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推行65岁退休政策已久，然而事实证明，这是失败的

作为一个严重老龄化的国家，日本曾试图通过延迟退休来拯救千疮百孔的养老体系。自2021年《高龄者雇佣安定法》实施起，大量白发苍苍的老人再次挤入早高峰的地铁。

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一政策会成为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赤字的“救命稻草”，但现实是，繁华的东京街头依然随处可见在深夜连轴转14个小时的78岁老龄出租车司机，单纯提高退休年龄带来的并未是理想中的“幸福社会”，反而是更深沉的社会撕裂。

这些老人们以返聘形式重返职场，面临的是薪水减半、随时被解雇的边缘化处境。他们被困在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前，只能从事最底层的体力劳动。

年轻人的生存空间遭到严重挤压，社交网络上蔓延的“恨老”情绪与日俱增，大学毕业生就业陷入长期低迷。在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更是每年数千名老人悲凉的“孤独死”。

日本用极其惨痛的现实证明，这项推行已久的65岁甚至70岁退休政策，已经迎来了不可挽回的失败。

回看这起社会结构的演变，残酷的代际撕裂早有预兆。整个日本社会正在发生一组非常矛盾的现实，一方面是老年人停不下来，不得不持续参与劳动，社会口号也从过去的一亿总中流，转向一亿总活跃，一亿国民尽可能全部参与工作。

另一方面，年轻人强烈感受到代际之间的不公平，老年人占据岗位不愿退出，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牢牢锁住晋升通道，年轻人很难走上管理岗位。尤其就业冰河期毕业的大批大学生，终其一生困在临时雇佣、灵活用工岗位当中，整个社会出现严重的代际分配偏差。

一边是持续劳作的老年群体，另一边是被时代压制的年轻群体，共同拼凑出这个朝气蓬勃的老年人社会。当社会高速向前发展的时候，社会内部的博弈往往不属于零和博弈。

社会这块蛋糕持续做大，即便人们内心感受到不公，这种感受也会被现实上涨的收入所掩盖，甚至直接被抹平。处在快速发展周期里，社会随时会发生各种变化，这一刻人们觉得待遇不公，下一刻运气降临，人们就可能成为既得利益者，内心的不满也会随之消散。

一旦社会发展速度放缓，新增机会不断收缩，社会博弈就会滑向零和，甚至负和博弈。资源总量固定，给到 A 的部分，B 就必然失去，分配问题就此成为社会最核心的矛盾，社会内部很容易形成尖锐的二元对立。

这种尖锐对立的后果，恰恰是日本推行65岁退休政策后无法逃避的社会暗伤。政府层面承担养老相关负担会越来越沉重。

美好的晚年生活，本身就建立在大量特权之上。现实微观家庭场景，并不总是充满温情，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流传已久，就是真实写照。

没有亲身承担养老压力的人，更容易幻想大家庭和睦温暖的画面。真正背负养老重担的人，精神状态往往长期处在高压煎熬之中。

之前人们讨论过上野千鹤子提出的独自临终，也就是大众常说的孤独死。晚年孤独离世，想要保有体面，是一件门槛极高的事情。

曾经有人和身边女性朋友交流探讨，如果终身不结婚，如何才能让自己的独自临终尽可能体面。总结下来，一共三个核心条件。

第一，手里要有充足的财富。金钱可以换来专业护工、优质居住环境，金钱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足够的物质基础，可以消解家庭内部因为资源产生的矛盾。

物质窘迫之下，人与人之间很容易滋生冲突，物质宽裕，人与人相处才会更加舒展。第二，身体必须保持健康。

身体机能完好，心理状态才能够舒展灵活。针对老年群体的调查当中，失能老人给出过一个震撼的答案，能够独立上厕所，就是晚年最大的幸福。

健康老去，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一旦身体失能，绝大多数普通人很难妥善照料自己。

既然体面老去如此艰难，日本强行推行退休政策，看似是给老年人找出路，实则是财政不堪重负下的无奈转嫁。老龄化对于国家施政空间，整体是高度压抑的局面，老年人口在财政层面可以视作人口负债。

2024 年日本老龄化率大约 35%，预测到 2060 年，老龄化率会逼近 40%，彻底进入超超老龄化社会。不少年轻群体看待人口问题的时候，会联想到影视作品里灭霸打响指，随机抹除一半人口。

他们甚至会觉得，随机消减人口，对资源消耗过载的世界反而是一件好事。但老龄化完全不是简单人口消减，而是社会结构缓慢发生不可逆的改变。

从 2040 年到 2060 年，日本老龄化率从 35% 走向 40%，背后是老龄人口持续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缩减。这二十年间，日本劳动工作人口预计会再减少 1700 万，人口抚养比会走向近乎一比一的恐怖局面。

