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3年，北京一间普通民居里，张首芳收到一封辗转而来的家书。写信的人，是多年未能相见的弟弟张学良。此时的她已年过半百，住处简陋，生活拮据，却仍把信纸压在枕边，反复读了许多遍。
信中的内容并不复杂。张学良身处异地，读书成了日常生活中少有的安慰，希望姐姐设法替他寻一套字大清楚的《明史》。这件事看似寻常，却让张首芳犯了难。她手头没有多少积蓄，家中还有孩子，能变卖的东西早已所剩无几。
偏偏那支金簪还在。
张首芳出生于1898年，是张作霖与赵春桂的长女。那时张作霖尚未成为后来叱咤东北的奉系首领，张家日子过得十分清苦。赵春桂带着孩子操持家务，缝补衣物，养鸡种菜，能省一分便省一分。
家中几个孩子里，张首芳年纪最长，也最早承担起照看弟妹的责任。她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却有一股极强的护家意识。张学良小时候顽皮，闯祸之后常常躲到姐姐身后。张首芳嘴上训斥，真正遇到事情，却总是挡在弟弟前面。
这种性格并非凭空形成。贫困年月里，长女往往不是一个单纯的孩子，而是半个大人。她要照料弟妹，要替母亲分担，还要应付外人的冷眼。张首芳后来性情强硬，既有个人脾气，也有生活逼出来的锋芒。
张作霖势力渐大后，赵春桂和孩子们被接到奉天。环境变了，家中的关系却没有因此简单起来。张家人口增多，内外事务繁杂，来自乡下的母子几人难免受到轻视。张首芳不善于周旋，也不愿低头讨好，谁若欺负弟弟，她便当面顶回去。
张学良后来回忆家庭往事时，对这位姐姐始终怀有特殊感情。她不像父亲那样掌握权力，也没有母亲那样温和，却给过他一种直接而明确的保护。那种保护并不体面，甚至常带着争执和冲撞，但在一个孩子心里，分量往往比训诫更重。
成年后的张首芳，也没有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她嫁给鲍贵卿之子鲍英麟，这桩婚姻带有明显的家族安排色彩。张作霖需要维系东北军政关系，女儿的婚姻便被放进了这种复杂的利益网络中。
婚后，她生育五个孩子，家庭责任更加沉重。鲍英麟性情放纵，夫妻关系并不和睦。张首芳很少在人前诉苦，更多时候只是把孩子照料好，把家中能做的事情一件件撑起来。她的强悍，并没有换来轻松，反而让她承担了更多。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遇害。父亲去世后，张学良接掌东北局势，张家内部的依靠也随之发生变化。张首芳失去了父亲这个强势屏障，婚姻中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与杨虎城扣留蒋介石，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长期羁押，从此与姐姐相隔千里，姐弟之间的联系也变得极其困难。
张首芳的处境随之恶化。丈夫对她的态度更加冷漠，家庭生活陷入困顿。她带着孩子过日子，曾经的身份不再能换来实际帮助，陪嫁物品和母亲留下的首饰，只能一样样拿去换取粮食和日常开销。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她在北京晚年得到生活安置的细节，民间记述存在不同说法。但可以确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首芳一家在北京生活，处境得到一定改善。她没有恢复昔日的富贵，只是有了一个能够安稳居住的地方。
1953年的那封信，使她重新想起了箱底的金簪。那是赵春桂留下的遗物，也是她多年不肯动用的念想。她把簪子拿出来，在手中掂量了很久，随后对孩子说：“这是给你舅舅买书的。”
她来到书店，请人代为寻找大字本《明史》。书价不低，她便将金簪交给掌柜折价。书籍包好后，经过辗转寄往张学良所在之处。这个故事的具体流通过程，后人记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姐姐卖掉首饰为弟弟寻书的情节，长期流传于张家亲友的回忆中。
张首芳没有留下显赫功名，也未参与重大政治事务。她的一生，更多是在家庭缝隙中承受压力：少年时护着弟弟，婚后照顾子女，晚年又在有限条件下惦记远方亲人。
1954年，张首芳病逝，年仅五十多岁。几个月后，张学良得知姐姐去世的消息。那套《明史》或许仍在他的书案旁，而那支伴随张首芳多年的金簪，已经换成了一次跨越漫长岁月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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