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强：红星照耀万里行

红星照耀万里行

——忆我和我的丈夫红军时期的往事

口述/ 彭克昌 整理 / 姚景强

姚一廷 彭克昌

我和我的丈夫姚一廷，都曾有过红军时期的共同经历。我的经历比较奇特，在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中，都曾留下过战斗生活的身影，并且三过草地。而我的丈夫姚一廷，则属于中央红军，一直跟随红一方面军长征，从江西到延安，完完全全走完了漫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往事如烟，每每回忆起我们夫妇俩所经历的红军时期的往事，仿佛仍历历在目。

在红军时期，最值得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骄傲的，就是数以千计的女同志也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我过去向别人讲述我参加红军、参加长征的事儿，总要从我这双非同寻常的大脚说起——

我1913年7月出生在四川省通江县一个普通农民家里，一岁多丧母。后来，父亲又给我娶了个后娘。当时的社会，女人兴缠脚，而且“三寸金莲”最好看。后娘嫌弃我，从不给我缠脚。我自己缠了几次，那长长的缠脚布怎么也缠不好，就干脆不再缠了。因此，我不知挨了多少次打。父亲曾气愤地指责我：“你呀，我看将来找婆家，人还未到，脚就到了。”但我依然我行我素。这样，我就长了一双大脚。

1932年11月，撤出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川北地区。在红军到达通江县的第三天，男儿们争相报名当红军。我因不堪忍受后娘的虐待，也毅然前去报名。一位红军首长问我：“当红军很苦哩，小小的川妹子，你能行吗?”我不服气地说：“我们山里妹子苦惯了，怕什么!你看我这双大脚，和男娃儿赛跑，准超前面。”就这样，我参加了红军，走上了革命道路。我先后任赤北县苏维埃保卫局侦察员、保存科长、红四方面军三分院排长等职。转战川、陕、甘4年，每天除了走路，就是打仗。那时，我全凭这双大脚！战斗中，最危险的一次，就是拉着马尾巴过河。

1935年初夏的一天，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三分院遭到地方土匪武装的袭击。在远离大部队，医院兵力空虚的情况下，必须立即组织伤员进行突围。

那天刚下过雨，组织伤病员转移十分困难。好在那时的红军医院设备简陋，不像现在的现代化医院那样复杂。平时，伤病员大都是睡地铺，即使随大部队转移，也是重伤员才能睡担架，轻伤员能走路的自己走，走不动的就靠医生护士轮流背着走。在突围中，警卫排的战土们和轻伤员先为担架队杀开一条血路，然后一边撤退，一边阻击，掩护医院转移。在紧急关头，我凭着个大、脚大，力气大，肩上抬着一副担架，背上还背着个伤员，一口气跑了二三里路，才被别的同志接替下来。为了把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我们必须连夜渡过渭河。

渭河，是古代传说中姜太公钓鱼的地方。尽管军情紧急，但大家一听说要过渭河，还是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目睹这个历史上出名的地方，不由加快了脚步。这一夜，我们行军50多里，大约五更时分到达了渭河边，附近没有发现敌情，部队领导派一位水性好的战士涉水探路。探路的战士回来报告说，“河水不深，最深处只到胸部，不需要船只，可以蹚过。”

在晨雾朦胧中，队伍分多路纵队同时过河。为了照顾女同志，男同志把担架都抢走了。我和另外6名女同志，分到一匹老马。因为马会浮水，万一哪位女同志体力不支，可以骑在马背上渡过河去。那匹老马下水后，悠悠地向河对岸游去。我们跟在马的后面，先由—位女同志拉着马的尾巴，接着，其余6名手拉着手依次尾随在第一名女同志的后面，一步一步地过河。不料，走到河心，一个浪头打来，马受惊了。只见那马高扬着的头甩了几下，就被波浪卷走了，这大概是上游下雨涨水的缘故。当时，我前面的6名女同志全部被水冲走了。我因走在最后，离那突如其来的大浪远一点而没有顺水而下。

天亮后，渭水河畔升起了炊烟，还没等吃饭，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扔下一颗炸弹飞走了，十多名伤员来不及躲蔽中弹身亡。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迅速北上，打出松潘，进占甘南，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是，张国焘自恃兵重枪多，不听中央指挥，一直坚持退却逃跑的南下主张。沙窝会议之后，一、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军共同北上。当时，我由四方面军调入一方面军，编在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率领的右路军

