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新作｜郑永年自序：我们需要自己的概念来解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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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如何解释中国，是郑永年教授长期思考的问题。现代社会科学的许多概念和理论形成于西方经验，中国研究也长期借助这些工具展开。但在郑永年看来，中国自身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变迁，这些经验不能只是既有理论的材料，也需要形成自己的概念和解释。正如他所指出的：学者的重要任务是生产“有效知识”。如何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知识，构成了他长期学术研究生涯的一条主线。

《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是郑永年教授的最新力作，也是其“解释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研究对象由中国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推进到“中国国家”本身。郑永年认为，现代中国国家虽然形成于近代革命和现代化进程，却并非与传统中国截然断裂。政治中心性、官僚体系、选贤任能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组织方式，都以不同的形式进入现代国家建设；帝制瓦解之后，现代政党又承担起政治整合与国家组织的功能。在这一意义上，理解现代中国，既要看到近代以来的制度变革，也不能割裂其与传统政治文明之间的联系。

在本书前言中，郑永年教授特别回顾他从早年的农村生活到北大求学，到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时期对西方理论的重新认识，再到长期的田野调查与“三部曲”的写作这一完整的心路历程。回望这些经历，不仅可以更好地串联起郑永年教授理解中国、研究中国的思想线索，也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其问题意识究竟从何而来。

郑永年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

郑永年教授重磅新作——

《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

本研究源于我对中国的学术好奇心。而我对中国的学术好奇心又源于两个重要的差异：第一，我被灌输的中国与我在现实生活中所体验的中国之间的差异；第二，外界，尤其是西方所理解的中国与我所理解的中国之间的差异。

1981年，我离开了出生以来一直居住的村庄，成为北京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我头一次体验到了中国的城市生活。我从来没有见过像校园里那样多的人，也从未见过像图书馆里那么多的书。课堂上，我的讲师和教授们热情洋溢地解释着中国的过去、现状和未来。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创造了一个友善的环境。我饶有兴致地听他们讨论，同时意识到每个学者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中国。我的心中同样也有属于自己的中国。那时我还未意识到，我的讲师和教授们所讲述的中国与我在农村所实际体验的中国之间的差异，很快就会激励我去探寻这一差异的来源。

1984年10月1日，北京大学7000多名师生参加国庆35周年庆典。北大游行队伍行至天安门前打出“小平您好”的条幅，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声。图：北京大学新闻网

但对于中国的未来，至少北京大学的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自己的国家将变成另一个“西方式的国家”。我们都曾相信，西方式的民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它将最好地满足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个人认为，当时大多数学生确实都在憧憬一个“民主的中国”，即使他们不确定这样的愿景是否会成为现实，在他们的规范性观点里，中国应该成为一个“民主国家”。

1990年，我离开北京大学，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东亚研究系余英时（1930—2021）教授的领导下，普林斯顿大学聚集了一大批精英和学者，继续就中国的未来展开激烈的辩论。

与此同时，西方学者看待中国的学术观点整体发生了剧烈转变。我经常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报纸上阅读西方学者的评论，他们普遍对中国的未来持悲观态度。然而，这种情况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再次发生了变化。许多西方学者倾向于再次看好中国的未来，并相信改革开放最终会给中国带来他们乐意看到的变化。

普林斯顿这样的学术环境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研究。我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初衷是进行政治哲学的研究，这也是我在北大读研究生时的专业。我对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对鲁迅的影响特别感兴趣，因为鲁迅的故乡绍兴与我的出生地余姚挨得很近。我兴趣盎然地参加了由乔治·卡泰布（George Kateb，美国政治理论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荣休教授）和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美国政治学家，曾任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共同开设的政治哲学课程。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Jones Hall入口。图：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

然而，当我参与由中国精英和学者或西方学者组织的讨论时，我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愈发强烈的学术好奇心，开始将注意力从政治哲学转向比较政治学。由此，我看到了第二个差异，即西方学者所理解的中国和我在中国国内所亲身体验到的中国之间的差异。我发现自己无法认同有关中国的悲观观点，即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不认同中国将会变成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的观点。我决定寻找自己关于中国的答案。

