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邓宝珊作为从旧阵营走出来的爱国将领，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也就是甘肃的首任省长，每次来北京参加人大、政协会议，只要时间允许，毛泽东都会把他请到丰泽园谈话吃饭，这种私人居所接待的方式，在地方高级干部里面并不多见，这份交往不是建国之后才建立，往前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青年时期邓宝珊就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之后在西北军当中任职，历经护国、护法多场战事，在西北军政圈子里面威望很高。全面抗战爆发，他被派往榆林驻防，手握地方兵权，处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属于国共双方接触的前沿地带。
那时候蒋介石多次想利用榆林的部队制造摩擦，发动反共行动，邓宝珊一直尽量回避冲突，约束手下部队不主动挑起事端，维持榆林和陕甘宁边区的往来通道，保障人员物资正常通行。1943年邓宝珊往返重庆途中两次路过延安，和毛泽东有过多次长时间交谈，双方坦诚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毛泽东后来专门给他写信，肯定他在北线的作用，写下“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这封信也记录下两个人早期的互信基础。解放战争后期，北平局势紧张，傅作义犹豫不决，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出城谈判，多方斡旋推动北平和平解放，完整保存古城，这件事让他在中共这边获得很高的认可度。1949年2月，他跟随傅作义去到西柏坡，这是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二人再度会面，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面对面敲定后续相关安排。抗战时期他就已经在延安多次和毛泽东见面交谈。
新中国成立，中央任命邓宝珊主持甘肃政务，主政刚刚经历战乱的西北省份。当时甘肃百废待兴，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基础薄弱，地方社会情况错综复杂，中央看重他在西北多年积累的人脉，还有处理各方关系的能力，希望由他来协调地方各个群体，稳定社会局面。邓宝珊回到兰州之后，经常往各地跑，深入基层州县，处理民族、民生、恢复生产一大堆繁杂事务，甘肃的大小情况，他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就会当面汇报给中央领导。正式的工作汇报一般放在会议室，而丰泽园属于毛泽东日常起居生活的地方，在这里见面，就跳出纯粹的公务会议模式，可以放开聊很多书面报告里写不全的实际问题。
每一届全国人大、政协召开，邓宝珊作为甘肃代表团负责人进京，会议结束之后，时常就被接到丰泽园。在这里不讲究繁琐的官场礼节，很多时候就是家常便饭，饭菜简单，还会特意准备西北的面食，照顾邓宝珊的饮食习惯。谈话内容一部分是甘肃的现实情况，农业收成、民族关系、地方干部相处遇到的难处，这些从基层一线得来的真实见闻，邓宝珊可以直接讲出来。另外也会谈过去几十年西北的历史，谈统一战线的相关工作，偶尔也说起两个人都熟悉的旧人旧事。有一次两个人交谈持续到后半夜，走出丰泽园的时候，毛泽东还主动问起邓宝珊已经过世的二女儿邓友梅，能够看得出来，双方已经不只是普通上下级的工作往来。
但丰泽园的会面，不等于不讲原则，交谈当中涉及甘肃的重大政策，依旧严格按照中央的部署执行。私人交往归交往，工作安排上面，邓宝珊始终服从西北局和中央的统一领导，他回到甘肃之后，也会把在丰泽园听到的精神落实到地方事务。那时候也有不少其他起义将领、民主人士会受邀到丰泽园，只是邓宝珊因为每年开会必到北京，加上西北工作的特殊性，到访的次数相对更多。外界看到的是领袖对他的礼遇，背后是几十年复杂时局里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信任，来自抗战时期的实际配合，来自北平和平解放的贡献，也来自建国之后他在甘肃踏踏实实的履职。
邓宝珊前后担任甘肃省主席、省长十几年，一直奔波在西北大地。1968年，邓宝珊在北京病逝。回看那一次次丰泽园的见面，抛开历史佳话的外衣，本质是特定时代背景之下，革命领袖与爱国民主人士肝胆相照的一段过往，抗战结下的友谊，建国之后延续到地方治理的实践当中，私人情谊和国家统一战线的现实需要交织在一起，成为新中国初期西北治理历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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