州市的吴县，当时也是最早搞土地大包干的县之一。我们去看了两户最早搞农田承包种植的家庭。他们家里养着水牛，农具齐全，其中一户还有手扶拖拉机。他们也搞室内有土育秧。他们告诉我们，最早承包土地就是从育秧插秧开始的。不过，因吴县乡镇企业发达，现在，现在他们育秧用的播种流水线设备和秧盘，都是在村里企业定制的，已有一定规格，不那么“土”了。牛艾良对这两户的内容很感兴趣，连拍了两天，拍了不少镜头。同时，他还在吴县拍了企业相关内容，以及村办企业制作秧盘的镜头。

我们又去无锡市的江阴县看了两户，也都拍了镜头。这一路，江南田野里油菜花开得一片黄一片黄的，有的田边还开着几树桃花。河渠纵横，真是一派水乡春天的美景。牛艾良不时停下车，到田里走走看看，东走走、西看看，找好拍摄角度就一个劲地拍，有点不拍几个镜头就不想离开的样子。我在一旁着急了，忙说：“咱们主要内容还没拍呢，你这么拍，胶片够吗？”他不慌不忙地告诉我：“这次出来，纪风副厂长给我多批了一本片子——7本胶片，每本时长10分钟，我全带来了。你看，那两个大铁箱子装的全是胶片。纪风副厂长还说：‘这个片子是部里交办的任务，要多拍些素材。’他还说：‘下去有什么需求，随时给我打电话。’你放心，咱的胶片够。”

这一趟跑了八天，也一路拍了八天，很是痛快。

回到宜兴县，在县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吃过早饭，牛艾良说：“下面咱们不住县招待所，每天来回跑了。我们就住到宜兴县那个新街公社塍上村去，蹲在那儿仔细研究技术内容，再来拍。”说罢，我们就赶往塍上村，在要拍的那个搞水稻简易工厂育秧的农户旁边，找到一户有空房子愿意租给我们的农家。这一家院子新，房子也是新盖的二层楼。二层楼上有个单间，一宿10元，我们安排曾庆辉专家"住，院子里还有个楼下一层的套间，一宿15元，我和牛艾良住。

屋子很干净，还能洗澡。主人给我们抱出新被褥，院子也干净整洁。这儿的人家院子都是敞开的，没围墙，但谁家也不锁门。牛艾良还是向主人要了一把门锁钥匙，说：“咱们的门得锁，屋里有胶片，这样踏实。万一有小孩打开胶片看‘小人’怎么办？”他又说：“我把装胶片的两个铁箱子放在屋里，也上了锁。”

村里有农户开着便民小饭铺，主要是为在村里企业上班的人提供饭菜，其实就是自家办给村里人吃的，价钱很便宜。我们住处附近就有三家。早中晚三餐，我们都在这些便民小饭馆里各买各的吃，很随便。因为不贵，自己花得起。那时，单位出差补助是一天一块二。那个年代，我们出差都带着饭盒、筷子和小勺，装在一个小布袋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奇怪，那时怎么就那么自然呢！每顿拿着自己的饭盒在这样的小饭馆里吃，老乡们看着也很自然。我们三人各买各的，吃自己买的。牛艾良也带了饭盒，他说平时出差虽然带着，但用得不多。这次见我用自带的饭盒吃饭，他也跟着拿了出来。这两天，我们自个儿花钱买自个儿的饭菜，就在村民开的便民小饭铺里吃，觉得好随便，好舒服。

在这个村住下后，我们看到户户都在近年盖起两层小楼，院子宽敞整洁。村民们穿戴齐整、干净利落，和城里人没啥两样。家家都是殷实人家。农村改革才五年，这个村就和苏南一带农村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派新气象。住处的院外，河渠潺潺，小桥流水，田野里花开正盛、阵阵花香。这和北方农村大不一样——若在老家山西拍片，住村里那是吃苦；可在这儿拍片，日日沉浸在田园风光里，仿佛置身桃源画中，比住县招待所的条件还要好。

一安顿住下，牛艾良和曾庆辉专家说：“这几天，我们就住村里了，把大家叫来。把要拍的那一户叫上，再把具体操作的工作人员也叫上。”曾庆辉专家说：“这样好，大家都弄明白了，到时候操作就顺手。”

当日效率很高，前后一个多小时，拍摄农户的人和具体操作的人员就都到了。曾庆辉专家开口说：“人都坐齐了，咱们一块儿商量，怎么把这部片子拍好。”牛艾良接着说：“请导演王军武把这部片子的内容把握、镜头设想，还有具体怎么拍，跟大家说说。”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讲起来：

有这么几条可以说一下。第一，这部片子是介绍一项育秧技术的，属于科教电影中的农业技术推广片。影片主要在南方广大水稻产区农村放映，观众是育秧专业户和有意向采用这种育秧方式的农户。用我们行话说，对象就是水稻产区的农户。

第二，两个重要环节。一个是“工厂”。对你们农户来说，这体现在两个车间：一个是庭院里搞营养土配制和播种几道工序的流水线作业；另一个是室内的育种车间。第二个重要环节是“简易”——这个“简易”是该片的魂。要是拍出来看不出简易，那片子就丢魂了。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育秧设备都讲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农户自己就能土制；二是操作技术容易掌握，不费劲，做起来方便。咱们这是给种地人看的科教片，不能让人家看了觉得太难，回头地都不会种了。说白了，就是不能把简单的事讲复杂了。

第三，影片主题要体现在这三个特色上：一是农村大包干改革的特色——家家种自己的承包地，积极性很高；二是江南特色——水源丰富、田亩肥沃；三是中国农业特色——乡镇企业兴盛，农民一边在村办企业上班，一边种自家承包地。这三个特色不能靠嘴说，要融进影片里，让观众在银幕上从画面中看出来，让它自然洋溢在画面当中。这正是我们这部农业科教电影的一大优势和特点。科教电影，本就是靠画面、而且是要靠画面来说事的。

