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彭水：冉启万一家的《林权证》为何二十年悬而未决

重庆彭水：冉启万一家的《林权证》为何二十年悬而未决

“官不为民，则民何以安。”意为：官员的职责在于顺应民心、保障民生。若背离这一职责，将导致社会根基动摇，民众无法安居乐业。

然而，土地山林，是山区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林权证更是农户合法享有林地权益的法定凭证。在重庆彭水县善感乡农纲村一组，冉启万一户，作为当地孤名独姓的弱势家庭，手握层层签字确认的完整林权档案，却二十余年拿不到本该属于自己的《林权证》。换证工作只需短短一两日流程，老人却为此奔走数万个日日夜夜，四块林地三块陷入权属纠葛，行政、复议、诉讼来回辗转，一桩历史遗留林权积案迟迟没有画上句号。

林业站站长，在接待信访群众时，坐在转椅上将双脚搁放在办公桌面

山林分定根基在先，孤姓农户遭遇侵占

时光回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山林确权改革在当地落地。1983 年，善感乡善感大队廖家坝生产队（现农纲村一组）按照集体会议划定的分山方案，将五子坨、大湾、老许儿坡、土地堂四块林地分配给冉启万家庭，彭水县人民政府向其颁发编号 NO.021043 林权证，农户原始合法取得四块林地的承包使用权。

冉启万一户是当地典型孤民独姓单山独户，生产队其余绝大多数村民为另一姓氏，家庭在村内属于少数弱势群体。

按照当时政策，1986 年当地开展 “两山合一证” 换证工作，冉启万服从集体安排，主动将旧林权证上交生产队会计，等待统一换发新证。可全村家家户户都拿到更新后的林权证，唯独冉启万家迟迟没有收到证件。从这时起，漫长的维权之路就此开启。

八十年代换证过程中，出现了蹊跷的变故。本该登记在冉启万名下的三块林地，在没有经过集体重新调整、没有征得权利人同意的情况下，被私自填写登记进入其他村民的林权证档案。生产队自 1983 年分山之后，从未重新调整过山林权属，冉启万家也从未将林地流转、转让他人。既无集体调整记录，也无权利人过户手续，自家的林地却凭空登记到他人名下，成为这起纠纷最核心的矛盾源头。

从 1987 年开始，冉启万多次找历任乡主要领导反映换证未果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实质处理。年岁渐高之后，维权事宜交由儿子冉茂刚接续办理。2007 年，冉茂刚前往善感乡林业站索要林权证，得到答复是 “证件属于第二批上报县政府盖章，尚未取回”。两年过去，等来的不是证件，而是林地存在权属争议、暂不予发证的口头告知。

2010 年，涉案林地遭遇施工损毁林木植被，冉启万老人为守护自家林地，直面威胁与冲突，甚至遭受人身冲突，仍然坚持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当地留存有人民调解相关记录佐证维权事实。

2020 年 12 月 18 日，善感乡人民政府正式书面告知冉茂刚承包户，四块林地全部被认定存在权属争议，不予办理林权证。

2012 年，针对五子坨林地争议，彭水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后，认定案件存在重复颁证问题，向当地人民政府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结合历史遗留问题，依法妥善处置林权矛盾。一纸司法建议，却未能推动矛盾实质性化解。直到 2022 年，善感乡人民政府就五子坨地块作出裁决，确认该林地归属冉启万户，对方不服申请行政复议，复议部门维持乡政府裁决。同属 1983 年分配、权属来源完全一致的老许儿坡、大湾、土地堂三块林地，相关部门却提出 “逐块处理”，处理工作就此陷入停滞，一拖再拖。

站长随后站起来手指着冉茂刚脸上说话（有录像视频为证）

档案完备签章俱全，持证诉求却屡遭搁置

“档案明明已经审批同意发证，纸质证书却到不了权利人手上。” 这是冉启万父子二十年来最大的困惑。2022 年 3 月，冉启万父子前往彭水县档案馆调取 2006 年林改全套原始档案，令人意外的一幕出现：整套林权登记手续完整齐备。

2006 年全县推进林权制度改革，冉启万户的林权登记申请表、集体林地家庭承包合同书全部存档。从村民小组集体负责人签字确认 “情况属实”，到乡镇政府核实意见，再到林业主管部门、分管林业副县长逐级审核签字，档案每一道审批环节均给出 “同意发证” 意见，承包合同明确四块林地承包期限自 2006 年至 2075 年。档案加盖档案馆档案证明专用章，具备完整法律效力。从法定流程看，审批闭环已经完成。

全套档案证明，当年政府已经完成对冉启万林地的审核、审批，具备发证全部条件。然而，同村其他农户全部领到 2006 版《林权证》，唯独冉启万手中空空如也。

多年信访过程中，当事人多次到乡林业站沟通诉求。当事人反映，任职自 2007 年至今的善感乡林业站站长，在接待信访群众之时，坐在办公转椅上将双脚搁放在办公桌面，以这样的姿态接待前来反映切身权益问题的冉启万父子。

面对群众反复信访、12345 政务热线多次提交诉求，当地给出的回复称，当年负责分发证件的老组长已经去世，证件分发过程无法查证，建议当事人走补办证件的途径。但当事人坚持认为，档案已经审批完成，证件本就应当核发到户，并非证件遗失损坏，不应要求当事人走补办流程。一方面档案馆铁证如山，四级签字确认同意发证；另一方面基层部门以存在权属争议为由，拒绝向权利人交付早已审批完成的林权证。

