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部里，杨勇、苏振华面对着一份干部任命名单，迟迟没有落笔。渡江战役在即，第十六军即将担负突击任务，可军长人选虽已确定，政委却不能随便安排。
这个军长，就是尹先炳。
尹先炳打仗勇猛，作风强悍，十五岁参加红军，长期在战斗一线摸爬滚打。枪林弹雨中练出来的干部，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决断快，胆子大，遇到关键时刻敢担责任。可另一面也很明显，他说话直，性子急，火气一上来，部队里很少有人敢当面顶撞。
对普通干部来说，这种性格或许只是相处上的难处。对一名军长而言，却关系到整个军党委的团结。军队作战不是单靠一个猛将，军长负责军事指挥，政委负责政治工作和组织协调，两个人若不能互相支持，战场上的优势很可能被内部摩擦抵消。
杨勇对尹先炳是欣赏的。第五兵团所属部队中，第十六军是一支经过长期战争锻炼的主力，能够把这样一支部队交给尹先炳，说明兵团领导认可他的指挥能力。但越是能打硬仗的将领，越需要一个稳重而有原则的搭档。
人选几经斟酌，杨勇把目光放在了王辉球身上。
王辉球比尹先炳年长，革命经历也更早。早年参加井冈山时期的斗争，使他在部队中拥有较深的资历。更重要的是，他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熟悉基层组织、干部管理和部队思想建设。这样的干部，未必在会议上声音最大，却往往能在复杂局面中把人心稳住。
杨勇看中的，正是这种互补关系。尹先炳像一把出鞘的刀，遇到敌情敢于猛攻；王辉球则更像一块压舱石，能够在情绪升高时提醒大家回到原则和任务上来。
据当时的情况，杨勇对这项安排态度明确：“让王辉球去。”
这句话并不复杂，却包含着对两个人性格和能力的判断。安排政委，不能只看资历，也不能只看个人威望，更要看能否与军长形成合力。王辉球性情沉稳，待人宽厚，处理问题有耐心，恰好能够接住尹先炳的急脾气。
两人到任后，并没有刻意制造谁压服谁的局面。尹先炳在军事问题上敢于拍板，王辉球则在干部关系、部队纪律和思想动员方面多做沟通。遇到意见不一致时，王辉球很少当众与军长争执，而是把问题摆到任务和原则上来谈。
这种配合很快迎来了真正考验。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开始后，第十六军承担了重要突击任务。江防坚固，敌军凭借江面和工事组织防御，部队选择突破方向，不能只凭勇气，更要兼顾地形、兵力配置和后续展开。作战会议上，各级指挥员意见不一，讨论一度十分激烈。
尹先炳也清楚，方向一旦选定，就没有轻易反复的余地。争论越多，部队准备越难统一。关键时刻，王辉球没有长篇解释，而是抓住核心，支持已经经过研究的方案，主张集中主要兵力实施突破。
会议气氛随之稳定下来。
这不是王辉球替军长作决定，而是在军长需要时，把班子的共同意见明确下来。政委的作用，有时并不在于提出最响亮的口号，而在于让分散的意见形成统一行动。
渡江当夜，部队迅速突破江防，向纵深推进。连续作战和高度紧张的指挥，使尹先炳身体不支，在部队登岸后突然昏倒。战事尚未结束，主将倒下，指挥体系不能乱。王辉球立即安排救治，同时要求各部继续按照既定部署行动，避免因意外影响战局。
尹先炳醒来时，王辉球仍在身边。军长需要休息，部队需要指挥，政委必须同时把两件事都顾到。这一细节，足以说明两人的分工已经形成默契。
后来，王辉球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政治部主任等职，2003年逝世，享年93岁。尹先炳则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来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影响，军事生涯未能达到许多人原先的预期。
同一支部队，同一段战争经历，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交织在一起。杨勇当年安排王辉球担任政委，看中的并非简单的“压住”尹先炳，而是让刚猛与沉稳各得其所，使第十六军在最需要统一行动的时候，能够真正拧成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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