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赚钱、劳力短缺，为何日本年轻人的工资依然涨不动？

内容来源| 本文摘编自中信出版集团书籍
《读懂日本经济》[日]门间一夫 著

责编| 琦

第 9865篇深度好文：3766 字 | 13 分钟阅读

前日本央行高层门间一夫的新作《读懂日本经济》，以政策制定者的视角、真实的数据与实践经验，揭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大众论调的真相：

尽管企业出海赚钱、劳动力市场回暖，但日本国内普通人可支配的工资依然涨不动。

日本过往经济停滞常被归因于创新不足、企业保守、改革迟缓甚至国民缺乏进取心。而这本书的作者从“工资涨不动”这个和每个普通息息相关的现象切入，重新叙述了“失去的三十年”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复苏的真相：
市场回暖，但惠不及劳动者

在安倍经济学景气时期，尽管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劳动市场却显著回暖。

2018年日本失业率降至2.2%，这一数据是1992年笼罩在泡沫经济阴影下之后26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也创下 44 年来的历史新高。

然而即便处于这样历史性劳动力紧缺的背景下，工资增幅仅实现了微弱正增长，名义工资还赶不上物价的上涨幅度。受日元大幅贬值和消费税上调等因素影响，实际工资反而同比下降，仍处于负增长区间。

与此同时，政府为维持财政运行，还在不断上调消费税和社会保险费用，更是直接加剧了家庭部门的支出压力，最终劳动者可用于日常消费的金额所剩无几——这便是普通家庭视角下安倍经济学的实际效果。

1.政府为什么会坚持提高消费税与社会保险缴费费率？

这项举措常被视为实现财政健全化的必要手段。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为吸引并留住企业资本，纷纷卷入法人税率下调的“逐底竞争”。此外，加强对金融所得或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也面临困境——过度征税可能导致资本外流或高收入者移居海外。

2.经济与金融全球化催生了新的分配格局

将人群划分为能够轻松跨越国境者和无法自由迁移者，社会成本负担就被转嫁给了难以自由跨越国境的劳动者和普通消费者。

对于能够自由跨境的企业，全球化为其拓展了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空间，合法避税行为便是重要手段之一。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当企业越发重视股价表现时，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不仅要面临与海外劳工的直接或间接竞争，更易成为税收转嫁的对象。

如果工资增长乏力和家庭负担加重的背后，确实交织着全球化与股东至上主义的结构性因素，那么破解这一困局绝非易事。因为日本既无法逆转全球化进程，也难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忽视股东利益。

工资涨不上去、家庭负担重，再叠加日本民众对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担忧，共同构成日本个人消费持续低迷的深层原因。

二、工资难涨的谜题：分配是核心矛盾

在历史性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工资为何仍未上涨？

1.分配问题的核心矛盾

在安倍经济学景气营造的有利经济环境下，企业在有效控制人力成本的同时，实现了利润大幅增长，并强化了对股东的回报。

因此，企业并非缺乏提高薪资的资金实力，抑制涨薪是企业基于自身经营策略做出的选择。

同时，劳动分配率一直处于震荡下行的趋势。这一现象在全球各国普遍存在，是因为受到技术创新、全球化等深层次因素影响。

技术创新使得劳动力更容易被新技术替代，而全球化则导致高薪岗位更易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转移。这些因素都会削弱国内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对中等技能劳动者的冲击尤为显著。

以上问题常见的应对方案是通过数字化转型和人才投资来提升生产率，并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

然而这一思路将面临三个关键问题：人才投资成本应由哪一方承担？数字化转型能否切实有效提升宏观生产率？如何建立与劳动力市场改革相配套的雇佣保障机制？

2.雇佣模式之争：终身制还是岗位制？

在安倍经济学景气周期结束后，即便新冠疫情引发经济下滑，劳动分配率却逆势回升。

这一现象表明，企业在收益恶化的艰难时期，仍在竭力维持雇佣岗位稳定，薪资下调幅度也极为有限。

结合“企业经营困难时不轻易降薪”与“劳动力短缺时仍不涨薪”这两种现象来看，对于享有这种“雇佣保险”的劳动者而言，未必完全处于不利地位。

3.中小企业增长乏力

中小企业缺乏大企业那样显著扩张的利润基础，因此不具备充足的涨薪资金来源。

许多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即便面临严重的人手短缺，也因缺乏加薪能力难以吸引劳动力；若长期招不到人，往往只能选择停业或缩减经营规模。

