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1781),北京贡院内,来自江苏苏州的举人钱棨等候会试发榜。此时的他已经四十八岁,头发斑白,身后还背着十多年屡试不第的经历。没人能够想到,这场考试之后,他会把科举道路上最难得到的几个第一,接连收入囊中。
科举考试并非一场考试定终身。读书人要先经过童试,依次参加县试、府试和院试,取得生员资格;之后赴省城参加乡试,考中便是举人;再到京城参加会试,成为贡士;最后接受皇帝主持的殿试,排列进士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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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环节中,县试、府试、院试的第一名通常称为案首,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则是状元。一个读书人若能在乡试、会试、殿试中连得第一,便称“连中三元”。而钱棨的经历,比三元还多了童试中的三个案首,因此后世称他为“六元状元”。
钱棨出身于书香之家。雍正十二年(1734),他出生在江苏苏州。其父钱中谐是顺治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对经史文章颇有研究。这样的家庭能给他读书条件,却不能直接替他赢得功名。科场之路,仍须一场一场硬闯。
钱棨年少时便苦读四书五经,夜里常常读到五更。可他并不是少年得志的类型。县试、府试、院试连续夺魁之后,他在更高层级的乡试面前却屡屡受挫,前后六次进入考场,六次没有中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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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经历颇能说明科举的残酷。童试中的出色表现,只代表基础扎实,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成为举人。乡试名额有限,考官阅卷又有严格格式,文章稍有失误,十多年苦读便可能化为一纸落榜通知。
钱棨没有因此改弦更张。他把时间继续用在制艺文章和经义研习上,文章逐渐沉稳,笔力也越发纯熟。乾隆四十四年(1779),四十五岁的钱棨终于在乡试中夺得第一,成为解元。多年等待,换来的不是勉强入围,而是全省第一。
两年之后,他以解元身份参加乾隆四十六年(1781)的辛丑科会试。这一次,钱棨再次压过众多贡士,成为会元。县、府、院三试案首,加上乡试解元、会试会元,他已经拿到了五个第一,只差殿试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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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的性质与前几场不同。它通常不再淘汰考生,重点是排列名次。考生写的是策论,读卷官还会综合书法、文理和卷面进行判断。钱棨的试卷最初被列为第四名,照此结果,他可能只是二甲第一名,与状元失之交臂。
乾隆皇帝阅卷时,注意到钱棨的策论切合时务、论述严谨,又得知此人已经连夺解元和会元。乾隆四十六年,朱笔落下,钱棨由原定次序改为一甲第一名。至此,六个考试阶段,他六次取得第一,成为清代唯一的“六元状元”。
这件事的稀有,不只在于文章写得好。清代科举竞争极其激烈,能够考中秀才已属不易,乡试更是三年一次,许多读书人终身困于举人门槛。钱棨早年并非一路顺风,他真正特殊的地方,是屡败之后仍能保持应试能力,并在高龄时完成反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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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状元后,钱棨进入翰林院,后来被选入上书房,担任皇子师傅。按清代官场的常理,这是一条颇受重视的仕途,能够接触皇室成员,也意味着个人学问得到认可。然而,科场上的辉煌,并没有自动转化为官场上的顺遂。
乾隆五十四年(1789)三月初六,乾隆皇帝巡视上书房,发现皇子不在,师傅也未能按要求当值。钱棨因此受到处分,遭革职留任并罚俸。有关此事是否出于权臣排挤,后世有不少传说,但缺乏足够可靠的材料支撑,不宜把传闻当作定论。
此后,钱棨的仕途明显沉寂。直到嘉庆三年(1798),他才出任云南学政,负责主持地方生员考试和教育事务。赴任之后不久,钱棨在云南病逝,终年约六十五岁。一生六次夺魁的科场传奇,就这样停在了仕途并不显赫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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