当事人先后多次提交政务诉求，诉求编号 02002605184113、02002503031932 等记录完整留存。当事人反复请求核查 2006 年林权证去向，要求依法发放证书，但问题始终没有实质化解。一边是已经生效的承包合同、档案馆完整审批档案；一边是行政处理反复被撤销、发证遥遥无期，一桩山林确权纠纷，就这样横跨四十余年时光。

在县档案局调出的冉启万林权登记申请表，四块争议地都在他家名下

法理辨析厘清边界，专家直指处置多重瑕疵

就冉启万一户林权纠纷，我们咨询了从事行政法、自然资源权属争议方向的法律专家。专家结合案卷材料、档案证据、行政处理全流程，梳理出本案当中暴露的多重法律问题。

第一，已完成审批的林权证书，行政部门负有依法送达交付的法定义务，不能以 “存在权属争议” 为由拒绝交付已审批完成的证件。2006 年整套林权登记材料经过村、乡、林业、县政府多环节审核签字，档案确认同意发证。如果仅仅是后续出现民事权属争议，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开展权属调处，而不能将已经审批完成、本应发放给权利人的证书扣押在行政部门内部。证件审批完成即应当依法交付权利人，“找不到分发记录” 不能成为行政部门不履行发证职责的免责理由。

第二，面对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行政部门负有落实、回应、处置的义务，不能置之不理。2012 年彭水县人民法院已经查明涉案林地存在重复颁证历史问题，出具司法建议书督促政府化解矛盾。司法建议书虽不属于强制裁判文书，但属于司法部门针对行政工作提出的监督意见，行政部门应当建档研究、开展核查、给出处置方案，不能束之高阁，任由重复颁证的历史问题持续遗留数十年，引发群众反复信访。

第三，林权争议调处应当统一标准，不能同案不同处理。五子坨林地经过行政裁决、复议维持，已经确认归属冉启万户。老许儿坡、大湾、土地堂与五子坨来自同一次 1983 年集体分山，权属来源、历史背景完全一致。行政部门既已认可 1983 年分山档案效力，对其余三块性质相同的林地，应当统一标准推进调处，不应简单以 “逐块处理”“人员外出、案情复杂” 作为长期搁置不处理的借口。

第四，历史登记争议不能成为扣押已审批完成证书的借口。权属调处与证书发放是两项不同的行政职责。是否存在林地争议，解决的是林地实体归属，而 2006 年《林权证》已经完成全部审批流程，向权利人发放证书是独立法定职责，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同时专家也提示，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应当严格遵循《森林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坚持尊重历史、兼顾现实，有利于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历史档案、原始林权证、承包合同书，是处理山林权属争议最重要的证据，行政部门调处必须全面调取原始档案，不能脱离历史凭证作出处理意见。

村、乡、林业局、副县长均签字同意发放的《林权证》至今不知去向

直面现实急难愁盼，几大诉求亟待落地解决

历经四十余年纷争，冉启万、冉茂刚家庭目前有几项现实而紧迫的诉求，亟待相关部门正视回应。

其一，核查 2006 年整套已经审批完成的林权证原件真实去向。档案馆留存全套签字同意发证档案，当年到底有没有印制完成证书？证书现在存放于哪个环节？必须查清证书流向，不能简单一句 “分发过程无法查证” 就回避群众疑问。区分 “证件遗失” 和 “扣押不予发放” 两种情形，如果证书已经制作完成，应当依法向当事人发放；确有遗失，也应当书面说明原委，依法启动更正补发程序。

其二，参照五子坨地块已经生效的确权结论，同步推进老许儿坡、土地堂、大湾三块林地权属调处工作。四块林地同出自 1983 年集体分山，权属来源同源，不应当一块处理完毕，另外三块无限期搁置。建议组建历史遗留林权纠纷工作专班，实地踏勘山林边界，全面调取 1983 年林权证、2006 年全套档案、承包合同，走访知情人，一次性核查四块林地，避免反复拆分、反复处理，减少当事人诉累。

其三，当事人核心诉求十分明确：要求向冉启万户发放 2006 年版《林权证》。当事人表示，既然县政府称该套林权证已经印制并对外发放，无论证书现存放在乡政府，还是存放在乡林业站，都应当依法把这本 2006 年的《林权证》交到冉启万户的手上，不能以任何理由继续扣押、拖延。

其四，全面梳理本案历史上出现的重复颁证问题，厘清当年换证阶段违规涂改、填报他人林权证的事实。八十年代换证时期，在没有集体调整林地的前提下，部分林地被私自填入其他村民林权证，这是整起纠纷的根源。相关部门应当对该历史登记错误开展核查，按照法定程序处置错误登记，从根源化解矛盾，而不是让群众持续在信访、复议、诉讼当中来回奔波。

山林权益无小事，群众的每一次信访，都是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盼。一张林权证，连着一户山区农民几十年的生计。期待相关部门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以档案史实为依据，以法律政策为准绳，直面历史遗留问题，推动这桩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林权纠纷早日尘埃落定，让群众不再继续漫长的奔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