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务》｜美国的消耗战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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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必须增强持久作战能力。

纳迪亚·沙德洛现为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2017年，她曾在特朗普第一届政府担任美国负责战略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

消耗，已经成为当今冲突最鲜明的特征。乌克兰战争和中东战争，正在变成一场场比拼谁能先耗尽对方军事能力、经济资源和政治意志的漫长较量。当然，这些战争各有其独特性，但它们相似的演进轨迹反映出一个更深层的变化：战争如今正在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展开。在整个乌克兰战争期间，前线反复出现这样的情况：炮兵有炮，也找得到目标，却没有炮弹可打。乌克兰工程师发现，一种新型无人机投入战场后，往往几周内就会遭到俄罗斯的针对性反制，刚刚取得的优势很快便被削弱。而在伊朗，美国削弱了对手的军事能力，摧毁了深埋地下的核设施，却未能解决最初使这些武器构成威胁的政治问题。

这些现象分别揭示了不同的落差，也解释了为什么各国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消耗战略，或者发现自己被困在消耗战中。第一种落差，存在于一个国家纸面上拥有的军事能力，与其实际能够投入并持续维持的军力之间。第二种落差，存在于传统战争原则与现代战场之间——技术进步正在让决定性的突破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三种落差，则存在于军事手段与这些手段原本要实现的政治目的之间。

这些错位叠加在一起，把战争一步步推向消耗战。当一个国家无法形成并不断补充足以压倒对手的军事能力时，战争就会变成一场耐力测试。当突破越来越难以实现时，逐步取得有限进展、持续摧毁敌方能力，就会显得更有吸引力。而当交战各方的政治终局目标过于模糊，或者追求的是最大化目标时，无限期地让对手付出代价，看起来便可能成为除了投降之外唯一的选择。

这对美国构成了一个特殊挑战。美国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追求短促而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却可能越来越多地面对另一类对手：他们认为拖长战争反而对自己有利。美国可以不主动选择消耗战，但必须做好准备，在对手选择消耗战时打赢这样的战争。

漫长而艰难的消耗之路

传统上，人们衡量军事实力，主要看一个国家拥有什么——多少兵力、多少武器平台、多少弹药库存。但近期战争暴露了名义实力与实际可用军事能力之间的落差。

历史学家菲利普斯·奥布赖恩（Phillips O’Brien）在2015年出版的《战争是如何赢得的》（How the War Was Won）一书中指出，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赢下那些最能激发大众想象的大型战役，实际上也已没有控制他所谓的“超级战场”那么重要。所谓“超级战场”，是由庞大的工厂和供应线构成的广阔空间，军事力量正是在那里被生产出来，并被输送到战场。二战之后，形成并持续维持军事力量的能力只变得更加重要。现代军队消耗军需物资的速度惊人，而它们的对手，也越来越有能力破坏补充这些物资所依赖的生产和供应网络。

2022年初，俄罗斯再次入侵乌克兰时，看上去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全面进攻开始前几天，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告诉美国议员，一旦发动全面攻势，基辅可能在72小时内陷落。乌克兰指挥官则向《纽约时报》表示，他们认为，面对已在边境集结的十多万俄军，乌克兰军队几乎没有胜算。然而，俄罗斯未能迅速把自身庞大的资源转化为前线可持续的作战能力，因此既没能有效发挥其军事实力，也没能攻下基辅。

但俄罗斯拥有的物资和人力储备，使其挺过了战争初期的挫折。俄罗斯可以动员更多人员，动用庞大的弹药库存，提高武器产量，还可以借助朝鲜等伙伴维持战争。俄罗斯逐渐形成了一套“胜利理论”：只要能够比乌克兰撑得更久，它就不必以决定性的方式击败乌克兰。俄罗斯可以一边不断消耗乌克兰，一边等待欧洲和美国的政治承诺逐渐减弱。消耗战由此给了俄罗斯军事上的优势。与此同时，它也暴露出乌克兰那些实力雄厚的北约支持者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总体实力，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维持一场长期、高消耗战争的能力。

美国和北约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俄罗斯。但在消耗战中，衡量实力的方式不同。GDP不能装进炮膛里发射出去。国防开支总额本身也拦不住导弹。乌克兰伙伴国的国防工业原本就不是为迅速补充弹药而建设的，其生产体系是按照和平时期的需求组织起来的。因此，这些国家很难足够快地把自身潜在实力转化为炮弹、拦截弹以及其他真正能够投入战场的军事能力。

俄罗斯和北约由此以几乎完全相反的方式撞上了同一道“能力落差”。俄罗斯起初有规模、有资源，却没有与之相称的作战效能；乌克兰的支持者则拥有较高的作战效能，却缺乏支撑长期战争所需的足够纵深。

