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不是挖宝 我们要“对得起”殷墟

何毓灵为青年传习志愿者答疑解惑。

成都医学院青年传习志愿者黄乾辉向何毓灵提问。

　　9月23日下午，2026名人大讲堂邀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站长、队长何毓灵，为成都医学院师生及线上观众带来《殷墟：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石》主题分享。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近百年考古发掘不仅揭开了中华青铜文明的巅峰面貌，同时殷墟考古发掘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试验田，是中国考古学家的摇篮。何毓灵长期坚守殷墟考古发掘第一线，深耕夏商周时期考古研究，曾登上《百家讲坛》《国家宝藏》等热门栏目。
　　讲座结束后，来自成都医学院的四名青年传习志愿者，依次围绕考古队长的角色取舍、数十年坚守殷墟的初心、亚长墓发掘经历、中原与三星堆青铜文化交流等问题，与何毓灵展开对话，把目光投向三千年前的殷商大地，提出一个个兼具现实思考与学术深度的问题。

不做“挖宝人”
考古的根在于解决学术问题

　　药物制剂专业学生谭心洁率先提问：考古队长既要奔忙田野发掘，又要处理与各方的关系，“队长”这个角色如何在发掘现场、学术判断与协调各方之间取得平衡？
　　何毓灵坦言，这份工作远比想象中琐碎，“今天我可以站在这跟大家讲课，明天我说不定就在现场，跟某个人讨论一些非常细碎的事情。”在何毓灵看来，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要考虑的是“我们为什么要挖”。他援引前辈的告诫：“考古要避免挖宝思想，考古不是挖宝，而是怎么挖的问题。”在他看来，每一项发掘设计都要围绕学术的关键问题展开，回应不同时期的学术前沿课题。最后，他提出了考古人的一个根本点，“我们不能挖宝，我们在解决学术问题。”如何在繁杂事务中守住这个根本，需要考古人不断积累智慧去权衡取舍。

从高考调剂到扎根殷墟
“要对得起殷墟”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李敏好奇提问，从1999年毕业至今，何毓灵一直围着殷墟做发掘、搞研究，坚守这么多年的动力来自哪里？
　　何毓灵笑着回忆，自己当年高考其实是被调剂到考古专业的，但他有个本事：“爱一行，学一行，干一行”。“作为考古人，能够在殷墟从事考古发掘，那是考古人最大的幸事”。他说，殷墟考古队自1950年成立至今没换过几任队长，队里许多成员都像他一样，从入职一直干到退休，他在讲台上动情地介绍起一代代殷墟考古人共同的信念与追求：对得起殷墟。他说：“殷墟这么好的平台，成长了我们，成就了我们，如果我们都不去坚持，实在是对不起我们的殷墟。”

从亚长牛尊到人民大会堂
考古的宗旨是“透物见人”

　　医学检验技术专业学生黄乾辉把话题引向何毓灵早年的一段发掘经历：毕业不久就参与了亚长墓的发掘。他很好奇，这对一个刚入行的年轻考古人意味着什么？近30年考古生涯里，最让何毓灵印象深刻的又是什么？
　　何毓灵回忆，1999年参加工作后，2000年底他便跟随团队发掘了高等级贵族墓亚长墓，“这个墓总共出土了577件文物，现在都在博物馆展出，大家所熟知的可能就是亚长牛尊”。在何毓灵看来，能在殷墟、又在工作不久就参与发掘这样的墓葬，是难得的幸运，但幸运不能当“功劳簿”躺一辈子。他认为，考古的宗旨是透物见人。为此，他一路讲解、撰文科普，在各种文化场合反复讲述亚长牛尊的故事；2024年全国两会，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走上“代表通道”，把这件商代文物的故事讲到了人民大会堂。
　　除了明星重器，这几年他还把目光投向被历史遮蔽的工匠群体，开展工匠墓葬群体研究，希望还原那些隐姓埋名的商代手工业者的真实面貌。

同源的范铸法
不同的青铜世界

　　同样来自医学检验技术专业的谭植丹则将视野投向长江上游。她向何毓灵提问三星堆青铜器用的是中原的范铸法，器物造型却是另一套体系，该如何理解这种“异曲同工”的现象？
　　何毓灵就此问题梳理起青铜技术的传播脉络。“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铸造出现质的飞跃，开始用模范法铸造青铜容器。”到商代早期，这项技术被严格管控，能铸造大型青铜礼器的只有郑州与南方的盘龙城，一南一北。进入商代中期，王室内部动荡、控制力减弱，青铜铸造技术随之向外流失。“从长江中游往下，顺着汉江往上、再往南顺着湘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影响到了成都平原。”他说，三星堆最早的青铜尊与安徽出土的龙虎尊处于同时期，都在商代中期。尽管面貌迥异，但核心的技艺“范铸法”并没有改变。正因如此，他强调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是一个并列的、同时期的文化，“二者交往密切，中原的影响更大一些，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中的一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叶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