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南京，授衔名单公布前，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主动提出降低评定等级。他叫刘金山，曾任鲁南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按战功和资历，他完全可以留在更重要的岗位，但他却选择转业，到地方工厂或农村工作。
这件事，不能只看成一次个人选择。刘金山没有显赫出身，参军前只是枣庄铁路上的一名普通工人，干的是烧煤、擦车等苦活。1938年，他在地下党宣传影响下参加抗日义勇军峄县支队，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7月，鲁南铁道游击队成立不久，刘金山被调入队伍，先后担任中队长、副大队长。那时的铁路，不只是运输线，也是日军控制鲁南、掠夺物资的重要通道。熟悉机车、车站和铁路工序，成了刘金山带队作战的特殊优势。
1942年，原大队长洪振海在微山湖战斗中牺牲，刘金山接任大队长。年纪不大，担子却很重。日军调来特务队长高冈，加强临城一带的封锁，铁道游击队的活动明显受到压迫。
刘金山没有急着硬拼，而是先后三次化装进入临城侦察。第三次进城时，他被特务认出，城门很快关闭。敌人以为人已经落网，刘金山却利用街巷和地形脱身，随后制定了袭击车站的计划。
当晚11时左右，他带两个小组化装成铁路工人进入临城车站。高冈习惯深夜办公，办公室外有警卫，里间还睡着特务。刘金山抵近后突然开枪，高冈中弹毙命，队员随即撤出车站。临走时，他还将一顶帽子和一块伪军军装布挂在车厢连接处，故意把嫌疑引向附近的伪军部队。
这一招确实让日军误判。驻古井村的伪军被日军怀疑，军官遭到扣押，武器也被缴去。铁道游击队没有正面消灭一个团，却借日军之手削弱了敌人的帮凶力量。游击战的价值，往往就在这种出其不意的周旋里。
还有一次，鲁南军区要求铁道游击队为部队筹集过冬棉衣。1942年深秋，刘金山得知一列装有被服的军车将经过临城，便临时组织截车。两个小时内，四千多名群众和三十只船完成集结，后四节车皮被悄悄甩下，棉衣、被子和布匹迅速转运。
日军派铁甲车追赶时，天色将明，群众尚未全部撤离。刘金山下令烧掉来不及带走的物资，并让队员掩护百姓转移。恰在此时，大雾突然笼罩铁路，铁甲车失去目标，群众得以脱险。物资有损失，但人员和大部分被服保住了。
抗战胜利后，沙沟一带仍有日军和伪军拒绝缴械。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林维先曾让刘金山单独进入日军阵地，转达双方暂不交战的条件。刘金山准备带枪前往，林维先却制止他说：“这次去，不是拼命，是谈判。”
刘金山最终空手进入沙沟，凭着会说几句日语，见到了熟悉的日军特务队长黑木和日军军官。他说明八路军将进攻伪军，希望日军不要插手，并承诺只要对方不动手，便不会将其作为攻击目标。当天夜里，伪军被围歼，日军果然没有出兵干预。
后来日军以追击逃入阵地的伪军为由扣押刘金山。他被关了一天，靠询问翻译弄清情况，又指出三十多名伪军确实正在车站附近。日军无法自圆其说，只得将他释放。此后，他再次参与谈判，促使沙沟一千多名日军交出全部武器。日军少将赠送的指挥刀和望远镜，也被刘金山转交给罗炳辉。
抗战结束后，铁道游击队改编为鲁南军区特务团第二营，刘金山任副团长兼营长，原有番号随之停止使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一度准备安排他到军委工作，他却认为自己文化程度有限，主动申请转业到地方。
1955年授衔时，刘金山被授予大校军衔。转业之后，他长期生活在苏州，住处并不宽敞，家中墙壁也曾斑驳。对家人，他反复强调不能拿公家的东西，子女上学、工作也不能借他的名义找关系。
这位曾经在铁路线两侧指挥战斗的大队长，后来没有留在聚光灯下。1999年，刘金山在苏州去世，享年91岁。退休和转业后的几十年，他留下的公开身份不再耀眼，却始终保持着一名老党员对纪律和分寸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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