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绣 | 承前启后，继绝扶衰：怀念蔡鸿生先生

《半枰小草》

李锦绣 著

2021年1月22日，我收到张小贵的微信：“蔡老师最近身体很差，已在ICU月余，林老师特意指示要向您汇报。”我深感震惊。因为蔡鸿生先生一直在科研第一线，发表的文章思路清晰，新见迭出，无法想象他在重病中。我默默祈祷蔡先生能战胜病魔，转危为安，也祈盼奇迹发生。2月16日早晨，在微信群中看到蔡先生于15日去世的消息，心中伤悲，也难以置信，匆忙写一条短信发给小贵和林英：“惊悉蔡鸿生先生驾鹤西去，不胜悲痛。先生得寅恪先生真传，通古今之变，治中西之学。继绝扶衰，坚守弘扬；承前启后，存义宁之一脉。斯人已逝，斯业千秋。望节哀保重。也请向林老师及蔡先生家属、弟子转达哀悼之意。”18日，小贵又发来了2014年我和蔡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故居中的照片，往事历历在目。先生音容犹在，却再也不能向先生拜谒请教了。

我在研究生期间读过蔡先生《突厥法初探》、《论突厥事火》、《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陈寅恪与中国突厥学》等文章，对蔡先生研究“塞表殊族之史事” 的方法和国际视野，心向往之。但真正走近蔡先生是在1994年以后，源于我读他和王永兴先生的通信。

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王先生与师友通信频繁，来自广州的信函也很多。在这些书信中，蔡先生的信令我印象深刻。蔡先生的字潇洒大气，每次从邮箱中取信，不看信封上的落款，就知道是蔡先生写的。在信中，蔡先生和王先生畅谈学术，激扬文字，对史学著作及学界思潮直抒胸臆，时激昂慷慨，时深达幽微。蔡先生信中谈的最多的，是陈寅恪先生。对义宁之学，蔡先生有真知灼见。如在1998年9月22日的信中，蔡先生写道：

寅恪先生的著作，是近代学术的瑰宝，正在日益显示其自身的光辉。他的精神体现在著作中，不能抽空，不能割裂。去神存貌之说，尽管含糊其辞，实则是为了抹掉义宁之学的灵光，必当为识者所不取。寅恪先生一生，经历过家变、国变和病变（失明膑足），心灵上有创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人对他，应有“了解之同情”。因此，必须认真地而不是马虎地，将他的感情领域与理性领域分开。不要因其诗歌中流露的悲苦、怀旧请调，就认为他的整个心境是灰暗的，其实，他在理性上的清明，是一直到死还洞彻彻透明的。即使是‘燃脂暝写’的《柳如是别传》，我也认为“其基本倾向并非怀旧，而是面向明天” 。

这是对寅恪先生的“真了解”，足以照射“俗学”之陋。又如在1998年9月2日信中，蔡先生通篇谈寅恪先生独立精神、自由思想：

接八月八日手教多时，先生指出的问题，也时绕脑际。一句“文化遗民”，恐难概括寅老思想之全部。数十年来，寅恪先生一直坚持“守伧僧之旧义”，这个“旧义”，大有新意，其核心似乎就是“独立自由”和“中体西用”，表现出对新文化的探索和追求。

自“陈寅恪热”兴起以来（“热”是当代人的说法，寅老倒是“冷”的），有些人不是从其著作中求其精神，只是就其行事方式做文章；又有些人主张学寅老的学问就够了，似乎他的精神不合时代精神，已经落伍了。对此，我均不敢苟同。寅恪先生的精神与学问融为一体，把两者割裂开来，就是肢解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得到命运后说：“深有感于士之自处，虽外来之世变纵极分歧，而内行之修谨，益不可或缺也。”这里提出的处世原则，仍有它“跨世纪”的意义。

