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观察丨“编制”是个好东西吗？

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

近日，有湖南网友通过“问政湖南”平台反映，醴陵市二医院的绩效改革方案，实质是“拿着编外职工的绩效给编制工涨工资”，一个编制员工的工资已是编外职工的3至6倍。医院回应称，该院系财政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改革是“优化内部分配结构，盘活绩效总量”，“不存在截取编外职工绩效收入用于编制人员增资的制度设计”，方案尚未定稿，职工意见将作为修订参考。一句“不存在”，暂时按住了争议，却按不住这样的追问：同样是穿白大褂、上夜班、做手术，一纸编制，为什么能划出3到6倍的身价差？

▲图源：“问政湖南”网站截图

▲图源：“问政湖南”网站截图

这几年，因编制引发的新闻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河南汝州疾控中心41名考生入职数月后因招聘程序违规被集体清退；佛山某中学教师招聘因面试评判违规，成绩作废重考；还有各地不时曝光的“萝卜岗”争议、公示后取消岗位的纠纷……编制二字，正越来越引人注目。它到底怎么了？

越来越紧俏的编制

一个基本的判断是：事业编制，整体上确实越来越紧俏了。紧俏体现在两头——供给在缩，需求在涨。

供给侧的收缩，有公开政策为证。黑龙江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省直编制精简不低于15%，市县精简不低于10%；河南实施“重塑性改革”，除学校、医院外，省直事业机构精简不低于50%、编制精简不低于30%；山西人口小县改革中，娄烦县事业编制从3000多个压到341个，缩减率近九成。山东、辽宁等多地经营类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人员脱离事业身份。当然，精简不等于一刀切砍编，改革的原则是“撤一建一、减上补下”——压的是机关、后勤类的冗余空编，教师、医疗等民生刚需岗位仍然保留，只是门槛抬高。

需求侧的火热，数据更直观。江苏2026年事业单位招录6199人，比上一年还减了139人，报名人数却达36.8万，同比上涨8%；上海2026年统考招2468人，缩招约15%，报名突破9万人，平均竞争比37:1，最热岗位329人抢1个名额；四川雅安一个综合岗平均开考比例82:1，单个岗位最高877:1；重庆巴南一个“三不限”岗位，875人报考只招1人。一边是岗位逐年做减法，一边是报名人数年年做加法——这道剪刀差，就是“紧俏”二字最直白的注脚。

岗位越稀缺，人们对编制身份就越看重，招考程序稍有瑕疵，就容易引爆舆论。汝州清退事件之所以闹得沸沸扬扬，本质就在这里：41个人已经入职数月，一纸程序认定就让“上岸”得而复失——编制的分量越重，摔下来越疼。

为什么人人都想“上岸”

编制的紧俏，不是凭空而来的。往深里挖，至少有三层原因。

最直接的一层，是经济环境的温差。这几年面临经济转型挑战加大，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上升，降薪、裁员的新闻不时传来，互联网大厂告别了高歌猛进的年代。当体制外的收入预期变得模糊，“旱涝保收”的稳定性就成了稀缺品。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当风险溢价上升，人们自然涌向确定性。编制的价值，恰恰在此时被重新定价。

第二层，是供需的错位。高校毕业生规模连年攀升，2026届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就业市场供给端空前拥挤。而与此同时，财政收支承压，各地严控新增财政供养人员，体制内岗位的增量被牢牢锁住。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桥还在变窄。

第三层，则要冷静地说：编制本身附着的，不只是工资。医疗、养老、职业年金、落户通道、社会评价，乃至婚恋市场上的“加分项”，都打包在这层身份里。醴陵那家医院里，编制内外做的可能是同一台手术，但拿的是两套薪酬体系——这正是“编制溢价”最直观的样本。当所有的隐性福利都沉淀在身份而不是岗位上时，人们争的就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整套人生保障。

事业编制的前世今生

要理解今天的编制热，不妨回头看一眼这项制度从哪里来。

“事业编制”作为正式概念，诞生于1955年——国务院编制工资管理委员会明确提出“管行政编制，也管事业编制”，将其与行政编制分开单列。1963年，国家编制委员会正式设立，管理有了组织保证。在计划经济时代，学校、医院、科研、文化单位全部纳入国家统包统配，编制意味着单位吃财政饭、个人吃单位饭，一张编制表，就是整个社会的岗位底册。

改革开放后，改革一路跟进：1986年国务院首次对事业编制管理作出较全面规定；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分类管理方向；2000年起推行聘用制改革，试图打破“铁饭碗”；2006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实施，“凡进必考”成为规矩；2011年中央部署分类改革，事业单位划分为公益一类、公益二类和经营等类；2014年《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施行，这是我国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第一部行政法规。此后，高校和公立医院逐步试点备案制、员额制，“编制随岗不随人”，同工同酬的方向被反复重申。

有意思的是，这项制度走过了七十年，人们对它的感情却完成了一个轮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是许多人急于挣脱的束缚；今天，它成了千万人挤破头也要抢到的“香饽饽”。制度没有变，变的是时代的天平。

编制是个好东西吗？

其实，编制本无好坏。它是一种财政供养的岗位管理制度，为公共服务提供稳定的人力保障——医生、教师、科研人员安心做事，不必为生计频繁流动，这是它的本意，也是它的功德。真正的问题出在两个地方。

其一，是公平。同在一个单位、同干一份工作，仅因身份不同就分出编制内外两套待遇，极易引发矛盾。醴陵的争议如此，无数学校里的在编教师与代课教师、医院里的正式医护与合同医护，皆如此。身份的差异若是长期悬置，损伤的不只是编外者的积极性，最终也会伤害公共服务本身——没有人愿意在一个“同工不同酬”的屋檐下长久停留。

其二，是活力。当一个社会最优秀的年轻人把全部才华押注在“上岸”二字上时，值得警惕。历史给过我们另一种答案。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下海”成为热词，一批体制内精英毅然放弃编制：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的陈东升辞职创办嘉德拍卖、泰康保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处长毛振华下海创立中诚信，成为中国第一家获批的信用评级公司；在安徽省统计局捧着铁饭碗的史玉柱辞职创业，后来写下商界传奇。陈东升给这批人起了个名字——“92派”。他说，他们那一代人的成功法则是“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那是一个编制留不住人的年代。

今天当然不必人人下海，市场经济也早已不是当年的蛮荒之地。但一个健康的就业生态，理应让体制内外都有奔头、都受尊重：让编制回归公共服务的岗位保障本位，而不是人生赢家的身份图腾；让市场给冒险者以回报，让劳动给所有人以体面。

“编制”是个好东西吗？

编辑：朱向锋

统筹：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