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应该高度重视退休金不均衡的问题，这关乎社会稳定和百姓幸福

2026年9月19日，第七届全国养老金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在会上说了一句话：“在走向公平的路上，必须加快步伐。”

这句话之所以被反复引用，是因为它点到了一个越来越难回避的事实：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10.76亿人，领取待遇人数3.4亿人，覆盖面世界第一，但覆盖面不等于公平度。

差距到底有多大

先看三组数字。

企业退休人员，2026年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约3640元。但中位数只有3050元，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企退人员每月到手不到3050元，近45%的人连3000元都不到。改制下岗、小微企业退休群体普遍集中在2200到2900元区间。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算上职业年金，月均待遇在5870元到8136元之间。两者相差约4500元，一倍还多。

更大的差距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1.8亿领取者月均养老金仅249元，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六七千以上”的水平相比，差了将近28倍。249元能干什么？买一袋米、几斤油，剩下的看不了病、养不了老。

这些数字不是某一方的臆测，是人社部监测数据和论坛上公开讨论的事实。

差距的根子不在“谁不努力”

有人会说，养老金差距是“多缴多得”的自然结果。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在论坛上明确指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缴费约占四分之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主要依靠国家财政供款，所谓“多缴多得”的逻辑并不成立。

差距藏在三个具体环节里。

第一是视同缴费年限的认定。 企业职工个人账户建立的截止时间多数省份在1992年到1996年之间，而机关事业单位全国统一截止到2014年9月30日。同样1980年参加工作，企业职工视同缴费年限通常只有10年左右，机关事业单位人员能认定将近35年。更关键的是认定指数——企业职工多数省份统一按1.0核定，不管你当年是高级工程师还是普通工人，一律1.0；机关事业单位与职务职级挂钩，科级约1.2到1.4，处级更高。同样基数8000元、20年视同年限，光过渡性养老金一项，每月就差出1040元。

第二是补充养老保险的覆盖率。 2014年并轨时，国家为机关事业单位强制建立了职业年金，单位缴8%、个人缴4%，编制内一个不落，覆盖率趋近100%。企业年金2004年就推出了，一直是自愿建立，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参保职工3389万人，在4.75亿城镇就业人口里覆盖率仅7%左右。超过九成的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后只有一份基本养老金。

第三是缴费基数。 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保障按实际工资足额核定缴费，申报合规率逼近100%。大量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长期按当地社平工资60%的下限申报。同样月薪8000元，按实际工资缴和按60%下限缴，三十年下来个人账户积累能差出十几万。

把这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看，差距的来源就清楚了：不是谁多缴了谁少缴了的问题，是制度设计在不同群体之间造成了系统性的待遇落差。

区域之间的落差同样触目惊心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区域差异同样值得关注。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从143元提升至163元。但各地财政补贴力度不同，最终形成的基础养老金标准差距巨大。

上海以1555元的标准领跑全国，是杭州的4.2倍、郑州的6.5倍、重庆的8.4倍。基础养老金能达到500元的城市很少，基本都在东部。大部分城市在两三百元，中西部城市普遍更低。

同样缴费800元档次，上海农民缴费15年获得的政府补贴是4050元，重庆只有1500元。个人账户总金额分别为16050元和13500元，每月可领取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分别约为115元和97元，一个月相差18元，一年就相差220元。

政策方向正在调整

好消息是，方向已经明确了。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待遇确定和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人社部发布的“十五五”规划也写入同一表述，要求“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

论坛上，郑功成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取向：补低扶弱、缩小差距。他建议逐步消除个人账户的私有化属性，真正实现政策统一、全国统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方案：如果能把城乡居民月均养老金从249元提到600元，再提到1000元，拉动的需求可以推动当年GDP增长0.8到1个百分点。资金来源上，他建议加快将一部分国有资本转为社保基金，或在财政刺激盘子中拿出较大比例用于提升低收入阶层收入。

清华大学李稻葵则提出了另一个方向的思考：第一支柱目前主要是按月发放现金，能不能不只给钱，还给服务？他建议从单一现金给付转向“现金+服务”，政府在土地、补贴、服务采购等方面给予引导，支持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养老社区。

客观评价

养老金不均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涨钱”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涉及制度设计、财政能力、代际负担、地区差异等多重因素。但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是公共品，不是商业保险。“多缴多得”作为激励原则可以保留，但不能成为维持群体间待遇鸿沟的理由。郑功成说得直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而应是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

对普通百姓来说，养老金是晚年最基本的收入来源。一个月拿三千出头的人，和一个月拿六七千的人，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老年生活。这种差距如果长期得不到有效缩小，不仅影响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感，也会影响整个社会对制度公平性的认同。

缩小差距需要时间，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补低扶弱”的方向不能变，“加快步伐”的节奏不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