第四，影片的叙事结构。科教电影一般的叙事结构，是要找到你所拍事物的自然生长或发展逻辑。这个“自然逻辑”，就是你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比如拍作物、拍植物、拍树木，春花秋实就是它的“自然逻辑”。按这个逻辑叙事，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画面才不会乱，才能看懂。电影是“一次过”的艺术，必须让人看一遍就明白。

咱这部影片的“自然逻辑”，就是从土的配置、播种、覆土、洒水、出盘、育苗到插秧，这样一个流水作业的流程。影片按这个流程来叙事，观众在银幕下看到画面就不乱，所讲的内容也能讲得清，观众更会看得很明白。比如，在向秧盘放土这个环节，我们就停下来讲对土的处理，讲营养土的配制；下一流程进入流水线作业播种，当种籽从播种箱口落下来后，我们就停下来讲播种技术，比如种籽的处理、播种的密度、种籽撒的均匀度；下一流水线流程是覆土，就在这个环节停下来讲覆土的技术要求；进入育种室就停下来讲完，光照呀、温度呀、湿度呀等技术内容。再下来就插秧，讲到这儿，影片的内容就讲完了。这叫“一条线”叙事结构——用这一条线，把所有“简易工厂育秧”的技术全串起来了，像糖葫芦，条理很清晰。

第五，对比手法。这部影片要通过对比来讲清楚技术。比如，育苗要用田里耕作层的熟土，不能用缺乏有机质的生土。光讲不行，得用对比——那就用生土也育两盘苗，和熟土苗放在同一个育苗架上。这么一比，生土盘出苗不齐，苗也长得弱，好坏一目了然。再比如，秧盘里装土要有一定厚度，不能太薄。那就也搞两盘土薄的。结果是土厚的苗根系发达，一棵一棵分得开，苗也壮，好插秧；土薄的盘里，几棵苗的根缠在一起成了团，插秧时抓苗缺根，返青也慢，更不利于机插。这一对比，这个环节的技术要点就全清楚了。还比如，育苗时不能过量浇水，那就也搞两盘过量喷水的，结果是苗长得弱，有的还烂根。一对比就明白：不能老浇水。在哪个环节上要用对比手法讲技术，咱们和曾庆辉老师商量个具体的，再安排操作。这种对比，很适合咱们这部片子，是一种很直观的表现手法

牛艾良在一旁对曾庆辉专家说：“虽说强调‘简易’，但就科教片而言，技术内容还得讲够。一部两本的科教片，每本十分钟，容量不小，得装进足够的技术干货。是不是还得再加重一些技术内容？”曾庆辉专家说：“剧本我再推敲推敲。你拍镜头的时候，我再看哪个环节需要多拍些，细细讲透。”牛艾良接着说：“单说拍镜头，场地还得再拾掇得干净整洁些——庭院再冲刷一遍，机器设备擦一擦，有些地方还得刷层漆。门窗要擦，那几扇窗尤其得擦得锃亮，再刷遍漆。那是采光的口子，要拍的。秧盘啦、喷壶啦，都得用新的。胶片可不能马虎，有一点杂质都能显出来，上了银幕看着特别扎眼。操作人员全得穿新衣裳，拍摄时都拾掇利索。你看咱们江南田园拍出来多漂亮，咱们的操作人员也得拍好，拍出江南人农村改革以来的精气神来。”

农户们听得有点犯难，育秧户主更是直皱眉头。他说：“电视台也来咱这儿拍过，人家扛上机器，在室内拍几个镜头，在院里采访几句，说完就拍完了，拍完就走。真没想到你们拍片子这么复杂，也不知得拍几天！”他顿了顿，转头对曾庆辉专家说：“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来干地里的活。今天来的人，操作技术都利落，这几天就跟着你们拍片子，一直拍完为止。”曾庆辉专家说：“这样安排好，咱们都积极配合！”

因为住处离得近，牛艾良每天拍摄需要换东西，自己颠颠地跑回去拿，来回很方便。拍完一卷胶片要换片盒，他就夹着片盒回屋里，卸下拍过的，再装上要拍的。装胶片得一个人关着门，在暗口袋里摸黑操作，手都看不见。他说：“装胶片这活，我一般自己关在屋里弄，不喜欢旁边有人。这样脑子清醒，不会把拍过的和没拍的弄混。要是混了，回去冲洗才能发现，那可就坏事儿了——算是大事故。摄影这活，得特别心细，记性还得好。这些操作上的基本功，都得跟师傅学几年，这些习惯也得靠专业训练慢慢养成。”

我们在现场看他，确实是格外心细，拍摄操作有一套自己的习惯。比如他的工具：曝光表一到现场就挂在脖子上；三脚架一拿到拍摄地，总是先平放在地上，再去拿别的，从来不让它没人看管地立在那儿。拍完一个镜头，准备拍下一个时，他一定先把摄影机从三脚架上取下来，自己抱着在现场走动，从不让别人替他看着三脚架上的机器，自己却走开。

再比如那根电瓶线——拍完一个镜头，在等待拍下一个镜头的空档，他从来都是先拔下来，放回固定的原箱子里，等准备拍下一个镜头要用时，再拿出来插到机器上。他的这些东西，都有固定放的地方，他从来都是自己拿、自己放，从不让别人替他拿、替他放，更不让别人动他的这些东西。那根电瓶线，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他从不装在衣兜或书包里。他用的东西，好像都有自己固定的地方和位置。他拿和放都随手很自然，就怕别人打乱他这些自然而然的习惯。

牛艾良很认真地拍苗子的特写和大特写。他说：“科教片的内容，全在特写上！拍好特写和放大的大特写，是咱们科教片摄影的看家本事。好多内容得靠特写去‘说’，情绪也得靠特写去‘传’。在科教片里，拍特写，就是拍细节！”

说着，他又回屋拎出三盏小聚光灯，还拿来一个矮三脚架。他冲大伙儿一乐：“一会儿你们就瞧好吧，这些都用得上。我这次带的家伙，够全乎！一会儿就给大家露一手。”