8月2l日，草地行军开始了，右路军率先北上。不料，草地过了一半，张国焘突然改变主张，不仅命令左路军停止北上，而且还电令编入右路军的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向川康边境退却，企图另立中央。这样，一去一来，我和我的战友们等于两过草地。

1936年6月初，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我和四方面军的部分女同志，又被编入红二方面军。为了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党中央指示，红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这样。我就是第三次过草地了。

红二方面军过草地，走在红四方面军后面，由于遭到敌人骑兵的袭击，分给我们供食用的牦牛被抢，部队遇到了极其严重的粮荒。为了生存，我和我的战友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先是节约粮食，互相调剂，优先照顾伤病员；后来粮食吃光了，就把牛皮、牛羊骨烤焦充饥；野菜挖光了，不少同志就用树枝、扁担做钓杆，用绳、绑带做线，把针烧弯做钩，用小虫子做饵，到河沟里钓鱼，碰巧了，也能钓上几条小鱼充饥。在40多天的草地行军中，二方面军数千名红军战士因无粮食，饮冰寝雪，不幸长眠在草地上。我在过草地之前，脚上受了伤，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起初，我担心在污水和腐草中行走，会把脚烂掉，过不了草地。但在危难时刻，我想，自己是个党员，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我不但不让别人照顾，还忍着疼痛背伤员，开展体力互助。说来也怪，过了草地，我的脚伤全好了。凭着坚强的毅力，我和我的战友们，终于走出了草地，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1937年，在延安，我与先期到达陕北的河南济源籍老红军姚一廷结婚了。说起我们的爱情，还真有点传奇色彩哩。那是1936年底，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陕北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顿时热闹起来了。三万多红军将士生活在这里，给这里带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

在这军人成堆的地方，有女人的地方往往是最热闹的地方。在红二方面军妇女连里，初到陕北的那些红军女战土们，每天除了歌声，就是笑声，似乎长征途中的疲劳早已消失殆尽。一天，我们正在操练，突然，有一位刚刚刮过胡须的军人朝我们走来，看样子像个官儿，有人认出他来，亲切地问道：“这不是总兵站部的姚主任吗？到我们这里干什么来了?”

被称为“姚主任”的就是姚一廷，其实是中革军委后勤部供给部的助理员。只见他甜甜地微笑着，用眼扫视着一个个飒爽英姿的女兵，不好意思地咧咧嘴说：“我来执行任务——找老婆”。队伍中立刻发出一阵哄笑，一个川妹子调皮地说：“好啊，把我们书记介绍给你吧。”说着，她用手指了指我，“她叫彭克昌，我的老乡。”

这似乎是个玩笑。然而，姚一廷确实是奉组织之命前来寻找伴侣的。两天前，后勤部的一位首长找姚一廷说：“老姚啊，如果我没记错的活，你今年已有42岁吧。我说啊，你也该成个家啦。现在中央有规定，结婚条件为男同志“三八团”，即：年龄38岁，团级以上干部。那天我和供给部的宋裕和部长谈了，二方面军来的妇女连女同志多，你抽空去看看，相中哪个，说一声，组织上做工作去。”

两天以后，姚一廷就专门来到了我们妇女连。起初，面对那么多的女战士，他心中也没个数，经我那个川妹子老乡指点，他这才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身上。那天，他只是朝我点头微笑，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又是两天以后，我们俩人第一次约会。一见面，他就注视着我那双不寻常的脚。我有点不好意思，腼腆地低下了头：“怎么，你咋老是看我这双脚?要不是这双大脚，我也当不了红军，也过不了草地，到不了陕北。”于是，俩人的谈话就从这双脚谈起，我说我的家事，谈我参加红军，谈我参加长征，一直谈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而姚一廷也向我讲述了他参加革命的经历。

姚一廷、彭克昌夫妇合影

他说他是河南省济源人，生于1894年7月，因他在家中排行老三，父母给他取名三太。不言而喻，含有过上太平日子之意。但是吉祥的名字，并未给他的家庭带来吉祥如意。父亲终年在田间辛勤劳动，家里依然常年过着“早上汤，中午糠，晚上饭稀照月亮，数九寒天穿不上棉衣裳”的饥寒交迫的贫困生活。尽管这样，在他七岁那年，父亲还是想方设法举债让他读了半年私塾。为了还债和度日，父亲挑着担子远渡黄河，到安徽蒙城一带卖铁货去了。他辍学后，不得不回去帮助两个哥哥干活。从此，在他稚嫩的双肩上，开始了分担家庭困难的沉重负荷。

