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2026年9月17日，希腊前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在一档播出的播客访谈中说出了一句让欧洲政坛颇为难堪的话：欧盟作为政治经济实体，历史功能已经终结。
这番话从一位曾坐在谈判桌前与欧盟“三驾马车”正面交锋的人嘴里说出来，分量非同寻常。
早在2015年，瓦鲁法基斯就以希腊财长身份代表希腊与欧委会、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债务谈判，那场谈判几乎以撕破脸的方式结束。
他对欧盟决策机制的认知，来自亲身经历，不是论文里的模型推演，而是谈判桌上实打实的碰壁。
这种亲历感让他的判断有了一层数据之外的说服力，2026年第一季度，欧元区GDP环比下降0.2%，欧盟整体下降0.1%，而前一季度两者都还有0.2%的正增长。
而且，欧盟委员会在春季展望中将2026年欧盟实际GDP增长预测下调至1.1%，较此前低了0.3个百分点。
数字本身谈不上致命，但对一个增长长期乏力的经济体而言，方向比幅度更让人不安。
更深层的问题在投资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扣除折旧后，欧洲在生产领域的实际投资一直是负增长，这意味着欧洲不是在“增长放缓”，而是在“消耗存量”。
当然如果只是经济数据难看，瓦鲁法基斯的判断还停留在“衰退”层面。他真正指向的，是一个更让人不适的事实：欧洲在关键决策上已经不再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
他提到荷兰政府强制接管中企控股的安世半导体一事，荷兰政府明知此举损害荷兰、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利益，仍然执行了美国的指令。
这件事的意义不在安世半导体本身，而在于它揭示的决策逻辑。安世半导体是一家总部在荷兰、由中国闻泰科技全资控股的企业，荷兰政府援引冷战时期的《货物可用性法案》介入，法院暂停了中方CEO职务，将表决权交由独立管理人。
一个欧洲国家用一部冷战法律去接管一家中资控股的欧洲企业，表面上的理由是“经济安全”，但真正的驱动力来自大西洋对岸。
这一逻辑同样体现在对华政策上，欧盟一边跟随美国的制裁框架对中国企业设限，一边通过《工业加速器法案》在原材料领域设置“欧盟原产”比例和强制技术转让条款，对中国企业构成制度性歧视。
结果是欧洲高端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准入越来越受限，而美国的巨额补贴主要流向本土企业，欧洲能分到的份额极为有限。
瓦鲁法基斯把这种处境概括为“通过选择充当美国的战略分包商，加速了自己的去工业化”。
瓦鲁法基斯对中国角色的判断也值得细看，他认为中国在稀土等关键矿产领域的优势，是面对美欧时的关键底牌。
但中方的策略不是全面禁运，而是在管制框架下保留民用和合规贸易的空间，让美国制造业持续感受到供应链的不确定性。
这种“可以收紧但暂时不收紧”的状态，其实是要比一刀切更有效的，全面禁运会倒逼美国加速建立替代供应链，而悬而不决的管控则让企业长期处于被动调整之中。
欧洲在中美之间的位置，既不是平衡者，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一个被两股力量同时挤压的中间地带：中国需要欧洲的市场和技术，但不依赖欧洲；美国需要欧洲的政治支持和军事配合，但不承担欧洲的经济成本。
瓦鲁法基斯提出的方案，由中国牵头，联合金砖国家和其他伙伴，建立不包含美欧的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有他一贯的激进风格。
但抛开方案本身的可行性，“全球经济再平衡不可能由欧盟推动”这个判断，值得欧洲认真对待。
当美国的目标是压低美元价值的同时吸引资本流入，这两个目标只能靠强制手段解决，而美国既无能力也缺乏执行纪律时，一个失去投资能力、技术竞争力和决策自主性的欧洲，确实很难成为全球经济秩序重建的发动机。
欧盟不会一夜解体，可9月17日发布的访谈里瓦鲁法基斯说的“欧盟完了”指向的是另一件事：它作为一个能够独立影响全球格局的力量，已经不再存在。
经济上失去造血能力，政治上失去决策自主性，剩下的只是一个体量庞大却方向不明的中间地带。
欧洲最缺的不是资源，也不是人才，而是在关键问题上说“不”的政治魄力，而这份魄力，恰恰是卡特尔结构最不需要的东西。
参考资料：
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欧盟已经完蛋了——中国可以让美国经济陷入瘫痪——Buchladen Neuer Weg
背刺闻泰后，安世半导体想把产能交给印度——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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