他拿小聚光灯给秧盘里要拍的苗打上光，又勾出一道光轮廓。光照下的秧苗，色彩鲜亮，叶片明暗有层次，带着影子，立体感极强，翠绿欲滴，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气势。接着，他把摄影机架在那个矮三脚架上，又在一个标准镜头上套了个接筒，装到机器上，小心翼翼、聚精会神地从取景器口对起焦点来。

旁边那七八个来帮工做育苗农活的农民，正等着他布置活儿。牛艾良对好焦点，转过头，乐呵呵地对大伙儿说：“大家都别急，拍科教片是个细磨人的活儿，得有耐心。镜头得这样一个一个慢慢拍。”

有几个人来了兴致，凑到取景器前瞄了一眼，脱口道：“有意思！”牛艾良直起身说：“用这种放大镜头拍，不能有半点儿晃动，稍微一抖画面就虚了。这就是拍这种镜头的难处。那个大三脚架，一来靠不了这么近，二来机器一开，振动就会带得它微微晃悠，画面就虚了。这小三脚架，稳当得多。我一般拍的时候都憋着气，镜头就不会晃。我开机时，你们离这架子稍远点儿，脚稍微一动，它也会跟着颤。”

他顿了顿，接着说：“哎！科教片摄影这活，就是体力加智慧，缺一不可。”

大伙儿听了，都往后退了半步。他随即埋下头，盯着取景器，按下开机键，拍了起来。

装熟土的秧盘和装生土的秧盘同放在一个架框上，但两盘的出苗和苗生长情况大不一样。熟土秧盘里苗出得整齐，密密地一行行，苗也长得好。而生土秧盘里苗出土零零星星，稀疏稠密也不匀，苗长得高低不整，也长得弱。他和专家曾庆辉说：“你在现场这么看，看得很清楚，有区别。可是拍摄不处理，到了银幕上就没区别了，或者说你就看不出区别了。”于是，他在聚光灯下用侧光拍熟土秧盘里的苗，色彩饱和，一行行生机盎然，长势好。他用逆光拍苗的特写和大特写，反映苗的茁壮。他用灯光的散射光拍生土秧盘里的苗，长得稀稀拉拉，又用这种光照拍其苗的特写和放大的大特写来反映生土育的苗长得弱。他说：“这么拍，这么处理后，在银幕上才能引起人的注意，也才能看出区别。”他说：“这种光线处理，在摄影上是允许的。”

在育秧装土达到规定厚度，与装土不足的秧盘对比中，两种盘里的苗长得大不一样，尤其是根系。土厚的盘里，苗根系发达，一棵一棵分开长，插秧时扯苗、分苗不伤根，栽到田里返青快。土少的盘里，秧苗根系卷成一团，苗与苗的根缠在一起，扯苗、分苗容易伤根，插到田里返青要晚一两天。

可拍这种盘里的根系，有点难度了。怎么曝光？按根曝光，不能把土拍虚了——土一虚，根就脱离了环境，人家准得怀疑：这根是别处拍的吧？那就失去了真实性，白拍，没说服力。拍根，土还得拍实，得让人一眼看出来，这根就是这盘苗的，还得分清是哪盘苗的根。这就有了曝光上的讲究：土作为环境要实，根也要曝光准确、看着鲜明。这怎么弄？

牛艾良很有把握：“这里有摄影的经验，也有摄影自己的感觉。”他一边拍，一边自豪地说：“跟着感觉走吧！”

怎么掌握育苗秧盘的湿度？我们也专门拍了每天过量喷水、适量喷水两种情况下秧苗长势强弱的对比素材。

农业科教片的拍摄，从来不是扛着机器随便拍，每一个技术选择都得跟着农事节奏走。

如果室内气温够暖，白天可以把育苗秧盘挪到庭院里，早晚再搬回屋内。就算是全程在室内育成的秧苗，移栽前三四天也要每天放到庭院里放三四个小时，插秧前一天晚上也要整晚放在庭院里。为了方便挪动，放秧盘的架子特意做成了可移动款——架子立脚处都装了小轱辘。

牛艾良说：“每天把放秧盘的架子在屋外屋内挪来挪去，让秧盘随时能到庭院里晒晒太阳、吹吹风、淋淋雨，总闷在屋里哪行？再说江南早春春光和暖、阳光正好，这么好的条件为啥不利用？这种可移动架子的设计，也是江南地区特有的‘简易’育苗的重要内容。”于是他就按全景、中景、近景、特写，分屋内屋外场景，用摇、移、跟的拍摄方式拍了起来。不过，手端摄影机跟着端秧盘的工作人员，从庭院播种流水线秧盘出口一路走进屋里、往架子上放秧盘的过程中，有个拍摄难点得解决：庭院室外和室内的明暗反差太大，室内开了补光灯，和庭院里的自然光色温差异很明显，这个区别还得拍得清晰些。这么一来，手端机器跟着拍的时候，另一只手就得同步根据屋外屋内的光线变化调整光圈——这确实是个操作难度不小的拍摄活儿。

育秧操作人员正忙着各环节的活计。不管是操机播种还是配制营养土，往秧盘架上摆盘，动作都十分利落熟练。牛艾良对这些劳动场面的拍摄格外上心，拍完全景拍近景，拍人物面部特写时更是格外认真。他说：“拍好这些劳动场景、拍出操作人员的劳动情绪，才能反映出时代的特定面貌。既要通过这些劳动镜头，把当前农村改革实行‘大包干’后，农户家庭经营喜气洋洋的情景和人们的思想情绪展现出来，又要紧扣主题——这既是咱农业科教电影该拍的内容，又贴近时代、贴近生活。”

牛艾良这么拍每一个镜头，下的功夫很大。再加上拍屋里场景要用照明灯铺光，每拍一个镜头都费时间、耗精力，一天下来只能拍七八个镜头。他有时也歇会儿，累了就随地一坐，从书包里掏出剧本翻看。看完他把已拍的镜头勾掉，再把现场依感觉增拍的镜头写在剧本空白处，注明增拍内容，有时还会补上前后需要衔接的镜头。