因此，工资不涨的现象在大型跨国企业中更多体现为收入分配问题；而在中小企业，则与更深层次的增长动力不足相关。

总结下来，未能转化为工资的可分配资源，通常会流向三个方向：股东回报、面向海外市场的成长性投资、雇员雇佣保障机制。

首先，优先回报股东还是提高员工工资这一命题，属于收入分配的矛盾核心。

企业常将海外投资作为提升股东回报的策略，这背后明显反映出资本与劳动在分配问题上的对立。

有观点指出，如果日本人能像美国人那样积极参与股票投资，那么股价上涨带来的收益就能更广泛地惠及普通消费者。但实际上，能够依靠股息回报覆盖大部分生活开支的，往往是原本就拥有大量资产的群体。

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中，至少在发达国家范围内，经济全球化长期以来都更有利于资本一方，且据预测，这一总体格局未来仍将延续。

其次，全球化环境仍在持续削弱发达国家劳动力的议价能力。

资本全球化流动对企业经营提出了较高的回报要求，这给人力成本等各项经营支出造成了显著压力。

在大量引进国外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本国劳动者也因此面临激烈的就业竞争。

第三，雇佣保障机制的存在，很可能削弱雇员主动要求加薪的议价意愿。

简单地取消雇佣保障机制显然并不可行，因为即便工资能因此有所上涨，雇员也可能会因失业风险对未来感到担忧。

一个可能的替代方案是：强化社会福利保障机制，减轻企业所承担的雇佣保障负担。

是否应当推动“终身制”雇佣向“岗位制”雇佣转变，政府取代企业承担保障职能，也成为日本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

三、如何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
关键是“流动起来”

日本真正的“大富豪”级别的富裕阶层人数较少，让日本给人通常以贫富相对平等的印象。但从收入分布变化来看，如基尼系数等相关数据，均表明中间阶层的边缘正在向上下两端分化，日本曾经坚实的中间阶层正日益薄弱。

1.收入差距扩大会带来诸多影响

其一，低收入阶层难以获得充分教育机会时，人力资本积累会相应受阻，进而导致长期经济增长放缓。

财富过度集中于富裕阶层本身并非核心问题，关键在于必须提升低收入阶层的受教育水平。

其二，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时，整体经济中收入向消费的传导机制会趋于弱化。

高收入者的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往往相对较低，而低收入者虽有强烈的消费意愿，却受限于收入水平，消费能力不足。

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会逐渐分裂为两大群体——“有钱却花不完的富裕群体”与“有消费需求却无钱可花的贫困群体”。

其三，金融资产集中于富裕阶层，中低收入家庭难以积累资产时，后者不得不更多依赖借贷满足购房等基本需求。

沉重的债务偿还负担，将直接抑制中低收入阶层的日常消费能力，进而拖累整体经济增长。

尤其当房价大幅下跌时，中低收入阶层的资产负债表将遭受严重冲击，可能引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恶性循环。

2.为了缓解负面影响，日本政策和制度设计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强化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支持。

建立能够系统性提升劳动力市场价值的机制至关重要。

劳动者通过提升技能成功换工作后，薪资往往会显著提高，这也导致企业缺乏对员工进行深度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劳动者学习新技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个人往往难以独立承担。

政府层面的支持就成为填补这一缺口的关键。

当换工作与再就业支持体系较为完善时，工会对于企业裁员的容忍度也会相应提高，企业裁撤亏损部门、推进产业更新也会更为顺畅。

加强对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支持，正是实现改革与分配协同的重要途径。

其次，系统强化失业保险的保障职能。

如果劳动者能够“暂时不工作也能维持基本生活”“有底气拒绝低薪工作”，其面对资本家的议价能力将显著增强。

然后，着力提升养老、保育、护理等社会需求强烈但人手严重短缺行业的待遇水平。

随着老龄化不断加速，护理人手短缺问题将日益严峻。

在保育行业，既然全社会已形成“要鼓励生育”的共识，就应当创造更有利的环境，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3.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举措面临严峻挑战

首先，从企业角度来看，通过政策或制度设计提升劳动者议价能力，或将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导致企业向海外转移。

归根结底，资本与企业拥有跨国流动的优势，而这正是劳动者议价能力难以提升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

如何解决？

必须让日本成为一个即便在较高人力成本下也能盈利的国家，让股东认同即便本国人力成本较高，也应扩大国内生产基地。日本要在监管制度、商业惯例、人才素质以及市场前景等方面，形成具有足够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其中，市场前景对人口不断减少且老龄化严重的国家来说尤为严峻。

为实现这一艰巨目标，政府要积极支持尖端技术研发、教育、养老护理、保育、碳减排、基础设施、防灾等领域──这些领域仅靠民间力量往往难以推进，却拥有广阔的市场潜力。

而另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困境。

一旦劳动者议价能力提高，这些中小企业将陷入资金压力和人力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之中。

时至今日，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以及收紧外籍劳工引进政策的，仍主要是广大中小企业。

因此，切实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与成长潜力，是实现工资上涨目标无法回避的课题。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笔记侠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