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知高俅害林冲家破人亡，却不知他为报恩，26年接济苏轼子孙

北宋第一混子高俅：蔡京饿死童贯被斩，为何最坏的他却能睡在绫罗被里善终？

靖康元年五月，开封城里的空气都是血腥味的。

老百姓吓得都不敢出门，朝廷里那帮旧权贵更是一个个筛糠似的抖个不停。

你猜怎么着？

清算开始了。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带兵打仗的宦官童贯，脑袋直接被刽子手一刀剁下来，挂在闹市让大家伙看；那个把持朝政二十年的宰相蔡京更惨，八十多岁的老头被流放，路上带钱都没人卖给他饭吃，最后活活饿死在潭州的一座破庙里，据说死的时候皮包骨头，看着都渗人。

按理说吧，作为“北宋六贼”里名声最臭、把禁军霍霍完的高俅，怎么也得千刀万剐才解恨吧？

结果呢，等禁卫军踹开太尉府大门的时候，傻眼了——人家府里早就挂满了白幡。

这位把大宋国防搞得稀烂的太尉，居然在权斗最惨烈的前夕，舒舒服服地病死在了自家的绫罗锦被里。

死后甚至还保留了“开府仪同三司”这种顶级的荣誉头衔。

这就叫“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这老小子把运气这东西算是玩明白了。

这事儿吧，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他凭啥能逃过这必死的审判？

这还得从几十年前，那个人人皆知的文坛扛把子苏轼，无意间签发的一张“职场推荐信”说起。

如果把北宋官场比作一个巨大的名利场，高俅绝对是那个最懂“借力打力”的顶级玩家。

很多人被《水浒传》带偏了，以为他就是个只会踢球、大字不识的街溜子，这可是天大的误会。

我查了下资料，这高俅早年在开封街头混的时候，虽然是个泼皮，但他有一项绝活——毛笔字写得那是相当漂亮，而且肚子里多少有点墨水。

要不然，当他被像踢皮球一样踢到苏轼门下时，苏轼那种大文豪能留他？

苏轼是什么人？

那是北宋文化的巅峰，能让他点头夸一句“机灵”的人，绝对不是个草包。

在这段给苏轼当“贴身秘书”的日子里，高俅学的可不光是抄抄写写，更是学到了大宋顶级士大夫的社交礼仪和审美品味。

这就好比现在的混混，突然去给顶级大厂CEO当了几年助理，那眼界和手段，直接就不是一个层级的了。

这也为他后来讨好那个“文艺皇帝”宋徽宗打下了最坚实的地基。

命运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玄乎。

苏轼被贬离京的时候，心一软，就把高俅推荐给了驸马王诜。

这一步棋，直接把高俅从“文坛圈”送进了“皇亲圈”。

王诜这人，虽然是宋英宗的女婿，骨子里却是个离经叛道的享乐主义者，跟后来的宋徽宗赵佶那是臭味相投。

大家熟知的那个“蹴鞠上位”的故事，其实哪有那么多巧合？

那分明是高俅精心准备的“面试”。

当王诜派高俅去给当时还是端王的赵佶送篦刀时，高俅没急着送东西，而是在场边眯着眼观察。

他看准了赵佶对蹴鞠那是真爱，才敢在那个节骨眼上下场露一手“鸳鸯拐”。

这哪里是踢球？

这是在展示他超高的情商和对领导喜好的精准把控。

赵佶缺的不是球员，缺的是一个懂玩、会玩、还能把玩乐上升到艺术高度的知音。

高俅，就是那个为赵佶量身定制的“完美玩伴”。

可是吧，当这个“玩伴”掌握了国家最高的军权，这大宋的悲剧就算是注定了。

高俅这人最坏的地方，不在于像蔡京那样在朝堂上拉帮结派，而在于他从根子上把北宋的国防给拆了。

他把大宋引以为傲的八十万禁军，直接当成了自己的私家奴仆。

要知道，宋朝的禁军本来是职业军人，但在高俅手里，士兵们放下了刀枪，拿起了瓦刀和锯子，成了给权贵修园子、盖别墅的免费劳动力。

更要命的是他搞了个“虚额”制度，名册上写着一营五百人，实际可能不到五十人，剩下的四百五十份军饷，全落进了高俅的腰包。

这就是典型的“吃空饷”，而且是系统性的吃。

这种搞法导致的结果是毁灭性的：当金兵第一次南下围攻开封时，负责京城卫戍的禁军名义上有十几万，实际能拉上城墙的，竟然只有两三万人，且大多是没摸过兵器的老弱病残。

可以说，靖康之耻的伏笔，早在高俅贪污第一笔军饷买那块玉佩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

但人性这玩意儿，有时候就是这么复杂。

就是这样一个掏空国库、毁掉国防的奸臣，再私德上却保留了一块令人费解的“净土”。

当苏轼晚年卷入新旧党争，被打成“元祐奸党”，以前的朋友那是躲都来不及，有的甚至还踩上两脚。

可这时候，位极人臣的高俅却干了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

史料《挥麈后录》里记得清清楚楚，每当苏轼的子孙甚至门生来到京城，高俅不仅不避嫌，反而大开中门，盛情款待，缺钱给钱，缺官给官。

甚至有史学家推测，苏轼能够在徽宗朝初期获得特赦，从海南岛那个蛮荒之地活着回来，背后少不了高俅再皇帝耳边吹的“枕边风”。

这倒不是因为高俅良心发现，而是他深谙“江湖规矩”——他对国家可以不忠，但对“恩主”不能不义。

这种江湖气的私德与政治上的大恶，在他身上撕裂般地共存着，看着真挺讽刺的。

这种分裂的人格，在他与童贯的终极对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童贯是掌兵的宦官，靠的是实打实的战功（虽然水分很大，但好歹上过前线）；高俅是掌军令的太尉，靠的是皇帝的宠信。

两人斗了一辈子，到了北宋灭亡的前夜，这种内斗直接演变成了对国家的谋杀。

当童贯在北方前线试图抵抗金兵时，高俅作为后勤大总管，竟然因为担心童贯立功压过自己，故意卡住粮草不发。

前线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吃不饱穿不暖，还得面对如狼似虎的金军骑兵，这仗怎么打？

为了私人的权力平衡，高俅毫不犹豫地把国家安全给献祭了。

后来金兵兵临城下，两人虽然短暂联手劝徽宗南逃，但在逃亡路上，他们依然忙着瓜分禁卫军的军费。

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只有利益，没有是非”吗？

高俅的结局，看似是善终，实则是历史最大的黑色幽默。

他在金兵攻破汴京的前一年病逝，完美避开了“靖康之变”中最惨烈的受辱时刻，也避开了南宋初年对“六贼”的清算。

他一辈子都在钻营，在做人方面圆滑到了极致，既讨好了皇帝，又在士大夫阶层留下了“知恩图报”的一线口碑，这让他即使在死后，也没有像秦桧那样被铸成铁像跪在岳飞墓前。

但他留下的，是一个被蛀空的王朝躯壳。

就在他咽气的那一年，金军铁骑踏碎了汴梁的繁华，无数百姓生灵涂炭。

高俅这个名字，最终没有作为一个具体的“恶人”被民间记住，而是化作了那个时代所有荒诞、腐败与无能的代名词，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说到底，他这辈子赢了权术，却输了做人的底线，临了留给后人的，也就是那么一声唾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