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枪声！2002年河北保定市“2·11”持枪抢劫案侦破始末

处的小胡同里，有人喊“救命”。

听到喊声后巡警迅速跑过去，看见一个年轻小伙子躺在地上，大腿处鲜血直流。随后他们立即向110指挥中心报告，小伙子见有民警赶来，说道：“快、快抓住他们！”说完便昏迷了。

他们顺着那个小伙子手指的方向向北看去，深深的胡同里空无一人。

接到报案，公安局领导迅速带领有关人员赶到现场。这时救护车也到了，医护人员下车后，快速采取了止血措施，而后把小伙子抬上救护车拉走了。

警方立即组织对现场进行勘查。中心现场位于花园街北侧的一条南北走向的胡同里，胡同向南是东西方向的花园街，向北穿过居民区便是百花路，沿百花路可直达东风路、五四路、七一路、复兴路、北外环路，从花园街向东可以通往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也可通过裕华路、建设路到达繁华的闹市区。

勘查工作范围从现场不断向外扩展，在伤者倒地的血泊旁，发现了一枚五四式手枪子弹弹壳。一枚弹壳、一个弹坑、一枚弹头、一片血迹是这次现场勘查获得的最有价值的痕迹和物证。

在现场调查访问过程中了解到：有两个过路人听到两声枪响，其间隔时间不长。当时他们从胡同由北向南走，听到前面有一声枪响，开始还以为是听错了。两人边议论边继续向前走，又是一声枪响，紧接着看到两个黑影由南向北从他们身边飞快跑过，边跑边回头看，还差点撞到他们。

据这两个人回忆，当时向北跑的两个人手里拎着一个录音机，录音机开着，放着音乐。

现场勘查的同时，派人去医院访问受害人。等受害人苏醒过来后，民警们经过医生允许对他进行了询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儿的人？”

他回答说：“我叫李树清，是本市人。”

民警说：“请你说说今晚出事的经过。”

李树清答道：“因过年了，我骑自行车去离我家不远的表妹家吃晚饭，在她家里，我见到了表妹从外地带来的录音机。饭后我提出借几天听听，表妹同意了。可骑自行车技术不行，就把自行车暂时放在表妹家，只拎着录音机往家走，边走边听音乐。当我走到花园街一条胡同口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两个黑影，一前一后把我劫住了。其中一个说‘站住，干什么的？’我被吓了一跳，回答不上话来，这时另一个趁机过来抢录音机。我撒腿就跑，他们拽住我说：怎么？还想跑！这时其中一人掏出手枪，威胁我说，再动就打死你！我不相信那枪是真的，又往前跑。然后听到‘呼’的一声，我中了枪，被打倒在地，那俩人趁机抢走了我的录音机，沿胡同向北逃跑了。”

民警问：“你看清两个人长得什么样子吗？是哪儿的口音？穿什么衣服？”

他回答说：“当时没有看清脸，只看到他们两个人中一个高个儿，比我高半头，约1.75米左右，矮个儿和我个头差不多，1.65米左右。”他想了想又说：“长相、衣着我没看清，不过听他们说话的口音应该是本地人，岁数也和我差不多，顶多二十五六岁。”

民警又问：“那两个人体态、发型你能形容一下吗？”

他说：“高个儿的瘦点，身材比较标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好像是长发、分头。矮个儿的留寸头，比较胖。”

民警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他回答说：“当时从我手里抢录音机的是那个矮个儿的嗓音有点沙哑，开枪的是那个高个儿，他说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抢了我的录音机后他们就往北跑了。”

根据掌握的情况，决定通报全市，立即展开对那两个作案人的摸排。指挥中心下达了指令，全体民警都动员起来，一场拉网式的排查工作连夜展开。

犯罪嫌疑人的手枪是哪儿来的？谁是作案人？他们来自何方又去了哪里？

经过研究，决定立即成立“2·11”专案组，抽调精干力量侦破此案。

专案组分析认为，要侦破这起案件，必须同时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以物找案，从被抢劫的录音机开始调查，发现线索；

