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达集团掌舵人王健林于2019年川商发展大会现场掷地有声:“身为一名地道川商,我对故土的投入,从来不含糊。”
这句朴素宣言背后,是万达在巴蜀大地真金白银落下的1600亿元投资布局,其中逾1020亿元精准注入成都核心区域,涵盖商业广场、文旅小镇、城市更新及公共服务配套等多元场景。
据王健林本人公开表述,四川既是万达全国投资总额最高的省份,也是其公益捐赠力度最重的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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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单凭一位企业家的桑梓情结,并无法完整诠释这场持续升温的战略性奔赴。
更值得深思的是:继王健林之后,腾讯加速西进,京东方全面加码——两大行业领军者几乎同步将关键落子锚定成都。
当不同赛道的头部力量不约而同押注同一座内陆都市,这场集聚已悄然升维为区域能级跃迁的重要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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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于2020年正式启用成都新文创总部,这是其在全国设立的首个具备决策权与功能完备性的区域性总部,彻底突破以往区域办事处的职能边界。
该总部投运后,迅速牵引超50家生态伙伴企业落地生根,光子创新研发基地、CF穿越火线职业电竞联盟运营中心、腾讯研究院西南分院等核心载体相继成型,形成覆盖内容创作、技术研发、赛事运营、产业孵化的全链条生态闭环。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王者荣耀》这款现象级国民手游从创意萌芽、核心研发到产品迭代,全程扎根成都;其十周年盛典亦选址成都高新区,成为城市数字文化软实力的一次集中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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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与成都的合作渊源更为深厚。自2007年建成中国西部首条TFT-LCD液晶面板生产线起,双方合作便持续深化:2017年国内首条实现量产的第6代柔性AMOLED产线在此投产;2023年总投资达630亿元的第8.6代AMOLED量产线在成都高新西区全线贯通。
这条产线不仅是中国首条、全球首批高世代柔性显示制造平台,更是四川省迄今单体投资额最大、技术等级最高、带动效应最强的工业标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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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高世代产线激活上下游协同升级,直接催生200余家配套企业集聚成势。2025年,成都新型显示产业总营收历史性跨越千亿元门槛,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三,跻身全球新型显示产业重要支点城市行列。
这些巨头并非以慈善姿态入场。它们真正锁定的,是一座正以远超外界预期节奏持续扩容、进化与增值的城市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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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达22074.7亿元,位列全国城市第七位;2024年跃升至23511.30亿元,同比增长5.7%,与苏州26727亿元的总量差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收窄。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一季度成都曾以80.2亿元的微弱优势首次超越苏州,虽全年未能保持领先,但这种动态拉锯本身,已清晰传递出城市竞争格局正在重构的深层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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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GDP数值,人口流向更能真实映射一座城市的内在引力场。
截至2024年末,成都常住人口达2147.4万人,较上年净增7.1万人。单看年度增量或显平实,但若将时间维度延展至24年——成都已连续24年实现人口正增长,这一纪录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极为罕见。
相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成都十年间新增常住人口581.89万人,增量规模仅次于深圳、广州;同期北京常住人口减少2.6万人,上海减少7.19万人。
如今,成都与北京2183.2万常住人口的差距已压缩至不足36万人,人口体量趋近“双千万俱乐部”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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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承载力是另一项隐性但至关重要的战略变量。成都幅员面积达14335平方公里,下辖12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5个县级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0.8%。
横向对比,成都土地面积约为上海的2.3倍,意味着其在人口吸纳、产业布局、空间拓展等方面仍保有巨大战略纵深与弹性空间。
当上海在2480万常住人口规模下面临土地资源高度饱和、生活成本持续攀升的发展约束时,成都尚处于城市能级跃升的黄金窗口期,腾挪余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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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的底气不仅来自广袤土地与庞大人口,更源于厚实的人才基底。全市坐拥高等院校58所,含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两所国家“985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达8所。
四川大学在口腔医学、高分子材料、生物治疗等前沿领域具备国际影响力;电子科技大学则长期领跑我国电子信息、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等学科方向,被誉为“中国电子类院校的排头兵”。
每年从这些高校走出的十余万高素质毕业生,精准匹配成都重点发展的集成电路、智能终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用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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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响应同样迅捷有力。成都推出“人才强市十条”,对顶尖科学家团队给予最高10亿元综合资助,构建起从引进、安居到发展的全周期支持体系。
在人才安居环节,成都打造了“驿站—公寓—住房”三级保障链:提供最长30天免费过渡的人才驿站;推出3年内最高100%租金减免的人才公寓;购房可享市场价8.5折专属优惠。整套机制环环相扣,直击人才落地痛点。
这套政策设计逻辑非常清晰:先以诚意留人,再以生态聚业,最终实现人才与产业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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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成都国际航空枢纽旅客吞吐量达8733.6万人次,其中天府国际机场完成5490.6万人次,同比激增22.6%。
进入2025年,该数字进一步突破9000万人次大关,使成都成为中国内地第三个迈入“九千万航空客流俱乐部”的城市,稳居全国第三,仅落后于上海、北京。
航空客流规模不仅是交通能力的体现,更是城市对外开放度、商务活跃度、文旅吸附力与全球协作深度的综合表征——每一条航线背后,都连着真实的订单、项目、技术与人才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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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断言成都将取代上海显然失之偏颇。2024年上海GDP高达53926.71亿元,是中国首个跨入“五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上海在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国际航运组织、跨国公司总部集聚、离岸贸易结算等领域的核心地位,是数十年制度演进、开放积淀与全球分工深度嵌入的结果,绝非短期投入所能复制。
当前成都人均GDP约为11.5万元,与上海22.9万元仍有显著距离,反映出发展阶段与经济密度的客观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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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第二个上海”的提法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本质在于人们从成都身上看到了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演进范式——一座典型的内陆中心城市,正通过系统性产业升级、高强度人才导入、立体化交通枢纽构建,稳步缩小与沿海一线城市的综合差距。
王健林的1600亿元投向的是城市空间价值再造,腾讯的新文创总部押注的是数字内容产业未来,京东方的630亿元产线豪赌的是柔性显示技术制高点。
尽管投资领域各异、路径不同,但所有动作都指向同一个战略共识:成都所拥有的人口规模基数、产业配套成熟度、地理区位优势与政策响应效能,已足以支撑其在未来十年成长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版图中更具分量的关键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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