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7月，莫斯科，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同斯大林会谈时，谈到一个看似属于礼仪安排、实则关系政权根基的问题：新中国究竟何时宣布成立。
当时，中共中央原先考虑把开国大典放在1950年1月1日。这个日期并非仓促决定，而是与战争进程、政权筹备和城市安全密切相关。人民解放军虽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但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国民党军队仍在西南、华南等地活动。
1949年春，渡江战役突破长江防线，南京于4月23日解放，上海也在5月27日回到人民手中。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可新政权要接管数千万人口、恢复交通生产、建立行政体系，显然不能只看战场上的胜负。
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把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并对建立国家政权作出部署。北平被确定为首都，新的中央政府也进入具体筹备阶段。问题在于，宣布成立的时机必须拿捏准确。
有意思的是，斯大林关注的并不是典礼排场，而是政权空档可能造成的风险。据有关回忆材料，刘少奇谈及拟定的日期后，斯大林提醒说，革命既然已经取得主要胜利，就不宜让旧政权残余与新政权之间长期处于悬置状态。
“为什么要等到明年？”
刘少奇解释，推迟举行是为了稳妥，尽量避免战事和安全因素影响典礼。
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确：稳妥固然重要，但几个月的空白期，也可能给敌对势力留下重新组织和破坏的机会。
这段谈话后来被概括成“斯大林一句话改变开国大典日期”。不过，严格说来，日期的改变并不是外国领导人一句话直接决定的。刘少奇回国后，相关情况以报告形式传回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经过分析，才作出最终判断。
当时的国际环境同样不能忽略。1949年春，北约已经成立，美国对国民党残余势力仍抱有期待。国民党政权虽然失去大陆主要城市，却并没有立即消失，空军、海军和特务系统仍可能制造袭扰。若把中央政府成立继续向后拖延，政治上的主动权就可能被对手利用。
更关键的是，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意味着把解放区的革命秩序转化为全国性的国家秩序。它不仅要发布政令，还要统一财政、军事、外交和城市管理。对刚刚取得大规模胜利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个动作越早完成，越有利于把战争成果固定下来。
因此，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9月21日，毛泽东在开幕会上发表讲话；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至此，新国家的法律和政治框架已经搭建起来。
典礼日期也由原定的1950年1月1日改为1949年10月1日。时间只提前了三个月，筹备压力却陡然增加。天安门广场的布置、仪仗队训练、群众组织、广播设备和安全防护，都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完成。
典礼方案并不只是升旗和讲话，还包括阅兵式与群众游行。受阅部队中，既有长期征战的野战军，也有来自华北等地的部队。新中国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现代化军队装备，空军力量尤其有限，能够升空参加检阅的飞机数量不多，却仍被安排飞过天安门上空，以显示新政权已经具备保卫国家的基本力量。
安全问题始终压在筹备人员心头。北平刚刚解放不久，城内情况复杂，国民党特务活动并未完全停止。部队提前进驻，广场周边加强警戒，典礼安排在下午3时举行，也兼顾了观察、通信和防空等因素。那些看不见的准备，往往比彩旗和标语更能说明当时的紧张气氛。
1949年10月1日下午，天安门广场聚集了约30万群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登上城楼，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典礼。下午3时，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随后，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正式升起，阅兵式开始，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员，检阅受阅部队。此时，人民解放军仍在向西南、华南推进，海南岛尚未解放，西藏等地区也尚未完成统一。新中国是在全国尚未完全平定的情况下宣告成立的，这恰恰说明，成立中央政权并不是战争结束后的庆功仪式，而是接管全国、继续完成统一任务的政治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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