第二是以作案工具找人，发现有枪的犯罪嫌疑人；

第三是以人找案，排查一高一矮关系密切的人，凡符合相貌特征条件的人都要被纳入视线，从中发现作案人。

案发后的第三天下午，一名群众举报，在鼓楼附近的一个平房小院里有个叫陶建军的小伙子，他和朋友吃饭时其中的一个哥们儿提到了“2·11”案件。

当时那人说：“这算什么，谁还没有枪啊。”

同桌的哥们儿问他：“你有枪啊？”

他回答说：“有啊！”

根据这个重要线索，专案组找到了这位群众，他详细提供了参加喝酒的人员和场所，并介绍了说有枪那个人的基本情况。从体貌特征看那个人很像作案人中的小个儿，专案组随即把他列入了重点侦查目标。

此人名叫陶建军，男，21岁，住裕东平房宿舍，有劣迹，没有犯罪前科。陶建军有一个弟弟，20岁，个子1.75米左右。但调查了解到他弟弟此时正专心学习，没有时间出去玩。

陶建军被秘密地请到了局里。经过耐心细致的谈话，陶承认在春节前曾玩过一把木制五四式仿真手枪，目的是想显摆一下自己的威风。

为了证实这一情节，专案组到他家取出了这支仿真手枪。经过反复调查核实，陶建军2月11日晚上并没有作案时间，他的作案嫌疑被排除了。

此后又有一名群众反映，东关有一个欢乐小吃部里有几个年轻人的形迹十分可疑。

他们一共5个人，都是二十多岁，没有什么正经事情做，白天开小吃部，晚上聚集到一起出去活动。专案组民警化装后来到欢乐小吃部。前台有两个女服务员，后边厨房里有四个男的，这些人的年龄都与“2·11”案的犯罪嫌疑人相仿。

侦查员发现，小吃部里有两个人关系密切，经常夜间外出活动。一天夜里，这两个人又出动了，他们骑着一辆自行车，先是在市区转，后又拐进了一家医院后楼，把自行车放下溜进大楼。侦查员悄悄地跟在后边紧紧盯住他们的行踪。这两个人走到财务室门前，左右张望，见没人便开始行动，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警察这时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在审讯室里，张玉旺交代，自出狱后没事儿做，联络了几个狱友办起了欢乐小吃部。因为生意冷清，重操旧业。他伙同钟建伟自去年秋天至今，共在市区内作案136起，盗窃财务室保险柜21个，获赃款数万元。其他涉案人员也很快被抓获。但是，张玉旺案却与“2·11”抢劫案无关。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正当专案组为“2·11”案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一名群众无意中谈到了这样一条线索：在他们院里住着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此人身高1.76米左右，体态中等，以前总和一个叫胖三儿的人在一起玩儿，每次都是胖三儿来找他，可是自从发生了“2·11”案件以后，再没有见过他们在一起玩了，胖三儿也不再来找他了。

据邻居们反映，他家里的人最近也比较沉闷，见到邻居们总是不自然地笑笑。经查，此人叫于海涛，男，26岁，家住大禹胡同，曾因抢劫被劳教一次、判刑一次，去年7月刑满释放，释放后一直在家，年底在西郊纸厂当工人，上下班正常，在单位表现很积极，没有发现有违法行为。

据了解，他自幼习武，早晨起来经常到滨河公园练习拳脚，最近他一改以往的生活习惯，不再早起去打拳了。

专案组在调查中发现，胖三儿是他的一个表弟，家住省监狱宿舍，23岁，身高1.65米，较胖，寸头，圆脸儿，无业，最近没有人见过他。

据专案组调查，于海涛的社会关系复杂，仅在本市工作的有关人员就有几十人，其中在木器总厂工作的姨表姐和他关系密切，走动频繁。这位姨表姐叫田慧如，31岁，家住南大园，其丈夫系海军某部干部，平时她一个人在家，身边有一个5岁男孩。据了解，今年春节期间她丈夫曾回家探亲，腊月三十晚上他俩带着孩子在于海涛家喝的酒，很晚才回家。