曾庆辉顾问更是严把技术关：配制出的土颗粒偏粗，他就判定不合格，操作人员只得重新去田里取土配制；流水线播种环节，他发现漏籽撒种不均匀、密度不够，立刻叫停，操作人员又得花半天时间调试设备。说实话，每个跟着我们拍片的育秧操作人员，心里其实都挺烦的。

一天，曾庆辉顾问问我：“你们工作很专业，拍每部片子都这么认真，都这么下功夫，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说：“农业科教电影也是一门专业。也得学习，也得学三年，也得亲自拍两部影片，还得有几部影片的拍摄实践。比如，农业科教电影要在农村放映，观众对象是农民。就这一点来说，如果创作资历浅，或者说对我国农业不很懂，就始终不会有悟性，对工作的认识就总是朦朦胧胧的。”他说：“我觉得也是。独立工作能够认真，能够下功夫，知道怎么下功夫，这是个业务修养，是有学识的反映。”在一旁干活的人乐了，说：“你们还会互相表扬呢！”

干活的几个人，有时烦了、累了，就在庭院坐一起聊天。这个时候曾庆辉顾问总坐在一旁。牛艾良也抱着摄影机过来，坐下来和大家聊聊。有一天，大家在庭院里歇着聊天。一个年轻男的问牛艾良：“干你们这一行也很累。你天天这么干累不累？”牛艾良说：“喜欢这个，就不觉得累。”又一个中年的接着话说：“你们这么拍，拍出来的东西肯定和别人不一样。”又一个说：“这就像白天和夜晚，不下功夫拍，就是晚上的月亮，下功夫拍出的东西就是白天的太阳。”我们听得都笑了。反正，那几天大家一起拍得烦了、累了，就坐庭院里聊聊，反倒觉得很开心。

谷雨过后，我们拍完插秧，整个拍摄工作就结束了。走时的那天上午，我们来跟这户户主结账。在庭院里，牛艾良对户主说：“你算算吧，咱们把拍摄的费用结了。”户主听了，随手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交给牛艾良。牛艾良看了一会，递给我说：“导演，签字吧！”我接过来，看了一下单子上写的，也没多想，立即签了字递给牛艾良。这单子很简单：车间费两间，600元；拍摄设备、道具，300元；人员用工费，每天8人，每人3元，每天共24元，工作日25天，人员费共600元；三项共计1500元。

牛艾良从我手里拿过单子，从包里掏出现金当面点给户主，户主也当面点清，说：“对了。”在场的人都笑了。于是，我们三人跟在场的人一一握手言谢告别。

从村里出来，我们直接到了宜兴县农业局。牛艾良到财务科把几天用过的车费结了，开了发票。之后，我们三人乘车直奔无锡火车站。曾庆辉顾问坐火车回南京，我们俩回北京。在候车室等车时，曾庆辉对牛艾良说：“这样吧，拍片花的费用，我拿回我所里报吧，怕你们回去报销有困难。”牛艾良听得乐了：“不用，没困难。我们拍的片子，电影局要给我们版权费的。这没多少钱，一部影片，就走这么一趟，才拍了一个多月，好省钱哪！预算我掌握的呢！放心吧，你这两天辛苦了！”牛艾良话音爽朗、干脆、大方，在顾问面前留下了气度大方的印象，也展现了我们农影人懂人情的美德。于是，我们言欢告别，分别上了火车。

回单位后，拍摄过的胶片交我们农影洗印车间冲洗。一星期的时间，工作样片全冲洗出来了。我们看放映、看工作样片这天，李仲英艺术副厂长也来了。他看得很认真，从始至终没离开放映室一会儿。有人来要和他说事，他就一句话：“等一会儿吧！”工作样片从上午九点半一直放到十一点。看完，他站起来对牛艾良说：“画面拍得不错，内容很丰富，素材方方面面都拍到了。你拍了几本？”牛艾良说：“七本都拍了。”他说：“好，有素材，部里农业专家来审片修改就好说了，就好改了。这样吧，下面你们抓紧编片，后期工作我给开绿灯。”

一开始整理胶片冲洗出来的七大本样片素材，牛艾良每天早早就到工作室，晚上十点后才离开初编工作间。他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看，反复挑选，把最满意的镜头一一挑出来。我和牛艾良就这么着，经过十来天，就把工作样片初稿编出来了。接下来的事，是这个初编影片稿要经编导室领导审定后定稿，再交本片剪辑去剪辑。

审样片的初编影片稿，编导室这三位领导都要来。李仲英主任（他也是艺术副厂长），吴以铮副主任，他负责剧本创作及影片全面创作工作，康贵铭副主任，他负责的是编导室行政及影片的选题工作。当时，吴以铮和康贵铭两位副主任是我们中国农影（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后改为今天的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当时的农业科教电影上的最权威专家。他们有很深厚的农业科教电影的创作经历和经验，有许多他们自己独立编导出的很优秀的在全国已发行的农业科教电影作品。这个环节的编导室领导对样片的初编影片的审查内容是：一是作为两本片子，内容丰满嘛，内容够不够两本长度，二是，技术环节，措施讲清楚了没有，所讲方法新不新，有推广价值没有，三是讲明白了没有，能不能看懂。四是，影片的主题是否鲜明而突出，重点在哪里，讲什么，是什么。五是，影片的结构乱不乱，清楚吗，是从画面角度看的，有没有重复镜头，镜头不能重复。六是，画面有内容吗，画面有没有表现力，因为农业科教电影强调的是用画面来说，来讲技术内容，也是其最大特色是要靠画面说话的。编导室这三位领导在这个样片初编影片稿审查环节把关很严。他们三人当场看了放映当场发表自己的意见，当场就定了这个初编稿行不行，这个片子成立不成立。初稿影片稿通过不通过。成不成当场就定了。