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冲突，则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另一种形态。伊朗的常规军事实力无法与以色列或美国相比，但德黑兰几十年来一直在建设一种能力：通过在本国领土之外建立军事力量，弥补自身在常规军事力量上的劣势。

伊朗由代理人构成的网络有时被称为“火环”。这一网络使德黑兰能够同时在多个方向施加压力，迫使以色列和美国不断消耗拦截弹，并长期维持高强度的作战节奏。伊朗使用廉价无人机和导弹，也暴露出昂贵拦截弹、高成本军舰和尖端作战飞机的局限。在这种消耗战略下，伊朗只需要持续让对手付出代价，同时不断补充自己的损失。

适应，然后死去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夕，一名美军将领曾称赞莫斯科拥有一支“善于学习、能够适应的部队”。事实证明，乌克兰适应得甚至更快。但双方都在快速适应，由此产生了一个悖论：过去或许足以带来战场突破的优势，如今变得转瞬即逝；任何一方都无法把优势保持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取得决定性成果。

这就是第二种落差。技术正在改变战场，传统上用来建立军事优势的原则——例如实施兵力机动和集中作战力量——也因此越来越难以运用，并把战争进一步推向消耗。在无人机时代，兵力越是集中，反而越容易被发现和摧毁；大规模机动作战所需要的兵力和后勤集结，可能还没来得及形成突破，就已经被发现并遭到打击。当战场处于持续监视之下时，制造突然性也更加困难。技术进步不断创造新的机会，但对手随即进行的反制性适应，很快又会抹去这些优势。

战争中的快速适应当然并不新鲜。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创新战术和作战方法失效的速度。在乌克兰，学习的反馈回路已经可以直接从战场通向工程师和制造商，然后再返回战场。一线部队可以通过二维码，将无人机故障等问题直接反馈给无人机制造商的支持团队，后者随即调整生产批次。

乌克兰无人机制造商形容，其研发周期已经是以“周”为单位计算的：俄罗斯的干扰手段和速度更快的无人机一旦击败现有系统，制造商便更换通信频段、机体和推进系统，并迅速把改进后的系统推向生产。

正如防务战略研究者坎·卡萨波格鲁（Can Kasapoğlu）今年7月所指出的：“无人系统、作战数据与人的指挥已经融合进以前所未有速度运转的杀伤链。”这意味着，乌克兰战争“已经从狭义的平台对抗，演变成一场以机器速度进行、由算法支配的战争”。

技术也正在改变传统战争原则在中东的运用方式。以“集中”为例。以色列和美国利用情报、精确制导武器和远程打击，在不实际大规模集结兵力的情况下形成集中打击效应。伊朗则以不同方式运用同一原则，通过大批导弹和无人机齐射，试图压垮先进的防御体系。

由于双方都能在不集中兵力的情况下持续形成集中的作战效果，要摧毁对手继续作战的能力反而变得更加困难。战争于是转向反复交锋、持续补充和比拼耐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快速适应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消耗战。

不断移动的目标线

第三种、或许也是最棘手的战略落差在于：当前战争中所使用的军事手段，没有产生各方想要的政治结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如此，美国、以色列、伊朗以及伊朗地区盟友和代理人所卷入的更广泛中东对抗，同样如此。

在这些战争中，交战各方追求的并不是对领土边界作有限调整，也不是让对手的行为发生一些温和改变。相反，它们追求的是雄心勃勃、几乎没有谈判余地的目标。俄罗斯拒绝接受一个不处于其控制范围内的乌克兰；乌克兰则是在为自身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继续存在的权利而战。以色列面对的对手中，有些拒绝承认其存在的权利。美国和以色列把伊朗拥有核武器视为对地区安全平衡的根本性威胁，而伊朗则认为，其核计划和地区角色是自身安全与国家实力的核心组成部分。

如此重大的利害关系几乎没有给妥协留下空间，也使这些战争异常难以解决。消耗战正在造成巨大的生命与财力代价，却似乎没有缩小这些政治分歧。

到2022年初，乌克兰早已深陷一场延续多年的冲突。这场冲突始于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此后长期陷入僵局。北约也从未决定以迫使俄罗斯退回2014年前的边界线为目标。

2022年俄罗斯发动全面入侵后，欧洲和美国依然没有明确把将俄军逐出乌克兰领土设为政治目标，也没有提出另一套明确的政治解决方案。

相反，欧美往往以原则性表述来界定自己的目标，例如承诺“只要需要，就会一直支持”乌克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强调不能让俄罗斯因侵略而获利。