今天，21世纪已经过去了20多年，蔡先生对寅恪先生精神风格的阐发，仍闪烁着光辉，仍可“示来者以轨则”。对寅恪先生史学渊源，王先生撰文提出宋学渊源之说，蔡先生深表赞同，在1998年5月24日信中，蔡先生说：

寅老重史识，非乾嘉诸老所有，于宋儒史学中求之，并非来自构想，而是得自寅恪先生著作中的“内证”。

这也为王先生的“宋学说”提供了补充。

蔡鸿生先生书信，1998年9月22日

除学术思想的讨论外，蔡先生和和王先生交流分享寅恪先生的资料和研究信息。如1996年11月4日的信中，蔡先生写道：

我于9月底应瑞典隆德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之邀，前往访问、交流，10月份在欧洲，前几天才回来。

在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见到《元白诗笺证稿》的初版线装一册，是寅恪先生寄赠的，上书：“魏莱先生 寅恪”六字，是师母代书的手泽，睹书思人，不胜感慨。

在异国见到寅恪先生遗物，蔡先生极为珍视，特意写信告诉王先生。数十年后再读此信，仍能深切感受到跃然纸上的蔡先生对寅恪先生的深情。

王先生和蔡先生都致力于弘扬义宁之学，竭尽所能推进义宁之学研究。2000年是寅恪先生诞辰110周年，王先生几年前就开始擘画，编辑“纪念寅恪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丛刊”。向蔡先生约稿，蔡先生欣然应允，拟仿日本学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考》，撰写《辛押陁罗事迹》。王先生筹划的丛刊共9种，但却无力支付大量出版费用。蔡先生来信安慰：

关于纪念寅师丛刊一事，知先生甚费心力，令人感佩。我想，成事在“天”，如难以同时推出，则也不妨分批出版。但无论如何，先生关于寅师史学渊源之专著，一定要带头于纪念之年按时间问世。拙稿屡蒙关注，但启动缓慢，愧对前辈。如分批出版，拙稿可排在最后，鱼贯登场可也。（1997年5月26日）

王先生听从了蔡先生的建议，放弃了在一个出版社以统一格式出版的计划，将以完成的著作，在不同的出版社单独出版，王先生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即在北京大学出版。虽然没收到群体推出的效应，也多少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感念之情。蔡先生则积极筹划召开纪念寅恪先生的学术会议，在1999年的信中，蔡先生多次谈到研讨会的筹办情况。3月25日，蔡先生告之：“年底敝校开陈寅恪先生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4月13日，蔡先生写到：“学术研讨会的邀请通知，谅已寄达。十一月是广州的最佳季节，日暖风和。届时先生偕锦绣同志同来，我们一定会周到接待，并恭听教诲。”7月2日，蔡先生又写到：“近日又开了一次筹备会，进一步落实十一月研讨会有关事宜，顺此报知。”11月27日至29日，“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岭南堂召开，我当时在英国，王先生由其子珠群陪同参会。会上，王先生和蔡先生多次深谈。回京前，蔡先生与林悟殊、王川到王先生居住的黑石屋话别，谈至深夜11点多。这是王先生最后一次外出开会，而黑石屋的畅谈，成为王先生难以忘怀的温暖回忆，多次和我提及。

1999年11月29日，王永兴、蔡鸿生、林悟殊于中山大学黑石屋

王先生半世坎坷，常对浪费了最宝贵的20多年而抑郁愤慨。蔡先生同情惋叹，常加安慰。如在1999年4月13日中，蔡先生委婉写到：“当年留得青山在，今日才能大放学术花。”这样的情深意切文字，让日渐老病的王先生，心情为之一舒。

蔡先生对学生关爱有加，信中也常提及其得意弟子。如1994年11月27日信中，蔡先生写到：“林悟殊弟现居泰国，近作《琐罗亚斯德教与古代中国》，将在台湾出版，顺此告知。他在国内时，曾屡蒙先生指点、关照，感激之情，至今未忘。”1997年林老师回国，来京开会时驾临寒舍，回广州后，蔡先生也来信说了林老师来京的感悟。