农业科教电影不是普通文艺片，它一头连着农业技术——小麦怎么防倒伏、怎么丰产，牲畜怎么配种防疫，水利怎么修，良种怎么保等等；另一头连着电影表现——镜头能不能把技术讲明白，农民看完会不会做，影片抓住要推广技术的关键点了没有，介绍的是不是关键技术环节。

这个环节审查，本片编导和本片摄影都在场。由编导在放映过程中对着也跟着放映的初稿影片的样片自己口叙每个画面的内容。他们三位领导在这个环节的审查常常是吴以铮副主任作最后总结发言定调。那些意见是必改的，那些意见是供参考的，可改可不改的。他最珍贵的一点是往往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给你出些提升的好主任。我们那时最想听的还是吴以铮和康贵铭两位副主任的意见。因为他俩领导提的意见是具体的，修改是可操作的。如，在哪一段过度间加个什么特写，加个什么全景，或者加一段什么内容，提得很具体，同时还问你，素材里有没有这些内容和镜头，有如何办，没有又如何办，他们并不是说了就不管了。还有在结构上，他们提的是前后段落如何调整，会给你具体意见。还有在交待所介绍的技术内容上，他们提的是再加几个什么镜头去强调。总之吴以铮和康贵铭两位农业科教电影老专家往往是提的是具体操作技术，知识和他们自己的宝贵经验，好像是在给你传授什么技术和经验，更像是在教你什么知识。这些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身上有一种骨子里的自尊、自信、自强，以及强烈的职业责任心与社会责任感。

我们那时，还是很想多听听他们老专家的意见的。我那时很年轻，也没什么顾虑，每天都一心扑在创作上。

那时一部影片成不成，行不行，就是吴以铮的一句话。所以说，那时，我们编导室很有权威，在我们农影。

我们初编的这个《水稻简易工厂育秧》样片初稿，编导室三位领导审查很顺利，也很满意，觉得内容好，也讲明白了，很有特色。这部影片的剪辑是沈蓉娥，下面接下来的事是等待生产办安排沈蓉娥来剪辑交沈蓉娥了。

这样，样片初编影片稿完成后，到这个环节，牛艾良作为摄影，这部影片的摄影工作也就完成了，他放心地去接下一部影片拍摄去了。

初编定稿后，我根据画面写好这部《水稻简易工厂育秧》的解说词。

农业科教电影的解说词是完全依据画面来写的。画面里没有的内容不能写，不能凭空、空写、虚写，也不能把想要介绍的内容写成几句话，硬塞给一组画面。画面已经呈现、观众已经看清的内容，再写就是画蛇添足。即便只写几个字，也要根据画面的长度“装”进去，一般是一秒钟三个字。内容要写实，虚的形容词通常是多余的；解说词要极通俗、极易懂，听一遍就明白、就记住，让观众在影片放映一次的过程中就能看懂、听懂。所以我们这行里常说，这是“一次过”就能听懂的语言。在农业科教电影中，解说词是技术内容的补充，是关键技术介绍时的提示与强调，是画面段落的过渡桥梁，是思想与科技知识的衔接，是情绪的流露与升华，是思想的深化。总之，农业科教电影的解说词有其自身的独特规律和写法，它与画面相得益彰、相互依存、相互弥补，共同发挥内容的张力。

到这个生产工艺流程环节时，影片生产创作的下面每一个流程环节是由生产办来调度运作的，分管是生产副厂长负责。作为生产中该影片编导，要及时向生产办报告运作环节上的该影片的生产创作情况。我们这部《水稻简易工厂育秧》，生产办分配给了沈蓉娥剪辑师来完成该片的剪接任务。于是我根据生产办的安排，将初编定稿的工作样片和编余剩余的工作样片都交给剪辑沈蓉娥。也就是从这个工艺流程环节起，生产影片工艺过程中，影片的定稿工作样片和编余所剩的全部工作样片，也就从编导之手完全转移到该片剪辑，直至之后到洗印车间套底片，送电影局审查（当时是文化部电影局），出三校标准拷贝。

沈蓉娥接手该片剪辑工作后，随即展开剪辑创作。我作为该片编导，也在一旁积极配合她的创作。

我到动画车间去看本片的动画内容。动画摄影李月和本片动画美术设计与制作杜万忠，正在动画摄影台上用胶片拍画好的动画呢。李月见我便说：“你这还是个急活，生产办通知我们这个八月初要拍完冲洗出来的动画样片呢！杜万忠老师晚上都在加班画，累坏了。我这一格一格地拍胶片，也得加班呢！”我说：“有多长？”李月很干脆地说：“拍完二十米长吧！”我说：“这个片子的剪辑是沈蓉娥。沈蓉娥说了，动画是手工活，不容易，剪辑这部片子，她会给动画留够长度。”美术家杜万忠听了，好高兴呢！他说：“那，我这天天夜班加就没白加！”我从动画车间走出来，好感慨啊！有领导关心，这活好干，省心多了。

到八月上旬，我们农影自己的胶片洗印车间就把这部影片的厂标、字幕、职员表、动画胶片工作样片全部冲洗出来。剪辑师沈蓉娥拿到这些素材后，这部影片的全部画面工作样片就齐了。她又经过一个星期左右的剪辑，到八月中旬，把这部影片两本（约二十分钟）的工作样片剪辑完成。接下来就是组织厂领导审片，这个环节叫录音前审片。

参加审片的有厂全部厂级领导、技术部负责人和工程师、生产办负责人、编导室正副主任，以及承担该片后期制作的工作人员，包括录音、音乐、解说人员。审查的主要内容是：影片剪辑的艺术效果，解说词内容与画面的结合程度，动画的形式与表达内容。各位领导都发言，提的意见很细。比如对剪辑，会提出哪个镜头长几格要去掉，哪个镜头短几格要补上；对解说词，会提出哪句话不够具体，哪个词要改一下，哪段画面配词显得多、显得紧。审片时，解说词由编导在放映室一角的小桌旁，开着台灯，对着画面念出来。