这很快反映在我对中国的发展和民主的研究中。在一篇题为(的文章中，我试图回答中国能否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等几个重要目标的问题。尽管人们期望中国能够“一次性”实现所有这些目标，但这些目标是彼此冲突的，而且更多时候，国家必须“一次实现一事”。

我逐渐意识到，由于我在中国农村长大，因此能够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来解释中国。与中国国内的学者不同，我可以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很显然，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我认为，农村地区比城市更能代表中国。另一方面，西方学者经常从他们自身的视角来看待中国，这些视角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意味。与中国之外的学者不同，我可以提供一种由内而外的方法。换句话说，我在中国的实际生活经历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中国的研究。

2005—2008年，我在诺丁汉大学工作期间，开始计划写作“解释中国三部曲”。因为我相信，如果想要真正了解中国，就必须以一种更加系统的方式来审视这个国家。

“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再造和转型》（2010年）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学术界常常以我们理解国外政党的方式来理解中国共产党，但我的理解并非如此。在那部书中，我提出，虽然“政党”这个概念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但中国共产党本身却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是一种与西方政党完全不同的政党类型，是一个组织化的权力结构。

第二部作品是《制内市场》（与黄彦杰合著，2018年），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著作，旨在回答西方的问题：中国的经济体制会变成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吗？我们试图通过辨识和分析“三层市场体系”——位于底层的自由市场，位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来提出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理论。通过将中国的经济实践与西方的主流政治经济学流派和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我们提出了“制内市场”的分析框架，将市场概念化为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一部分，而非一个自主的、自我调节的秩序。

郑永年、黄彦杰著 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中文版《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出版。

本书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讨论的是中国国家。与前两本书一样，本书也致力于对中国国家进行理论上的概念化。

虽然现代中国国家是现代性的产物，但它也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之中。中国缺乏社会科学传统，所有社会科学的主题、概念和理论，都是在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后从西方引进的。迄今为止，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是西方的社会科学，而中国的学者还未能将中国国家的实践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无论这些实践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社会的。

在研究中，学者们往往使用一个标题来反映在西方社会科学中形成的假设，然后加上一个副标题来指向“来自中国的证据”。结果就是，虽然表面上中国拥有和西方国家一样的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实际上却没有形成立足中国自身实践并能够解释中国实践的原创性概念或理论。尽管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被视为最大的社会科学实验场，但中国却未能对世界社会科学领域作出重大的贡献。

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在试图运用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方面，学者们已经作出了大量的学术努力，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尤其是那些接受了西方（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宗教）价值观的学者们——往往会以西方为标准来判断中国。可以预见的是，这些研究往往导致对中国的曲解而非解释。我个人认为，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学者未能有效解释自己的国家，是导致西方误解中国的主要因素之一。

幸运的是，自近代以来，国内外都有学者充分意识到，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照搬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比较中国和西方，辨析双方差异之处和相似之处的来源。他们的努力富有意义，因为他们深思熟虑、善于反思，并往往能够对中国的历史与当代的实践提供富有洞见的理解。在国内，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那一代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基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中国本土经验，来努力构建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他们的努力成果丰硕，只是后来由于政治原因而不得不中断。

尽管如此，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依然在当代延续了下来。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历史学家，如钱穆、何炳棣、张仲礼、李约瑟（Joseph Needham）、费正清、谢和耐、王赓武，以及当代以来的许多其他学者，都属于这一群体。其中，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和费正清与崔瑞德（Denis Twitchett，英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这两部系列研究著作，在中国学者中产生了持久的学术影响。

虽然本研究聚焦于对中国政治体系的研究，但它深受这些学者群体的启发，并站在他们著作的肩膀之上。事实上，读者会发现，本研究广泛回顾了这些学者在与中国政治体系相关的各个议题上的发现与看法。在借鉴他们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更进一步，力求对中国的政治体系进行概念化，哪怕还谈不上理论化。

由于学术界在理解中国的问题上已陷入严重分歧，构建有关中国政治体系的理论在今天显得尤为迫切。如果我们不能付出足够的努力来相互理解，中国和西方之间很可能会发生冷战式的知识对抗。尽管西方许多人都期待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但中国仍然是中国。诚然，中国是一个学习型国家，也向西方学习了很多，但西方所期望的中国会变得“更像我们”，即中国越来越西方化，并没有在中国发生；相反，中国变得“越来越像中国”。本研究除了满足作者对自己国家的智识好奇心之外，还旨在帮助国内外的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经久不衰的文明及其政治体系。

