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前线，陈毅把郭化若调到第6纵队担任副司令员。这个任命看起来并不显眼，却有一层特殊含义：第6纵队不缺敢打硬仗的将领，真正需要补上的，是部队纪律和战术训练这一课。
第6纵队的前身，带有南方游击战争的鲜明烙印。部队长期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形成了机动灵活、敢于近战的作风。抗日战争时期，它的骨干部队编入新四军，解放战争中逐步扩编为华野第6师，后来发展成第6纵队。
这支部队有一个突出特点：能打恶仗，也经得住伤亡。战场上越是硬骨头，越能激发官兵的劲头。王必成担任纵队司令员后，带出的部队冲击力很强，在华野各纵队中颇有名气。
但能打，并不等于没有问题。
第6纵队接收、改造俘虏较多，人员来源复杂，部队扩充速度也快。战斗中形成的强悍作风，若缺少严格约束，容易转化为粗疏和蛮干。有人把当时暴露出的现象概括为“抢房子、打枣子、抓鸡子”，说的不是个别人的偶然行为，而是对部队纪律松弛、地方观念偏重的一种批评。
有的干部只顾本单位利益，协同意识不足；有的部队打红了眼，敢于猛冲，却不善于控制节奏。这样的队伍，平时看不出大问题，一旦进入大规模作战，便可能因为纪律、协同和战术执行不到位而付出代价。
陈毅看中的，正是郭化若在这方面的长处。
郭化若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参加南昌起义后赴苏联学习。回国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代参谋长等职，军事理论基础扎实。后来受复杂环境影响，他离开了作战指挥岗位，被安排到红军学校从事教学。
从1932年到1945年，他长期在军队院校工作。时间虽长，却没有脱离军事。参谋业务、战术原则、部队训练、干部教育，这些内容都成为他日后工作的底子。有人觉得，长期教学会削弱临阵指挥能力；但对整顿一支作风强悍、纪律有待加强的部队来说，这种经历反而十分合适。
1945年以后，郭化若原本有机会到东北办学，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身体恢复后，他被派到鲁南军区任副司令员，主要负责民兵武装建设。那段经历使他接触到基层组织、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也让他更清楚部队纪律不能只靠口头命令维持。
调到第6纵队后，他没有急着摆出“整顿者”的姿态，而是把问题拆开处理。训练场上，重新强调班排协同、火力配合和战斗队形；行军途中，纠正各单位各顾各的习惯；宿营时，要求部队严格执行群众纪律。
“仗要敢打，纪律也要立起来。”这类话，成为整训中的基本要求。
整顿并不是把第6纵队原有的战斗性磨掉，而是要让这股猛劲听从指挥。郭化若尤其重视战术训练，因为不少官兵并非不勇敢，而是习惯凭经验冲锋。勇气解决的是敢不敢上，战术解决的则是怎样少付代价、完成任务。
部队一边作战，一边学习。诉苦教育和阶级觉悟教育逐步展开，官兵开始谈个人经历，也谈部队与群众、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许多原本被当作“小事”的行为，被放到人民军队性质的高度重新审视。
这项工作并不轻松。第6纵队有自己的传统，也有许多从枪林弹雨中形成的习惯。郭化若不能简单否定过去，而是要说明：正因为部队能打，才更要把纪律立稳；正因为敢于硬碰硬，才更需要学会判断敌情、保存力量。
效果逐渐显现。第6纵队依旧保持了敢打硬仗的特点，部队内部的协同和执行力却有所改善。郭化若完成的，不是把一支“野”部队变成书生部队，而是让它从只凭猛劲作战，转向勇敢与战术并重。
1948年8月，郭化若调任华野第4纵队政治委员，与陶勇搭档。几个月后，淮海战役打响，他又随部队投入这场决定性战役。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郭化若出任第9兵团政治委员。
从纵队副司令员到兵团政治委员，郭化若在前线的时间并不算长，职务变化却十分醒目。这并非单纯因为资历。华野当时将领众多，既熟悉军事理论、又有长期政治工作和教育经验的干部并不充裕。郭化若未必适合担任一线兵团司令员，但在政治工作、军事教育和部队整顿方面，确实有着难以替代的优势。
第6纵队的经历，也说明一个道理：一支部队能不能打，不能只看冲锋时是否凶猛，还要看能否服从命令、严守纪律、准确执行战术。陈毅把郭化若调过去，表面上是安排一名副司令员，实质上是在给这支劲旅补上决定长远发展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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