审片结论由生产副厂长下达，并通知该片编导和剪辑。这个录音前审片会议一般由生产副厂长主持。

当时我们拍摄的《水稻简易工厂育秧》，这次录音前审片参加的厂级领导有：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后改为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党委书记兼厂长徐力之，党委副书记刘德胜，老厂长王崑，副厂长林冬、纪风，技术副厂长张伟英，艺术副厂长兼编导室主任李仲英，技术部门负责人和工程师，录音车间主任、录音艺术老专家陈德立，剪辑师老专家，生产办负责人；

生产副厂长纪风主持了这次录音前审片，并下达了审片结论。

参与我们这部《水稻简易工厂育秧》后期创作的音乐黄立贞、解说李晓茹、录音王新建也到了这次剪辑出的样片厂审放映室。从这时起，他们就正式进入了这部影片的创作阶段。这次录音前审查很顺利，领导们对该片很满意。沈蓉娥在剪辑样片放映审查会后，随即回到剪辑室，把各位领导指出的镜头剪辑小毛病作了修改。我当场把提出的个别解说词修改意见记下来，也立刻作了修改。我们把画面和解说词的修改情况向纪风副厂长作了汇报。纪风副厂长说：“录音前厂审通过了，你们改完我们就不再看了，下面就直接录音吧！”

就在这几天里，由艺术副厂长李仲英主持，召开了有当时农牧渔业部科技司的农业专家参加的、剪辑完成的胶片工作样片放映审片会。沈蓉娥按照部里的审查意见作了画面替换。我当场按专家提出的个别解说词提法作了修改，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那时，影片送国家文化部电影局审查时，需要填写一张《纪录片科教片送审单》。表中设有“国家部委业务部门意见”一栏。农牧渔业部科技司审查结束后，我随即带上这张表去盖章。该栏内签署的意见是：“同意送审”，并加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牧渔业部科技司”的公章。

回单位后，我把这张盖有部里科技司公章的送审单交到了生产办。纪风副厂长说：“好！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录音。现在还有空余，让解说和音乐趁这段时间熟悉一下内容吧！”

解说词录音前，须经艺术副厂长签字。

从生产办出来，我随即去见李仲英副厂长（兼编导室主任）。他正在自己办公室伏案写东西，见我进来便放下笔，回过头对我说：“几次看剪辑完成的工作样片，我在场都认真听了你对着画面念的解说词。你这解说词写得很明白、直白、通俗，文字干净利落。技术推广片的解说词就该这么写——没废话，就说事，别文绉绉的，好像那样才有文学性。”他顿了顿，接着说：“你写的解说词，感觉画面就要这么说，就该这么说。”说着，他在上面写了“同意”二字，把解说词递给了我。

我把这份解说词复印后，交给了即将为本片《水稻简易工厂育秧》录音的创作人员：解说李晓茹，音乐黄立贞，录音王新建，还有剪辑沈蓉娥。沈蓉娥对我说：“你看，两本片子已经剪辑出来了。我们剪辑每个镜头、每组画面，并没有看你解说词有多少字，而是你写解说词时要看我剪出的这段画面有多长，词能装进去多少。”我说：“这就像曲子和歌词的关系。”沈蓉娥接着说：“这样剪出来的片子，它有自己的画面内容、画面节奏、画面衔接逻辑和画面风格。”我说：“你这几句话，把咱们农影农业科教电影多年形成的独门剪辑的看家本领讲出来了。”

沈蓉娥很自信地接着说：“这样操作，你写解说词时，要看画面有什么，画面在说什么，画面有多长。这样剪出来的影片，看的是画面内容，强调的也是画面内容，也突出了画面的表现力。”

我说：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这部片子总算要熬出来了。因为剪辑沈蓉娥接下来还要顺着这部片子的生产工艺流程，做这个片子的工作样片的套声音、套音乐磁带，写音乐和录音要用的镜头表等等这些活儿呢！

经过几天准备，一个星期后，我们这个片子完成了录音。这时候的录音后工作片叫“双片”。所谓双片，放映时得用两台放映机：一台放混录好的声音磁带——音乐、环境声、解说都混录在那上面；另一台放剪辑完成的胶片工作样片，也就是母版。两台机器同步跑，声画就对上了。下一步洗印电影拷贝，就拿这个母版去找底片、套底片，再用套好的原底做中间片，是用这个中间片去大量印制发行用的拷贝。等到按原底印制标准拷贝时，经过转光，把磁带上的声音洗印到胶片声带上。这样一来，声音和画面就都在一条胶片上了，一台放映机就能放。这套活儿，得等文化部电影局审片通过后才进行。所以，录音完成这个阶段的工作片，就叫双片。

记得那天双片录音完成已是下午四点半以后，生产副厂长纪风当即组织并主持这一环节的厂级审查。参加双片录音审看的，包括厂领导、技术部门负责人与工程师、编导室正副主任、生产办负责人等有关人员，阵容与录音前厂审相同。下午五点刚过，众人便陆续来到录音车间的放映棚。

参加审片的有：徐力之（党委书记兼厂长），刘德胜（党委副书记），王崑（农影早期老厂长，1949年6月29日农影前身成立后的创业期厂长），林冬（副厂长，曾就读于延安时期鲁迅艺术学院），纪风（生产副厂长），张伟英（技术副厂长），李仲英（艺术副厂长，兼编导室主任），编导室副主任吴以铮、康贵铭两位老专家，录音车间主任、录音艺术老专家陈德立，剪辑师老专家、生产办负责人等；技术部门负责人、工程师等其他有关人员。

这次厂审，厂领导与科教电影各方专家济济一堂。这样济济一堂，当年农影“杞梓之林”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环节的审片，是当时农影科教影片最后也是最终的一次拍板，涉及的内容很多。

