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洪武二年七月，常遇春率九万大军从开平班师南归。
开平是元朝的上都，刚刚被明军攻克不久，元顺帝北遁，北方的军事压力暂时缓解。
大军行至柳河川驻地休整时，连日紧绷的作战状态骤然放松，燥热难耐的常遇春卸下身上厚重的铁甲，试图借助塞外凉风驱散周身热气。
柳河川在今天河北赤城一带，七月正值盛夏，白日烈日炎炎，傍晚过后便会刮起寒凉劲风，昼夜温差却能达到十几度。
常人静坐尚且能感受到凉意，更何况是浑身大汗、毛孔全开的将士。
就在脱甲吹风之后，常遇春身体迅速出现异常，短短时间内突发急症，身体机能快速衰竭，最终在驻地骤然离世。
按照《明史》记载，常遇春当时“暴疾卒，年仅四十”，没有详细阐述病症细节。
但结合古代军旅医疗常识和后世医学推演，常遇春的真实死因，就是军中明令禁止的“卸甲风”。
这是古代军队极为常见的急症，也是历代军营反复强调战后严禁即刻脱甲的核心原因。
那么，“卸甲风”为何会如此致命呢？
其实这与古代甲胄的实际穿着状态有着很紧密的关系。
宋代的铁甲普遍重达五十斤，元代士兵常穿的罗圈甲用六层皮革制成，明清时期的棉甲虽然比铁甲轻便，也有三十多斤。
这些甲胄的设计目的是防御刀枪箭矢，但通风极差。金属甲片在阳光下快速升温，贴在身上等于披了一层被烤热的铁皮。
士兵在行军或作战时，心率加快，血液大量涌向体表散热，毛孔全部张开，汗液持续分泌。
此时人体的体温调节系统正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血管处于扩张状态，以便将热量带出体外。
如果突然脱掉甲胄，冷空气直接接触湿透的皮肤，汗液迅速蒸发带走大量体热，体表血管在寒冷刺激下急剧收缩。
血管的收缩和扩张如果过于剧烈，心脏很难在短时间内完成调节，血液流动的节奏被打乱，严重时可能形成血栓，引发急性心脑血管事件。
用现代医学的术语来归类，这属于寒冷刺激引起的肌肉无菌性炎症以及血管调节功能紊乱，但古代战场上的实际后果往往比“炎症”严重得多，猝死的案例并不罕见。
而古代军队对“不许立即脱甲”这条规矩的执行，并不完全出于医学认知，更直接的原因有两个层面。
第一，军事安全：
冷兵器时代的战斗结束后，敌军反扑的可能性始终存在。
士兵卸甲之后重新穿戴需要时间，在遭遇突袭时几乎没有反应窗口。指挥官下令不许卸甲，首先是为了保持随时应战的状态。
第二，经验积累：
军中军医和久经战阵的老兵逐渐观察到，战斗结束后立刻脱甲吹风的人，得病的比例明显偏高。这种观察没有现代生理学作为支撑，但代代相传，形成了军中约定俗成的规矩。
常遇春的问题在于，他作为主帅，行军途中未必有人敢强行阻止他脱甲。加上他一生征战，身上积累的旧伤不在少数，身体对温度骤变的承受能力本身就在下降。
古代行军打仗，疾病造成的减员往往超过战斗伤亡。军中医疗条件有限，随军医生主要处理外伤和常见疫病。
一个四十岁的壮年将领，在连续数月的高强度行军作战之后，身体储备本身就处于消耗殆尽的状态。卸甲受凉只是触发因素，深层原因是长期的体力透支和旧伤积累。
朱元璋后来在祭文中说常遇春“马汗未干，甲胄未解”，这八个字既是表彰，也无意中点出了他死亡的伏笔。
常遇春死后，朱元璋追封他为开平王，谥号忠武，配享太庙。一个从怀远田间走出来的猛将，最终倒在班师回朝的路上，死因甚至算不上“战死”。
此事在明初军中的影响不小，此后北伐和塞外征战中，将领们对战后卸甲的时机更加谨慎。但规矩终究是规矩，真正在酷热中行军多日之后，能忍住不脱甲的人始终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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