2040 年测算数据，人口抚养比大约 40%，大概 1.5 个劳动人口，去供养一名非劳动人口，老人和孩童占比大约三比一。等到 2060 年，劳动人口再度缩减 1700 万，抚养比近乎一比一。

简单来讲，一名年轻人，就要背负一位老人，再加上零点一到零点二名孩童的供养压力，年轻世代肩上的负担会极其沉重。日本出台大量补贴政策，同时面向年轻人和老年人，尤其针对结婚群体给予大量扶持。

社会原本是倒金字塔人口结构，政策想要把它调整成哑铃型结构，两头也就是老人和孩童，投入大量资源，处在中间年龄段的群体，处境就会很难受，变相承担很高的单身税，这也是代际矛盾里年轻人被剥夺感的重要来源。

年轻人被强烈的剥夺感包裹，而被迫重返职场的老年人同样也是退休政策失败的受害者。日本法定六十岁可以办理退休，但大量企业会以返聘的形式，继续留用老年人在岗工作。

脱离管理层岗位之后，老年人薪资待遇会下调，岗位性质滑向临时工。同样干活，自身专业能力没有衰减，到手收入却持续下降，老年人内心会滋生不公。

年轻人则认为老年人霸占岗位不肯退出，挤压他们上升空间，同样心生不满。哑铃型的资源投入模式，资源大量投向两端，处在中间的群体，就要承受最大压力，很容易成为社会矛盾的爆发点。

所谓一亿总活跃，通俗来讲，就是全国一亿国民都要参与劳动。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阶段，社会提出一亿总中流，期许一亿国民全部迈入中产阶级行列。

进入二十一世纪，面对人口困局，一亿总活跃概念被推出。政策修改老年人的定义，只要身体没有失能，可以参与劳动，就统计为活跃劳动人口，工作年龄的上限被不断向上延伸。

现实之中老年人个体身体差距巨大，同样七十岁，有的人依旧精力充沛，有的人已经完全失能，个体差异客观存在。2019 年安倍晋三公开提出一亿总活跃，当时对外宣称，85% 的国民希望 65 岁之后继续工作。

这番言论公开之后，在日本民间引发巨大争议。民众认为官方混淆了希望工作和必须工作两个概念。

很多老年人并非主观想要继续上班，而是现实生存压力逼迫他们不得不持续劳动。现实就是如此讽刺，日本延迟退休政策非但没有实现体面的退场，反而让职场变成了充满怨气的存量厮杀场。

日本职场流传两个很形象的概念，Windows2000 和妖精大叔。Windows2000 用来指代一部分中老年管理层，就像老旧淘汰的系统，工作技能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却依旧占据窗边的核心工位，手握高额年薪。

妖精大叔指代另一批中层正式员工，不一定拥有两千万日元年薪，但是手握编制。妖精大叔们电脑操作能力很差，只会用两根食指敲击键盘打字。

靠着终身雇佣制和资历熬到中层岗位，实际工作产出很低。日常到公司泡一杯抹茶，翻翻报纸，简单回复邮件，就找借口离开办公室，利用弹性工作制在家办公。

每天短暂现身公司，之后如同妖精一般消失不见。疫情远程办公普及的时候，日本社会曾经寄希望于居家办公浪潮，淘汰掉这批跟不上时代变化的员工。

现实当中改变只发生了一部分。不少企业裁撤前台岗位，用智能设备替代人力，但是妖精大叔群体，依靠终身雇佣制度完成制度套利，牢牢守住岗位。

终身雇佣制整体走向瓦解，但旧时代留下来的编制存量依旧存在。老员工退休之后，企业不会再放出同等正式编制岗位，取而代之的是三个月一续签的劳务派遣岗位，没有完整编制，社保保障残缺。

一代人靠着出生时代红利，稳稳躺赢。我们把时间线拉长来看，这些旧时代的遗留问题，正是压垮现代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事实证明，日本这项推行已久的65岁乃至更高龄的退休政策，最终走向了失败的泥潭。政策制定者往往只懂得计算养老金池子里的账面赤字，却刻意忽略了社会联系的断裂、代际信任的流失以及底层生存的绝望。

当满头白发的老者只能被降薪驱赶去做仓库管理员，当朝气蓬勃的青年在“妖精大叔”的阴影下失去晋升的阶梯，整个社会的活力便被彻底锁死。单纯用延长工作年限的手段来掩饰老龄化危机，只会催生更多的“孤独死”与怨恨。

在这条注定失败的政策路径上，日本付出的惨痛代价，无疑给所有步入老龄化的国家敲响了最刺耳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