蔡先生对我的研究也多有鼓励。1996年2月8日，蔡先生写到：“《唐代财政史稿》上卷1-3册，我已从书局购得并阅读部分章节……但愿下卷早日面世，以成完璧。”蔡先生还对我的文章提出意见，并激励我有大志向，潜心治学。我读着这些书翰，沉浸在这纯洁得近乎透明的学术世界，感动、感激的同时，蔡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也亲切起来。

第一次亲承謦欬，在2004年。历史研究所为庆祝建所5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其中一项是每研究室邀请一位知名学者来做学术报告。我所在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邀请的是蔡先生。10月15日下午，蔡先生提交的论文为“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后收入了会议论文集《中国史研究》2005年增刊），我忝为评议。蔡先生的会议论文，是他研究中亚绿洲城邦文明的继续。与灿若星辰的康国、安国、史国胡相比，穆国胡其名不显，研究者也寥寥。蔡先生关注到穆国靠近东伊朗、波斯化高、衔接粟特与伊朗的特点，结合史籍和出土文物，考释了杜环《经行记》中穆国的记载，勾稽了7-10世纪的史籍文书中出现的穆姓胡客，描绘了穆国的历史面貌和穆姓胡客在唐代社会的活动，并进而对中国粟特学研究发展方向提出高屋建瓴的设计。蔡先生的论文非常精彩，显示了蔡先生治学的深厚功力和中西兼通的造诣。杜环《经行记》学者多耳熟能详，但蔡先生的考释独辟蹊径，大量使用中亚考古出土文物资料，令人耳目一新。我最惊叹是对“画缸”的考释，蔡先生指出这是双耳彩绘陶罐，举出了土库曼斯坦盖乌卡拉佛寺遗址出土这种高46厘米的陶罐，器身描绘了骑猎、欢宴、卧病和入殓图案。当时还没有投影仪等电子设备，蔡先生将布罗金娜主编的《早期中世纪的中亚》一书带到了会场，给我们展示了“画缸”的图版，让人印象深刻。在展示图像之后，蔡先生继续提出这种陶罐的生产问题，指出盖乌卡拉遗址有陶窑14座，可见其陶器生产颇有规模，能够满足当地居民每岁相献之需。资料发掘到这里，对《经行记》的注释可称完善了。接着，蔡先生展示其钩沉索引之功，蔡先生并没有用电子检索（当时也不完备），而是通过研读史籍、笔记、诗文和出土文书，辑录了10个穆姓胡客的在唐行迹，并对每一个胡客的社会活动进行了概述、评议。这种评议文字并不多，寥寥数笔，画龙点睛。如通过穆昭嗣被称为“波斯”,指出唐人心目中的“波斯”,“无非是类型化的独特概念而已”；在穆刀绫条，指出在唐代的“优语”,往往是政治性笑话等，都是隽永清新的史实。对我最有启发的是通过穆沙诺“以献为名”被留宿卫一事，揭示唐后期“西域朝贡酋长及安西、北庭校吏岁集京师者数千人, 陇右既陷, 不得归, 皆仰鸿胪礼宾, 月四万缗, 凡四十年, 名田养子孙如编民”，穆沙诺也是这类“胡客”而已，先生以小见大的论述，使我重新思考贞元时的李泌改革，也对唐代的朝贡制度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但蔡先生并没有停留在这些考论上，他还提出了胡裔和胡族的概念区分，并就如何深入研究九姓胡历史文化,贡献了自己的思考：其一是时间上移, 由隋唐上溯到北齐和北周，从长时段考察商胡贩客的活动；其二是地域向西, 把阿姆河外的胡姓城邦及其与“行国”(游牧民族) 的关系纳入视野之内。这种长时段、广地域、多文明的研究视角，对进一步研究中古胡汉关系指明了方向，在历史学“碎片化”的今天，更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会后，在简陋拥挤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蔡先生与室内同仁进行了座谈。刚享受了一场学术盛宴的同仁纷纷发言，赞誉蔡先生的研究视野、外语能力和二重证据法，但蔡先生将话题转向义宁之学，他说自己对历史现象进行网络式理解, 是受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影响，一再嘱咐我们要反复研读寅恪先生的书。他还介绍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将三联书店新出版《陈寅恪集》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的《陈寅恪文集》对读并校勘的方法，令我感到义宁之学就是这样通过蔡先生对学生的精心培养，而传承了下来。室内同仁聆听蔡先生讲论，如沐春风。