但军事战略若要奏效，就必须围绕一个明确、具体而且能够实现的政治目标来制定。

这种模糊并非不能理解：一旦确定具体目标，并承诺投入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军事手段，美国和北约就可能面临与俄罗斯直接冲突的风险。但其结果，是军事战略与政治战略相互脱节——留下的只是防止乌克兰战败，并无限期让俄罗斯付出代价的决心。

中东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军事力量已经让哈马斯和伊朗付出巨大代价，摧毁了大量军事设施，也杀死了他们的指挥官。但无论哈马斯还是伊朗，都没有因此投降。

在以色列对哈马斯战争初期，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阿莫斯·亚德林（Amos Yadlin）曾在《外交事务》撰文称，以色列已经击败哈马斯，因为它杀死了哈马斯大多数军事领导人，以及超过一半的武装人员。但摧毁敌人的军事能力，并不等于创造出了让冲突得以持久结束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伊朗还把政治——在这里具体表现为国际压力——作为其消耗战的一种工具。它试图削弱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支持，在对手周围构筑一圈“政治火环”。拜登总统任内担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埃夫里尔·海恩斯（Avril Haines）在2024年7月披露，与伊朗政府有关联的人员曾在网上冒充活动人士，鼓励围绕加沙问题举行抗议，并向美国境内的抗议者提供资金支持。

国际机构、许多欧洲政府以及世界各地的公众舆论都在加大对以色列的压力，以色列也因此变得更加孤立。这已经产生了战略后果。尽管以色列证明了自己能够在军事上占据优势，却始终难以把这些军事胜利转化为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地区政治环境。它与欧洲及其他国家政府的关系已经恶化，而这些分歧如今又使有关加沙战后安排的国际讨论变得更加复杂。

打破定式

对于美国而言，消耗战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战略困境。五角大楼的战争规划长期着眼于短促、具有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华盛顿的政治领导人也经常向公众作出这样的承诺。但今天的对手既有能力，也有动机，不让美国按照这种方式打仗。他们可以拖长冲突，希望自己能够恢复作战能力、不断让美国付出代价，并最终耗尽美国的政治意志。

与此同时，美国建立起来的军队高度依赖数量相对有限、技术复杂而且价格昂贵的武器系统；其国防工业基础无法迅速补充其中许多系统；而美国的战略设计，又太过频繁地没有解决取得胜利所必需的政治条件。美国国防规划者正在采取一些措施改变这种军事态势，但这需要时间。

真正的危险，并不在于美国打不赢一场消耗战，而在于美国至今仍然按照“自己不会被迫打一场消耗战”这一预期来组织力量。

近四十年前，军事战略家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提出了“相关机动”（relational maneuver）战略。它并不追求单纯消耗敌军，而是着重打击敌方内部的凝聚力和运转机制。最近，特朗普政府已经释放出一些迹象，表明它可能正在伊朗问题上尝试类似的战略。

美国新近启动的“经济放逐行动”，按照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的说法，目标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一场经济猛攻”。这种更广泛的压力可能削弱伊朗政权，甚至最终导致其垮台——前提是美国能够找到持续施压所需要的政治意志。

但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一定会坚持下去。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其他经济成本，将考验华盛顿是否愿意长期维持这种压力。在伊朗问题上，最现实的结果或许仍然是一个无法真正解决的僵局。

要打破这种模式，华盛顿必须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美国军事领导人必须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基础来建设军队并设计作战概念：未来的战争很可能无法迅速结束。政治领导人也必须更加现实地判断，他们设定的目标，究竟能不能只依靠军事力量，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

这种调整并不容易。更危险的可能，是美国继续一步步滑入消耗战，只因为战争最初的代价看上去还能够承受，直到人员伤亡和经济成本不断累积。美国人或许拒绝“无休止的战争”这一概念，但美国的对手完全有动力，不让美国得到它所偏爱的那种短促而具有决定性的战争。

而且，即便一场战争相对容易维持，要让它真正彻底结束，也可能极其困难。

纳迪亚·沙德洛（Nadia Schadlow）是美国国家安全与军事战略研究者，现任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胡佛研究所国家安全访问研究员，并担任美国特别竞争研究项目（SCSP）顾问委员会成员。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苏联解体后曾担任美国陆军负责乌克兰事务的首任官员，之后长期在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从事国际安全与外交政策研究。2017年进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制定特朗普第一任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8年出任负责战略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沙德洛长期研究军事力量、政治目标与战后治理之间的关系。其代表作《战争与治理艺术》通过15个美国军事干预案例，分析美国如何把战场胜利转化为政治成果。近年来，她的研究进一步延伸至国防工业基础、弹药产能、供应链、关键技术和大国竞争。《美国的消耗战陷阱》延续了她长期关注的核心问题：军事优势只有能够持续生成，并最终服务于明确的政治目标，才具有真正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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