这次审片，要总体把握影片双片录音后，科学内容、艺术风格、思想性与趣味性诸要素声画融合的整体艺术效果；全面检查各流程环节的技术水准，以及所达到的技术效果与程度；审查录音、解说、音乐等各专业的艺术处理，看有哪些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因此，这个环节的审片，不只是我这个编导坐在那里听取意见，剪辑沈蓉娥，音乐黄立贞、解说李晓茹、录音王新建等创作人员也一同在座。这次审片，我作为编导第一次有人作陪，第一次感到不孤单。

这次双片审查，还要审视录音车间各工种、各岗位的技术水准，以及这部双片录音环节中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比如：录音设备、线路是否有杂音录入磁带，录音棚隔音效果如何，放映技术岗、技术服务岗、线路设备维修人员等在录音现场的操作程序是否规范、技术是否熟练。总之，录音车间各岗位的技术操作，是厂领导通过此次双片审查要审核把关、督促改进的重点。因此，这次录音双片审查，录音车间各岗位工作人员都认真对待、仔细听取意见。审查时，领导说到哪一点做得好、效果不错，在场的录音车间人员和参与该片创作的各工种人员就一起高兴；若领导提出修改意见，不管是谁的、哪个岗位或工种的，大家也都跟着一起紧张、不安。

因为大家在各个环节共同付出了创作的艰辛，于是就出现了这种一乐俱乐、一愁共愁的情绪。

这次录音双片审查，也给厂领导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暂时放下手头的日常工作，静静地坐在放映室银幕前，集体观摩这部凝聚了各环节心血、具有具体推广价值的农业科教影片，感受各专业创作融合后的艺术效果全貌。这也给他们留出了一方思考的空间，促使他们审视自己所管辖的业务与专业领域，琢磨提升业务和专业水平的可能究竟在哪里。

刘德胜（党委副书记），这位从农牧渔业部人事司领导岗位调任而来、从战争年代走出来的老干部、老革命，中等身材，面色微黑。他平时说话和善，待人亲切。每天上下班，总见他夹着公文包，走路急匆匆的，见了人便主动走上前握手问候，让人心里一暖，平添力量。

此时，坐在放映棚银幕下的他，正聚精会神地听着每句抑扬顿挫的解说词，看着一幅幅经过剪辑、富有节奏的画面，满含深情，一股热血在心中翻腾。他看到的已不只是这部双片影片，而是农业科教电影背后环环相扣的专业制作流程——缺一个环节都不行，这是各专业、各环节汇合交融的艺术生产创作。看着这部双片，他懂了什么是电影的综合艺术。

他忍不住开口，声音里满是激动："好啊！我们拍的这种农业科教电影，才是推广农业科技的好方法，是打通农业科技进入大包干农户田间地头最后一公里障碍的最有效法宝！"

他说，眼下太需要留住人才了，太需要引进各专业的新鲜血液了，太需要改进各环节的技术设备了。太需要加快农影厂的人才队伍建设、技术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了，太需要靠制度把人才留住，太需要建立与各环节、各专业创作相匹配的制度。

这时，我看到他热泪盈眶，低声却满含深情地继续说：“不把农影的制度搞好，不把农影的人才队伍壮大，不把各工种、各专业建设起来，我就不走了，就是升迁我也不走。”

他的话，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农影人。

今天写到这里，那些亲身经历的事、那些人、那些场景，那段活过的岁月、那群共事过的人，一一涌上心头。写到此处，我情不自禁，热泪满面。为自己写下的文字流泪，这还是第一次。

刘德胜副书记自1980年来到农影，至1990年退休，在农影度过了整整十年。在这担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的十年里，他倾注心血，推动农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十年间，农影的创作人员与各专业人才队伍迅速壮大，各工种、各专业、各创作流程环节都得到了飞速发展。剪辑室、照明车间、特殊摄影、显微放大摄影、高速摄影、定时摄影，以及专业录音、动画美术等各个部门逐步完善。

更喜人的是，那座早已建成的、当时国内顶尖、设施设备极为先进的现代化录音棚，在这十年之初，技术和设备又有了新的补充，使之成为当时我们农影的一个电影时代的标志。

各专业学科的优秀编导、摄影人才汇聚一堂，组成了当时农影专业而精湛的创作群体，形成了农影历史上一个时代独有的、懂农业、爱农业、热爱农业科教电影的庞大且极具农影特色的人才队伍。各流程、各工种、各专业具备了正规电影厂的规模，

农业科教电影的创作与生产水平更是日新月异、飞跃发展。

那是个"科学就是生产力，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年代。

这一时期，农影在技术设备现代化水准的硬实力上，在农业科教电影作品创作的理论规律与经验、影片生产的艺术工艺流程和创作生产管理的软实力上，都形成了自己的艺术规律和特点，达到了国内电影行业的专业水平。这一时期，农影的作品数量与质量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水利部电影制片厂及国家计委等其他部委电影制片厂，从此在专业领域内脱颖而出，大踏步跨入了专业电影制片厂的行列。在这十年里，农影科教片与纪录片的生产数量和质量，已经赶上并比肩长春电影制片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等故事片大厂的水平。农影与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形成了那个年代科教电影界"三足鼎立"的繁荣局面，开创出中国农影发展的辉煌时代。

那个年代，中国农影农业科教电影创作与生产水平的快速发展，惊动了我国当时的电影艺术家们。他们时时关注、研究着农影的发展，称“八一厂”与“农影厂”在中国电影界都是“特殊个例”，并将此誉为“农影的‘八一厂’现象”——这是中国电影界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农影‘八一厂’现象”这一概念，虽然由我在这篇文章中首次以文字正式提出，但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它的辉煌确实惊艳了一个电影时代，人们口中早有议论。我在此文中写下的这一点，正是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经典之句！

这是1983年8月下旬的一天，距今已四十三年。那天下午下班后，我们农影厂全体厂级领导成员齐聚一堂，对农业科教电影《水稻简易工厂育秧》的录音双片作最终的拍板审查。每位领导都作了发言。