聆教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天黑下来，我因照顾王先生，不得不回家，只好将招待蔡先生的事，交给了从近代史所赶来的陈开科老师。蔡先生从广州来京，我却没能尽地主之谊，而且由于上午在北大上课，下午才匆匆赶到所里拜谒先生，没能迎谒也没能拜送，甚为失礼，心中耿耿不安。但蔡先生却理解宽容，谆谆嘱咐我一定照顾好王先生。之后陈开科老师还告诉我，晚餐时蔡先生几次叮嘱他，让他在京，一定要多帮助我。

2008年，王先生去世，蔡先生写了怀念王先生的纪念文章——《义宁之学的弘扬者》，情真意切，令人动容。我为王先生编撰年谱，蔡先生给予鼓励，并表示如果需要帮助，他和学生一定尽力。当时蔡先生不使用电子邮件，我托林悟殊老师将编好的年谱转给蔡先生，蔡先生提出两条中肯意见，让我把有些文字删去，免人为难。蔡先生这两条建议，言人所不能，令我感慨久之，我再一次感受到先生的真诚和与人为善。

第二次拜谒先生在2010年。12月下旬，我去暨南大学参加暨南大学举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暨《朱杰勤文集》首发式。22日，大会开幕，蔡先生做了“朱杰勤先生的治学与朴素”的主旨发言，在概括朱先生开拓创新、勤奋治学之后，指出朱先生的本质就是朴素，与当下的“泡沫史学”形成鲜明对比。其实“朴素”，也是蔡先生的本质，蔡先生正是具有返璞归真的精神，才能对朱先生为人、治学体会至深，达其三味。

24日上午，伍宇星带我来到心念已久的康乐园。蔡先生和殷小平、黄佳欣已等待在陈寅恪故居前。蔡先生带我看寅恪先生的手记，为我讲寅恪先生故居的建立，海内外的义宁之学研究。

接着，蔡先生带我走进寅恪先生上课的教室，为我讲解寅恪先生上课的情景。他告诉我寅恪先生从哪里出来，坐在哪里，如何上课。听着蔡先生娓娓而谈，我的心激动又平静，仿佛穿越到几十年前的时代。这个场景我在脑海中幻想了多年，这里的桌椅和蔡先生的声音将我脑中的镜像一笔笔画实。我们一起坐在学生听课的椅子上，时光仿佛已经停滞，我们就像寅恪先生课的学生，一起倾听寅恪先生的讲述，感受大师的学术世界，接受义宁之学的洗礼。感谢殷小平和黄佳欣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影像，尤其是佳欣还将我们听课的照片设计成黑白的，染上了浓浓的岁月痕迹，也在为脑海里定格为永恒。

走出教室，我们流连在院子中。这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是寅恪先生最后的眠食之地。那条白色的小路，那些繁茂的树木，那方小小的草坪，还铭证着寅恪先生对华夏民族文化复兴的信念，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的身体力行及不屈抗争。寅恪先生曾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 由于蔡先生等寅恪先生弟子的坚守，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依然在这里传承，义宁之学也有望“枝叶扶疏”了。