1918年，他24岁时，父亲把他带到蒙城县一家铁货铺当帮工。帮工也叫学徒。按照当时的规矩，学徒期为三年，只管吃，不发钱。为了糊口，他一干就是6年。店主觉得用的顺手，既不让他出师，也不给增加工资。那年月，虽然蒙城县里大小店铺不少，但是谋求个差事也不是件容易的事。1924年初冬的一天，突然下了一场大雪，气温骤降，他因没有御寒棉衣，冻得直打颤。于是，他壮着胆子求助店家老板：“给我几个钱，让我买件棉衣吧?”不料，店老板把眼瞪得圆圆的：“哼，还想要钱?这年头兵荒马乱的，让你填饱肚子就不错啦，愿干就干，不愿干滚蛋!”

就这样，他钱没要到，却被逐出了店门。他想回家。然而，家贫如洗，回去不是饿死，就是冻死。改换门庭，另谋新业，谈何容易？“怎么办?”他在风雪中沉思着。忽然间，他想起一件事来：六月间，有人曾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了黄埔军校。“我也当兵去!”他心里这样想着。当晚，他到也在蒙城做小生意的二叔那里，求二婶凑个盘缠钱，借宿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

沿途，他边走边问路。几天之后，他遇到一个刚从军阀孙传芳部下逃出来的士兵，是个河南老乡。这位老乡告诉他：“离广州很远很远却不说，上黄埔军校要考试，初试合格，还得复试，咱这土包子，人家根本不要。”听了这话，他又失望了。正在这时，十几个士兵朝他俩奔来。那个河南老乡见势不妙，拔腿就跑。河南老乡跑远了，却把姚一廷给抓住了。后来，他几次逃跑都又被抓回。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听说江西一带有了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工农武装，他心里不禁暗暗高兴起来。几个月后，他联络了几个弟兄，连人带枪逃出了孙传芳的兵营，直奔闽赣一带找红军去了。在找红军的路上，他沿途杀富济贫，补充粮饷，辗转半年之久。1929年3月，闽西暴动之后，红四军入闽作战，在一个层峦叠嶂的大山里，他终于找到了红军。从此，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他参加红军后，被编入红四军三纵十七大队。这支部队是红军初创时期朱德、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后合编的。1929年春，部队向闽赣地区挺进，开展游击战争。他参加了攻打上杭的战斗。

上杭之战，打得异常激烈。这一仗，部队伤亡很大，他所在的连队，除他和文书之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战斗结束之后，他调入三纵二十四大队任排长。1930年3月，他入党之后，被调入三十四师政治部任保卫队长，不久，又调该师司令部任特务大队长。

从1931年开始，他转入我军后勤工作。红军转战闽赣湘期间，他先后任三十四师会计股股长、军医处长、军委后方留守处粮食科长、瑞金总兵站部交通、运输、装备处长，瑞金司令部队列科长兼总务科长。这个时期，正是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疯狂围剿的时期，红军作战频繁，后勤保障举足轻重。因此，战前战后，都是后勤人员最紧张繁忙的时候，但他每次任务都完成的非常出色。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不久，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也来到了中央根据地。李德的到来，使他经常遇到一些麻烦事。当时，红军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李德吃的却是特殊伙食，对他的生活照顾必须做到有求必应。李德喜欢吃面包，瑞金没有麦子，就要到外地去买；厨师不会烤面包，就设法做成烤肉饼。李德爱吃烤鸭，没有烤炉，只好用酱油卤成红烧鸭代替；最难办的是，李德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三包“哈德门”之类的高级香烟。苏区没好烟，总司令部和总供部只好派专人通过私商到白区去买。有时前方打了胜仗，还发专电给部队令其收缴高级香烟。身边的工作人员为李德生活问题忙得不可开交。为此，他找到供应局局长叶季壮说：“李德太难伺候，我这个总务科长干不了啦，让我到前线去吧。”叶局长摊开两手，无可奈何地说：“我还不是一样。博古对他言听计从，人家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名义是顾问，实际上独揽红军的指挥权，咱们可得罪不起呀。”