他们的发言，是在认真静心看完影片的每一幅画面、听完每一句浸润在美妙动人音乐旋律中的解说词之后，在细细品味录音师将水声、鸟声、欢乐人家田园里劳动的机器声、牛叫声与音乐和解说词，以高超的录音技术按各种声音所需的比例融为一体所呈现的录音艺术效果之后，才郑重说出的。

这些发言，字里行间流露着多重情感：一是对我们农影自1949年6月29日建厂以来，三十四年发展历程中所形成的影片创作与生产各艺术工艺流程的自信与自豪；二是对影片制作各环节中农影人自己摸索出的创作经验、规律与理论的赞美与感慨；三是对各工艺环节中创作人员熟悉农业生产、热爱农业、热爱农业科教电影，尽职尽心、踔厉奋发、团结一心、真诚合作、技术艺术娴熟的肯定与表扬；四是对农影影片创作与制作水平不断进步、设备向更先进目标迈进，以及来自农牧渔业部的大力支持所充满的极大底气、自信与随时准备再出发的思想。

而参加审片的艺术大专家们、技术大专家们，此时也正满怀信心地寻找着向更高标准迈进的技术措施与方法。

当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曾带领一个营的骑兵在山西晋东南太行山上与日寇作过殊死搏斗，而今已是党的十一级高级干部的徐力之——我们农影当时的党委书记兼厂长——站起来说："这个片子拍得挺好，我宣布，这部双片最终审查通过了。摄制组及各环节参与创作的同志辛苦了。送电影局审查的文字材料已经准备好了，明天，生产办安排把片子送走吧！"此时已是晚八点。

我环顾四周，看到身边几位参与后期创作的人员眼眶都湿了。不等徐立之厂长的话音落下，录音放映棚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里，有我们全体创作人员含着一路辛酸热泪、为一个艺术作品"胎儿"在此刻光荣诞生的喜悦；

这掌声里，洋溢着我们全体创作人员为这部影片——这个刚刚诞生的艺术胎儿即将奔向广阔天地、奔向肥田沃土，去贡献推广农业科技力量的骄傲；

这掌声里，洋溢出我们期盼着农影——这个农业科教电影制片厂，沿着自己奋斗的方向，走在自己发展的大道上，拥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这是录音双片最终审查通过、领导们离场之后，大家忙着收拾设备，一时之间在银幕下高兴地互相吹捧起来——

为"解说大家"李晓茹亲切的解说娓娓动听，含情脉脉地融入一幅幅江南春景，融入喜气洋洋的农家育秧生活与欢娱的劳动中，句句清晰地讲述着育秧的技术措施，大家朝她竖起了大拇指；

为音乐家黄立贞女士的清新乐风与江南春景交融，写出了江南农村改革的拂面春风，深化了育秧时节的喜人景致，大家朝她竖起了大拇指；

为录音师王新建将劳动场景环境声——如鸟鸣、水声——与音乐、解说经高技术录音融为一体，三者互相衬托，突出了解说，加深了解说的语言力量。柔情如潺潺溪流，滋润在一幅幅画面里，使影片在讲述技术时有了情感，大家朝他竖起了大拇指；

为沈蓉娥高超的艺术剪辑，大家也朝她竖起了大拇指。

这部《水稻简易工厂育秧》农业科教电影送交文化部电影事业管理局（电影局）审查。同年八月下旬，审查通过，批复意见为："经审查通过并收购，在国内发行。"

之后，就在这一年国庆前，我们农影洗印车间完成了该片三校标准拷贝的洗印。到此，这部农业科教电影按国家计划预期完成了拍摄任务。（当时实行计划经济，我们农影的纪录和科教电影都在国家下达的计划中完成——一年拍几部、拍什么、拨给多少胶片等物资、给多少经费，全由国家计划决定，单位不能没有国家计划就擅自拍摄任何影片。）

这期间，我作为该片编导，整理并上交了编导室的文学剧本、拍摄分镜头剧本，以及随发行拷贝一并归档的完成台本等文字资料，随后便接受新的拍摄任务，去采访、写剧本了。又每天出出进进地忙碌着。1984年元旦前，这部影片的拷贝发行到了全国各省及水稻产区各县，在各地放映了。

【尾声】

这篇文章，是我在网上看到农业科教电影《水稻简易工厂育秧》的相关介绍时，心情激动，白天写、晚上写，一口气完成的。

就一部农业科教电影从采访、剧本创作、外景拍摄，到后期剪辑、录音、动画制作、审片、送审（国家审查）、出标准拷贝，再到全国发行拷贝——这一整套创作与生产的工艺流程，用纪实散文的形式完整写下来，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在中国电影120多年历史上，也是第一篇。

而就在这部影片创作生产全过程的记述中，我们农影当时的农业科教电影生产全流程、各环节的创作面貌、创作理论和艺术规律，也得到了充分展示。这同样也是第一次，是中国农影史上第一篇，也是中国科教电影史上第一篇。

这与我的农业科教电影编导生涯密不可分。我从大学毕业便由国家分配来到农影，一开始就做农业科教和纪录电影的编导工作，直至退休，长达38年。这期间，年年在田间地头拍片，年年有经电影局审查通过并收购、在全国农村发行的我编导的农业科教电影。38年里，我编导的农业科教电影及电视片近百部，均面向全国农民观众。

在这38年的农业科教电影创作实践中，我有自己独特的经历，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思想、创作经验与创作理论。我把这些都写成了论文，已在《中国电影年鉴》上发表。

文中提出的"农影'八一厂'现象"，也是本文首次以文字形式正式提出的。但这背后，是我们农影在过去峥嵘岁月里一段真实的历史。

借以怀念中国农影那段农业科教电影的辉煌历史，怀念那个光辉的年代；

同时，也以农影的过去，开拓农影今天与未来广阔的发展道路；

用农影过去的历史去照亮农影今天和明天的光明的发展前程。

这不是故事，这是经历；这是踔厉，这是生活；这是38年热血流淌出的真实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