于是，于海涛的表姐夫也被专案组列为重点调查对象。于海涛的表姐夫是一名海军军官，他所在的部队装备有五四式手枪和其他武器。根据这一情况，专案组决定派人去部队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在海军某部的配合下，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同时，把提取的枪弹样品送到公安部检验。

田慧如的丈夫是舰艇艇长，该艇上唯一一把五四式手枪平时就由他自己保管。今年腊月二十六他回家探亲，正月十一返回部队，这期间手枪一直在他身边。而这段时间恰好发生了“2·11”案。

专案组分析，假如田慧如夫妇真的在于海涛家过的年三十，就极有可能是军人随身带的手枪被于海涛发现，并拿出去作案。但这只是一种分析和推断，真实情况如何还需要继续深入调查才行。

这时传来了令专案组为之一震的消息——在胖三儿家发现了“2·11”案被抢的那台录音机。这一重大发现使“2·11”案件一下子变得明朗起来，假如胖三儿参与作案，他就是那个矮个儿抢录音机的人，而且他的体貌特征与作案嫌疑人完全吻合。

抓捕行动方案确定以后，专案组首先正面接触田慧如，进一步调查掌握他们夫妇和于海涛家的关系，核实其丈夫携带的五四式手枪是不是落到过于海涛手中，查清于海涛与胖三儿的关系。

田慧如被叫到社区居委会办公室。她问：“你们有什么事儿找我呀？”

“关于你丈夫春节探家时的有些情况我们需要了解，请你配合。”

“你们问吧。”

问：“你丈夫今年春节探亲是什么时间到的家？”

她想了想说：“是腊月二十六晚上。”

“一共在家待了多少天？”

“15天，腊月二十六回来的，正月十一走的。”

“这15天当中你们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去过的地方多了，你们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你和你的丈夫都去过谁家？”

她低下头半天不语。

“请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你如实回答。”

她说：“去过安新我老家，在老家待了几天，回来后就快过年了，我姨叫我们今年到她家去过三十，那天我们带着孩子又在我姨家待了一天，晚上吃完饭，放了炮，很晚才回来。”

“那天你姨家都有谁在家？”

“有我姨、表妹、表弟、表弟媳妇，一家人都在。”

“你表弟叫什么？”

“于海涛。”

“这次你丈夫探亲带手枪了吗？”

“是带回了一支手枪。”

“这枪三十那天他带到你姨家去了吗？”

“带去过。”

“你把详细情况讲一下。”

“那天我姨叫我们去，我丈夫说咱们得给老人买点东西，然后我们便去商场买了东西。回来后他从包里拿出手枪，我问他带它干什么，他说这次带枪回来单位不知道，如果丢了可不得了，所以必须随时把它带在身上。”

“那后来呢？”

“后来我们在我姨家玩，晚上我表弟他们陪着我丈夫喝酒。”

“再后来呢？”

“再后来就没了。”

看得出来，她是有顾虑不敢往下说。

“你丈夫的枪借给别人用过吗？”

她有些不知所措地说：“只给过我表弟。”

接着给她讲了有关政策，希望她如实回答我们的提问。她接着说：“我表弟和小胖子陪着我丈夫喝酒，我丈夫喝多了，躺在我姨家床上睡着了，我们都没在意，过了一会不见我表弟和那个小胖子了。等我丈夫醒了以后说要回家，一摸身上枪不见了。我怀疑是我表弟和那个小胖子拿走的。我们等到挺晚了，我表弟才从外面回来，见他有些慌张，我赶紧问他是不是拿了姐夫的手枪？他点头承认，从衣兜里掏出了手枪还给了我丈夫，我们就回家了。”

“回家以后你们发现什么情况了？”

“我丈夫回到家后拿出手枪检查，发现子弹少了2发。他当时有些害怕，也没法问我表弟，过了年我丈夫就回部队了，以后就再也没提过这事。”

从专案组掌握的情况，可以确定“2·11”作案嫌疑人就是目前掌握的这两个人。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立刻抓获胖三儿，进一步获取有价值的证据后再抓获于海涛。

