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毓灵对话传习志愿者：我们要“对得起”殷墟｜名人大讲堂

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9月23日下午，2026“名人大讲堂”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站长何毓灵，为成都医学院师生及线上观众带来《殷墟：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石》主题分享。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近百年的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中华青铜文明的巅峰面貌，也让殷墟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实验田”、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何毓灵长期坚守殷墟考古发掘第一线，深耕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也曾登上《百家讲坛》《国家宝藏》等大众文化栏目。

讲座结束后，来自成都医学院的四名青年传习志愿者依次举手，围绕考古队长的角色取舍、数十年坚守殷墟的初心、亚长墓发掘经历、中原与三星堆青铜文化交流等问题，与何毓灵展开对话，把目光投向三千年前的殷商大地，提出一个个兼具现实思考与学术深度的问题。

何毓灵

不做“挖宝人”

考古的根在于解决学术问题

药物制剂专业的谭心洁首先发问，考古队长既要奔忙田野发掘，又要处理与各方的关系，“队长”这个角色如何在发掘现场、学术判断与协调各方之间取得平衡？

谭心洁

何毓灵坦言，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琐碎，他说，“今天我可以站在这跟大家讲课，明天我说不定就在现场，跟某个人讨论一些非常细碎的事情，都需要一点点去解决。”在何毓灵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要考虑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挖”。他援引前辈的告诫：“考古要避免挖宝思想，考古不是挖宝，而是你怎么挖的问题。”在他看来，每一项发掘设计都要围绕学术的关键问题展开，回应不同时期的学术前沿课题。最后，他提出了考古人的一个根本点，“我们不能挖宝，我们在解决学术问题。”如何在繁杂事务中守住这个根本，需要考古人不断积累智慧去权衡取舍。

从高考调剂到扎根殷墟

“要对得起殷墟”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李敏好奇提问，从1999年毕业至今，何毓灵一直围着殷墟做发掘、搞研究，坚守这么多年的动力来自哪里？

李敏

何毓灵笑着回忆，自己当年高考其实是被调剂到考古专业的，但他有个本事：“爱一行，学一行，干一行”。他说，“作为考古人，能够在殷墟从事考古发掘，那是考古人最大的幸事”。他说，殷墟考古队自1950年成立至今没换过几任队长，队里许多成员都像他一样，从入职一直干到退休，他在讲台上动情地介绍起一代代殷墟考古人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对得起殷墟。他说，“殷墟这样一个那么好的平台，成长了我们，成就了我们，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去坚持，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的殷墟。”

从亚长牛尊到人民大会堂

考古的宗旨是“透物见人”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黄乾辉把话题引向何毓灵早年的一段发掘经历：毕业不久就参与了亚长墓的发掘。他很好奇，这对一个刚入行的年轻考古人意味着什么？近30年考古生涯里，最让何毓灵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

黄乾辉

何毓灵回忆，1999年参加工作后，2000年底他便跟随团队发掘了高等级贵族墓亚长墓，“这个墓总共出土了577件文物，现在都在博物馆展出，大家所熟知的可能就是亚长牛尊”。在何毓灵看来，能在殷墟、又在工作不久就参与发掘这样的墓葬，是难得的幸运，但幸运不能当“功劳簿”躺一辈子。他认为，考古的宗旨是透物见人。为此，他一路讲解、撰文科普，在各种文化场合反复讲述亚长牛尊的故事；2024年，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走上“代表通道”，把这件商代文物的故事“讲到了人民大会堂”。

除了明星重器，这几年他还把目光投向被历史遮蔽的工匠群体，开展工匠墓葬群体研究，希望还原那些隐姓埋名的商代手工业者的真实面貌。

同源的范铸法，不同的青铜世界

多元中的一元

同样来自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谭植丹则将视野投向长江上游：三星堆青铜器用的是中原的范铸法，器物造型却是另一套体系，该如何理解这种“异曲同工”的现象？

谭植丹

何毓灵就此问题梳理起青铜技术的传播脉络。“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铸造出现质的飞跃，开始用模范法铸造青铜容器。”到商代早期，这项技术被严格管控，能铸造大型青铜礼器的只有郑州与南方的盘龙城，一南一北。进入商代中期，王室内部动荡、控制力减弱，青铜铸造技术随之向外流失。“从长江中游往下，顺着汉江往上、再往南顺着湘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影响到了成都平原。”他说，三星堆最早的青铜尊与安徽出土的龙虎尊处于同时期，都在商代中期。尽管面貌迥异，但核心的技艺“范铸法”并没有改变。正因如此，他强调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是一个并列的、同时期的文化，他说，“二者交往密切，中原的影响更大一些，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多元中的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