郑永年教授曾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就中国文明、中国治国传统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之间的关系发表观点。图为郑永年教授在2025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上发言。图源：主办方

※本文为郑永年教授为《文明与政治》一书作的前言和致谢，内容有所删减。

新书介绍

《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

【作者】郑永年

【译者】邱道隆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9月

【ISBN】978-7-213-12289-7

【作者简介】

郑永年 教授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创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中英文著作百余部，包括《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论单边开放》《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保卫社会》《中国模式》等。

【译者简介】

邱道隆，北京大学—康奈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译有《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等著作。

【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沿用“东方专制主义”范式解读中国，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造成中西之间日益加深的认知鸿沟。

本书依托丰富的史料与缜密的分析，深度剖析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脉络，揭示该范式实质是带有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主观知识建构，而非基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践与思想传统。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政治学家的锐利眼光回溯历史深处，围绕世俗主义、社会自然法、皇权、制度分化、帝国政治制衡、贤能政治、不平等与代表等核心议题，旁征博引，显微阐幽，在呈现中国历史复杂性的同时，梳理并重释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内在演化逻辑与实践特征，清晰阐明了中国国家是什么以及如何生成，近代遭遇列强冲击后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型与自我再造。

本书也由此表明，只有将中国置于其历史脉络与自身文明传统之中，而非以西方理论来定义中国，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当代制度。

【本书目录】

序言

前言和致谢

第一部分　“东方专制主义”

第一章　中国研究中的“东方专制主义”及其问题

政治：理性与情感

方法论陷阱

“范式”及其在中国研究中的问题

关于本书

第二章　“东方专制主义”及其起源：欧洲和帝制中国

费正清和史景迁

对话，而非否定

欧洲和帝制中国的互动

元朝之后的中国和欧洲

第三章　从古希腊到启蒙时代的“东方专制主义”

近代早期与东方专制主义

启蒙时代与东方专制主义

总结

第四章　19世纪以来的“东方专制主义”

20世纪初的东方专制主义

东方专制主义及其当代变种

总结

第二部分　中国政治体系：形成和演化

第五章　世俗主义和政治秩序

中华文明中的“法”

西方文明中的上帝、自然法和法律

中国的宗教

自然法在中国政治哲学中的缺位

总结

第六章　社会自然法

社会自然法和等级政治秩序

中国政治等级中的义务和权利

法律与社会区分

中国的法

法的来源

法治

从礼到史

总结

第七章　皇权

“国家就是一切”：政治中心性的起源

政治中心性与权力分散化

第八章　制度分化和“内部多元主义”

皇权的三种权力

皇帝及其官僚体系

汉代

唐代

宋代

明代

清代

监察权

第九章　帝王政治及其制约

政治和决策权

军事影响力的缺失

地方行政和中央—地方关系

结语

第十章　贤能政治和国家—社会纽带

贤能政治和国家—社会关系

贤能政治的起源

历史传说

两个经验观察

一种哲学假定

第十一章　教育、社会区分和平等

比较视野中的中国

在社会区分和平等之间的教育

“贤”及其衡量

结语

第十二章　选贤任能制度及其演变

汉朝时期

三国时期

隋朝时期

唐朝时期

宋朝时期

元朝时期

明朝时期

清朝时期

结语

第十三章　不平等、代表性和责任

教育产生的区分

教育和不平等

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士绅

第十四章　官僚与公民社会

作为公民社会的士绅

作为制衡力量的“公民社会”？

“统而不治”和小政府

小结

第三部分　近代转型

第十五章　近代革命和政治权力

三场欧洲革命

晚清的危机与改革

洋务运动

清末新政国家建设实验

精英、阶级和社会革命

第十六章　民族主义、主权和现代党权

民族主义和主权

议会制度的失败与列宁主义的崛起

第十七章　组织化党权

孙中山与列宁主义国家的引进

作为组织化党权的中国国民党

精英和社会阶级

作为组织化党权的中国共产党

总　结

注　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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