深夜，专案组摸准了在北关街藏匿的胖三儿的住处，很快就将其制服并抓获。胖三儿被带到局里，在强灯光的照射下，交代了犯罪事实。

去年秋天，我和于海涛到市第三医院偷财务室，结果被值班人员发现，我们又绕到临街的医院小卖部，盗窃室内的钱物。临走时，于海涛用手电照了一下里间屋，一看有一个女的正在屋里打哆嗦，双手捂着脑袋，于给我使了个眼色，我过去用手电一照，嘿，还挺漂亮，出来后说咱先别走，那个女的真漂亮，我俩进去就把她强奸了……胖三儿交代的这起案件也是保定市久侦未破的大案。

胖三儿的认罪态度还可以，于是又问他：“你应该继续交代其他犯罪事实。”

胖三儿接着说——在医院小卖部作案以后我们就收敛了，怕被公安局发现抓起来，很长时间没有继续作案。头春节，我经常去于家玩，年三十那天晚上，他叫我去陪他表姐夫喝酒，我就去了他家。喝完酒，大伙都到外面放炮，于海涛看见表姐夫的兜里有一支手枪，就偷偷拿出来说，咱们玩玩去。

我俩就到街上转悠去了。转到花园街那里，街上行人很少，他说没意思，白拿着枪，没事儿干。正说着话从北边过来一个人，手里拎着一台录音机，一边走一边唱，于海涛说这小子还挺惬意的，咱们把他的录音机拿过来。等那人走到我们跟前，我说：站住，把录音机给我。那人说：我的录音机凭什么给你呀？于说：嘿，你小子还挺横，你给不给，不给我就开枪了。那小子说：你吓唬谁呀！这时他就真开了一枪，那小子一听枪响就想跑，我拦住他趁机抢他的录音机，我正抢录音机时，于海涛又开了一枪。我抢过录音机就往北跑，于海涛也紧跟着跑过来，一边跑我一边问他，打着没有啊？他说打着了，那小子躺在地上了。

等跑到他们家门口时，他说：你把录音机拿走吧，别上我家去了。我就直接把录音机拿回我家，放在我妹妹屋里了。

根据胖三儿的交代和掌握的犯罪事实，依法对其进行了搜查并提取了有关犯罪证据。

第二天，也收到了公安部的鉴定报告，证实“2·11”抢劫案件现场枪弹为送检的同一枪弹所留痕迹。人证、物证俱在，又研究制定了抓捕于海涛的行动方案。

次日早上，于海涛像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来到单位，抓捕小组民警早已在警卫室设下埋伏。等他走过警卫室，民警们四面出击，给于海涛戴上了手铐。

在审讯室里，于海涛交代了作案全过程——年三十那天，我表姐和表姐夫来看我母亲。晚上吃饭时我看见表姐夫带着一把五四式手枪，就提出喝完酒后玩玩，表姐夫当时不同意，后来表姐夫喝醉了，趁他躺到床上睡着时，我便拿了他的手枪，叫上胖子（指胖三儿)骑一辆自行车到大街上去转。我们转到花园街的时候，看见小道上有一个拎着录音机的人，边走边放着歌儿。

我们就绕到他前边，胖子让他站住，他开始没听见，胖子又说了一句，那人站住了，关了录音机。胖子说让他把录音机拿来看看，他不肯撒手。这时我掏出手枪放了一枪，他听到枪响还不撒手，我又放了一枪，他就撒手了，胖子拿过录音机，我们俩就向北跑了，自行车也扔在那儿。

后来我让胖子先回家，他问我是不是打着那个人了？胖子当时有些害怕，我也害怕了，说录音机先放他那儿，我先回家把枪给我表姐夫放回去，以后有事再说。我从胖子家出来，回到家里表姐夫已经醒了，他很生气地问枪是不是我拿了，我说是，玩了玩。说着就把枪还给了他。他和我表姐就走了。

至此，“2·11”持枪抢劫案等一系列大案被侦破。于海涛、胖三儿因涉嫌持枪抢劫、强奸、伤害等罪名被我局依法报捕移送起诉。

两个月后，法院开庭审理此案，于海涛、胖三儿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法庭依法宣判了他们的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后于5月1日执行了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