1934年10月，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展开战略突围，红一方面军退出了中央根据地，踏上了万里长征的征途。此时，他担任先遣工作团粮秣科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按照中革军委关于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长征行动的命令，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准备。苏区的小兵工厂加紧修理步枪、机枪，生产子弹、炮弹、手榴弹。苏区被服厂则日夜不停地生产被服。他作为粮秣科长，主要的任务，就是利用苏区发行的货币，大量采买粮食。就这样，他和广大的红军战士一起，含泪告别了苏区。

长征中使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粮票据（来自网络）

粮秣科的核心任务是保障部队粮草供应，通过深入群众、统一调配、多渠道筹集等方式解决物资短缺问题，粮秣科还需同时承担先行开辟前进道路和筹集粮食物资的双重任务，确保红军在长征途中获得持续补给。由于红军长征是无后方作战，一廷和粮秣科的同志们，筹措粮草的主要方法，一是通过打击地主豪绅和反动分子，筹集资金和物资，这是红军筹措粮草的重要手段之一。二是在湘鄂赣红色苏区发行货币筹集物资。三是向群众借粮并留下借条，承诺日后偿还，维护群众利益。四是利用筹集的资金购买粮食，或在紧急情况下征用群众粮食，确保部队需求。五是建立临时兵站运输线，有力保证了红军各次战役的物资运输和供应。

长征途中，最困难的阶段就是横跨茫茫草地。草地，是直到当时探险家都没到过的地方，是一个人们非常陌生、异常奇特、极其危险的地方，是历史上任何一种军队都没有经过的地方。恰在这时，他又被调到总供给部总务科任科长。横跨草地，要从毛儿盖方向进入，向东北方向走出，绵延四五百里。按此路程，当时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预计至少也需走五至七天或更长的时间。然而当时，解决几天时间的粮食也很困难。原因之一，就是从苏区带来的货币在这里难以流通，只好改用金条、现洋与群众交换粮食、兽皮等。供给部长宋裕和也为筹粮的事犯愁。就在这时，他找到宋部长说：“我有200块大洋，交给你吧。”

“哪来的?”宋部长惊奇地问。

“抢来的。”他不好意思地说，“那年我从孙传芳的部队逃出来，一时没有找到红军，就在闽西抢了一家财主和一家商行。参加红军后，红军又不搜俘虏腰包，何况我不是俘虏，这钱就一直由组织上替我保存着。现在我把它全部交出来，献给党，献给红军。”

宋裕和顿时喜出望外，高兴地说：“你这个‘土匪’，抢得好啊!你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啦!”后来，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宋裕和对他说：“现在情况好了，把你那200块大洋折算一下，还给你吧。”我丈夫幽默地说：“还提那事干啥?多少红军将士都饿死、冻死在草地上，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再说那钱本来就不是我的，还有，你当时也没给我打个借条，我现在去哪里报销啊!”两人哈哈一笑，向延河边走去。

听着他的讲述，我被深深地感动了，爱慕之情也油然而生。但是，一谈到年龄，他整整比我大了19岁，我的心里又有些犹豫。片刻，也仅仅是片刻，想到共同的经历、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年龄的差异似乎突然间缩小了，两颗火热的心却贴得更近了。就这样，1937年初，在党组织的关怀下，我们成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对“红色鸳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对孩儿们戏称我们的结合是“组织包办”呢！

婚后，我的丈夫姚一廷调任延长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后勤部长，我在一个速成班学文化。后来，他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大毕业后，我们夫妇俩接着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迎着新中国的曙光携手并肩跨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岁月。

（注：本文为姚景强根据伯母彭克昌生前口述整理。）

口述者彭克昌，四川省通江县人，1913年7月生1932年11月参加红军，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通江分院排长，红二方面军妇女连书记。长征中曾三过草地。抗日战争时期，任垣曲兵站办事处出纳员，因在延安师范学过英语，兼任印度援华医疗队医生翻译。新中国成立后，曾在西北局华纱布总公司、商业部中国百货总公司等部门任职，1954年因病离职休养，享受司局级待遇。

整理者姚景强，1955年3月生，河南省济源市人，1976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任工程兵某部新闻报道员、新闻干事、济源市人武部党委秘书、济源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焦作工人报》特约记者、《济源日报》社记者、济源市政协文史委副主任、《济源历史文化精编》副主编，《济源地名志》副主编，曾在《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大地》《奔流》《牡丹》《深圳文学》等发表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系济源市作协会员，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文学作品专辑。现为济源市老干部通讯组副组长，济源市卢仝文化研究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