蔡先生又带我们来到永芳堂，和林悟殊、章文钦和江滢河老师与历史系中外关系史专业学生座谈。后来林老师来信告诉我，这次座谈是蔡先生亲自安排的。章文钦老师和我谈了戴裔煊先生的学问、人品。林悟殊老师则心心念念在三夷教研究。我也向蔡先生和各位老师汇报了编辑《丝瓷之路：古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及《欧亚学刊》国际版、英文版的计划，蔡老师鼓励我们把英文版编下去，并对研究室将研究范围扩展到海路表示赞赏，举了很多例子说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意义，也鼓励我们在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蔡先生在中亚绿洲、草原游牧文明研究的同时，对海洋文明也有开拓研究。2018年，蔡先生出版了《广州海事录》一书，就展示了蔡先生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真知灼见。因此说到海洋文明，蔡先生就滔滔不绝起来。

中午，蔡先生赐饭，蔡先生仍谈学术研究问题，对新出土文献及考古成果如数家珍，新见妙解，使人神往。蔡先生还幽默地说自己现在是“抱书”而不是“抱孙”，也惦念着年轻一辈的读书学习和学术研究，对张小贵在德国的学习非常满意，说：小贵最近波斯语考试，只有一个单词错了一点，其余全对，考得最好！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不只是对小贵，蔡先生对向学的学生都殷勤指导，关怀备至。《丝瓷之路》第一辑中，有殷小平的《元代也里可温的历史分布》一文，小平多次提到根据蔡老师的意见修改。可能所有中外关系史方向的学生，论文从选题到构思、撰写等得到蔡先生的指导，而由蔡先生把关，学生们才有自信在这一领域冲锋陷阵。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指导和培养，义宁之学一脉才能在这里传承下来。席间，我思索着蔡先生提出的问题，感受这蔡先生的人格魅力，竟然忘记了吃了些什么，以至于回到暨南大学时，陈高华先生问我午饭有哪些菜，我竟不知所云，一个也答不上来。

西晋永嘉之乱后，以刘昞为代表的河西诸儒讲学不辍，保存文化，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详为考证，反复标举，指出：

由此言之，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然后始知北朝文化系统之中，其由江左发展变迁输入者之外，尚别有汉、魏、西晋之河西遗传。

河西诸儒于偏隅之地，保存汉代中原之文化学术，使之“经历东汉末、西晋大乱及北朝扰攘之长期，能不失坠，卒得辗转灌输，加入隋唐统一混合之文化，蔚然为独立之一源，继前启后，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其功甚伟。蔡鸿生先生也有存续义宁之学之功。蔡先生是德学双馨的学人。他虽自谦为“对陈寅恪先生，我只有受业一年之缘，既非‘入室弟子’，也无‘教外别传’……我呢？顶多只是‘后世相思’而已” ，但实际上，蔡先生不仅是寅恪先生的“后学相知”，还是义宁之学的继承者、弘扬者。寅恪先生故居虽然人去楼空，但寅恪先生学术精神仍在康乐园传承不辍，蔡先生及寅恪先生弟子艰苦卓绝的“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之功，不可磨灭。

此文即将完稿时，收到了江滢河老师惠赠的《广州与海洋文明III》，是书由江滢河、周湘主编，作者大多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外关系史方向的研究生，展示了康乐园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这些学生在蔡先生所开拓的广州口岸与贸易、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实实在在的精耕细作，蔡先生的学术视野和学术方法，得到切切实实的继承和推进。编者后记中说：“蔡先生毕生以史学为志业，其学术精神和学人品格将永远激励后学，成为我们求索道路上巨大到精神力量。” 林英曾和我说：“蔡老师是幸福的，一辈子在中大教书育人，得到全系师生爱戴。”蔡先生终其一生，念兹在兹，以弘扬义宁之学为己任，勤奋治学，教书育人。这不只是蔡先生一人之幸，更是中大学生之幸，义宁之学之幸！蔡先生，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