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8月19日,陕西汉中城外,清军将领易佩绅、朱桂秋率部仓促出击,没想到一头撞进太平军设下的包围圈。二十四小时后,湘军丢弃营帐和辎重,退往青石关,伤亡三千余人,阵亡营官七八员。
这场败仗发生时,天京已经失守。清军在东南战场声势正盛,许多人以为太平天国大势已去,陕南不过是战事收尾。偏偏在秦巴山地之间,湘军碰上了一场极其难堪的溃败。
汉中之战并非孤立事件。它的前因,要从一名满洲悍将的阵亡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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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隆阿在晚清军中颇有威望,常与湘军猛将鲍超并称“多鲍”。同治元年前后,陕西局势十分复杂,云南、四川一带的武装力量向北活动,太平军扶王陈得才率部西进,陕西本地的回民起义也牵动各地。几股力量交错,关中与陕南都难以安定。
清廷调多隆阿入陕,正是希望用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压住局面。多隆阿所统率的部队以骑兵见长,行动迅速,冲击力强。1863年进入陕西后,他连续攻取大荔、渭南等地,将部分反清武装逼向甘肃东部。
有意思的是,多隆阿的胜利并没有让战场真正平静。相反,各方都清楚,只要这根支柱倒下,陕西的局面就可能重新翻转。
1864年春,多隆阿在围攻周至时亲临前线,指挥部队进攻蓝大顺所部。战斗中,他被枪弹击中头部,伤势严重。5月18日,多隆阿因伤去世。蓝大顺部虽然未必能说是有意“击毙”这位悍将,但这次交战确实直接造成了他的重伤与死亡。
消息传开后,清军在陕西的部署立刻出现变化。多隆阿留下的部队失去主帅,原本受到压制的各路武装重新活跃起来。陈得才抓住机会,率军进入陕南,先后控制安康、汉阴、勉县等地,兵锋逐渐逼近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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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中不是普通的州县。它北接关中,南通四川,东面又可牵动湖北。一旦汉中失守,清军在西北和西南之间的交通便会受到影响。四川总督骆秉章于是调兵支援,并起用刘蓉主持陕西军政。
刘蓉有才名,也熟悉湘军系统。但援军的问题同样明显:不少将士刚刚参与过围剿石达开的战事,长期胜利使他们对太平军产生了轻视。有人甚至认为,天京既然失守,陈得才不过是困兽之斗。
“敌军就在眼前,不能再等。”前线将领催促出兵。
问题恰恰出在这个“不能等”上。湘军没有充分查明地形和敌情,便向汉中外围的太平军发动攻击。陈得才没有硬接,而是边打边退,故意留下可以追赶的空隙,把湘军一步步引向预设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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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一向重视营垒,所谓“结硬寨”,就是依靠坚固营盘消耗对手。只要时间充足,这种打法确实能够稳住阵脚。可是汉中城外山地狭窄,湘军行动展开不易,部队又在追击中拉长了队形,原有的防御优势没有及时形成。
太平军突然从数面压上,湘军前后失去呼应。营垒还没有完全扎稳,突围便成为唯一选择。清军仓促撤退,帐房、军械和辎重纷纷丢弃。刘蓉后来在文书中承认,这样严重的挫败,在湘军近年的战事中并不多见。
三千余人的伤亡,绝不是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所能承受。湘军在长江流域作战时,熟悉水网与城池攻守,又有较稳定的后方补给;到了陕南山地,地形、道路和敌军作战方式都发生变化,过去依赖的经验开始失灵。
陈得才乘胜推进,汉中局势一度十分危险。清军准备重新集结兵力,刘蓉也急调部队,打算凭借兵力优势夺回失地。若双方继续在陕南决战,战局很可能还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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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改变局面的消息来自千里之外。天京在1864年7月19日被清军攻破,幼天王洪天贵福出逃。陈得才所部名义上是西征军,长期行动仍与太平天国的核心区域相连。天京覆亡后,继续占据汉中,已经难以达到原先的战略目的。
陈得才没有等待清军完成合围,而是放弃汉中及附近据点,率部向河南、湖北方向转移。湘军随后重新进入汉中,清军也因此保住了陕南的控制权。
表面上看,汉中最终仍回到清军手中;但那座空城掩盖不了8月19日的惨败。多隆阿阵亡,打开了陕南局势的缺口;湘军冒进,又把优势兵力送入险地;陈得才虽在战场上取胜,却因天京陷落而失去了继续经营汉中的条件。
1864年以后,陈得才所部继续转战,最终在安徽一带遭到清军围攻。陈得才兵败服毒自尽,西征军也随之瓦解。汉中城外那场胜利没有改变太平天国的结局,却留下了一个清楚的战场教训:名将阵亡之后,军队失去的不只是指挥者,还可能是整个战区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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