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张百熙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创办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1900年，庚子战火席卷京城，创办不久的京师大学堂校舍被强占，被迫停办。《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开启新政，进行自救。当时，旧制积弊深重、新制百端待举，“兴学育才”呼声高涨。出身科举正途、历任学政要职的张百熙临危受命，担负起京师大学堂恢复重办之责。京师大学堂作为“各行省之倡”，是全国新式教育的风向标。如何继往开新？如何重点突破？既是张百熙重办京师大学堂的急务，也是其面临的现实难题，“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最重师范”是他的回答。张百熙因创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被尊为北京师范大学校史上的首任校长。

张百熙在清末教育政务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是旧制中的朝廷重臣，却能破除积习、别立新章，于兴学改制坚执不让。他主持拟定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法定学制，史作“壬寅学制”。他在“壬寅学制”框架下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揭开了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历史序幕。本文立足晚清新旧交替的时代变局，结合学堂章程等档案史料，回顾这位“湘中才俊”对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启始开基之功。

张百熙

临危受命，担管学大臣之任

张百熙，字埜秋，号潜斋，谥号“文达”，1847年生于湖南长沙，父亲是道光十五年举人。张百熙幼承庭训，胸襟阔大。他曾赋诗言少时心境：“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同治年间，张百熙入长沙城南书院受学，成为郭嵩焘的生徒，渐通经世致用之旨，常怀治世报国之志。他1870年中举人，1874年中进士，从此踏入晚清政坛。长期辗转山东、江西、四川、广东等地，任乡试考官或担当学政，也曾在翰林院、南书房任职，得以参与国家教育事务。他的一生，贯穿了甲午战败、戊戌变法、庚子国变，在一次次时局冲击与实务历练之中，张百熙成长为一名力图匡扶时局的改革者，站在了清末兴学变法的历史潮头。

隋唐以来，中国的教育是围绕科举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国家培养统治人才，服务于政治。张百熙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不但没有一味维护旧制，反而更悉制度背后的诸多弊病。《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应付科举是读书人的第一要务，清末书院所传授的内容沿用惯例，仍以八股、经史为主干，很少涉猎算学、格致等时务课程。在军事外交等实用人才极为缺乏的现实面前，张百熙认识到，科举不破，新式教育无以立。早在任广东学政期间，张百熙就曾开明倡学，支持创办时敏学堂，以“敏于时务”为宗旨，弃考据辞章，转而主张研习天算地舆格致。长期主持地方文教事务的仕宦经历，为张百熙日后推行中央层面的教育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898年，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持续百日便宣告失败，唯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张百熙认同变法图强，向朝廷保举维新派人士康有为，希望革新人才能够获得施展空间，也正因这一举动，戊戌政变后他遭受革职留任的惩处。1900年他致信瞿鸿禨陈述当时的心境：“迫于救时，切于保国，至不顾利害而汲汲为之。”张百熙亲历了戊戌变法骤起骤灭的全过程，此次顿挫也让他觉察到大刀阔斧的激进变革风险巨大，先行教育改良、培养新式人才，才是更为根本且稳妥的变革路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火席卷京城，局势大乱。俄兵、德兵先后侵占京师大学堂，学生“均告假回散”。时任管学大臣许景澄上奏请求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得到批准。张百熙《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回顾了这段惨痛经历：“查大学堂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残毁不堪，而堂中所储书籍仪器，亦同归无有。”

1901年，清政府发布上谕，正式开启清末新政。9月颁布“兴学诏书”，强调“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规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政令下达后，全国掀起建设新式学堂的浪潮，但新式教习却远远跟不上学堂开办的速度。旧式书院出身的传统士人熟稔经史，却不通算学等新式学科；聘请外国教习成本高昂，人数亦极为有限。

12月，清廷下达谕旨：“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着派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应如何核定章程，并着悉心妥议，随时具奏。”

重建京师大学堂，首重师范

重建京师大学堂是国家文教振兴的象征，朝野上下高度关切。正如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中所言，京师大学堂“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应该“法制详尽，规模宏远”。现实情况却不容乐观，一则专门分科尚无合格生源，不具备办学条件；二则清末大力推行兴学新政，新式学堂遍地开办，但能够讲授新学的本国教习却少之又少；三则聘请外国教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外国教习的授课效果并不理想，语言与文化的隔阂造成知识传习的困难，多靠外国教习绝非长久之计。张百熙将“首重师范”的教育主张融入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实践。

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师范教育就为维新派所注重，在梁启超看来，富国强兵所需人才的匮缺，洋务派所办学堂的不敷其用，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他进一步强调，“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这也体现在他起草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章程》规定，“当于堂中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教习之才”。然而京师大学堂师范斋未及开设而停办，直到师范馆的创办，这一筹划才成为了现实。

1902年2月，张百熙上呈《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提出先办预备科和速成科的构想。预备科三年卒业，考验合格升入正科。速成科“收急效而少弃才”“分二门：曰仕学馆，曰师范馆”。同年8月，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系统性学制方案。《章程》“全学纲领”指出：“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12月，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近200名学生中，师范馆学生达130余名。1903年，清廷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一同修订学堂章程，三人联衔上奏《重订学堂章程折》，延续“最重师范”的要旨，强调“办理学堂，首重师范”。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史称“癸卯学制”，其“学务纲要”再次申明：“师范学堂，意在使全国中小学堂各有师资，此为各项学堂之本源，兴学入手第一义”，“宜首先急办师范学堂”。“首重师范”的办学思想，从张百熙开始，在清末教育新政中得以施行。

1902年颁布的钦定大学堂章程

“壬寅学制”为师范馆设计了单独的课程体系，涵盖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十四个门目，在普通学科之外，专门增设“教育学”课程，以强化学生的从教能力，培养合格新式学堂教员。师范馆学制四年，从教能力的培养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前三年学习教育宗旨、教育原理及学校管理法等教育理论及各门类基础知识，最后一年安排教育实习及各门课程的教授方法，如伦理“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习字“授以教习字之次序方法”，算学“授以教算学及几何之次序方法”等等。师范馆虽以速成教育为初衷，但其课程体系既重视基础知识的习得，又培养实用的从教技能，体现了师范馆对于师范教育专门化的早期探索。

张百熙对师范馆的学生尤其重视，曾说“师范学生，最关紧要”。他在经济和政策上有意向师范生倾斜，在教育教学的培养上也倾尽所能。师范馆毕业的学生多年以后仍感叹在京师大学堂受到的优厚待遇。首届学生王道元回忆，师范馆学生“一概公费，供给社会宿舍，每人一间楼房，自修室每二人共一间。早餐是粥和面食，午晚两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汤。冬季四菜一火锅，荤腥俱全”“每人冬夏二季，各有官发的一套操衣，随便穿着”。俞同奎也回忆说，“如果饭菜不好，堂提调马上发起威风，惩罚厨子，倒用不着我们学生操心”。师范馆学生除免学费、住宿费，还享受各省提供的安家费和在京费用。比如湖北省向所送师范生提供每月安家银十二两，在京费用八两，待遇足以供养全家。每月月考，如成绩名列前茅，还有额外奖金。

在毕业政策上，师范馆学生也享受专门的奖励。“壬寅学制”中明文规定：“师范出身一项，系破格从优，以资鼓励。各省师范卒业生，亦得与京师大学堂师范生一律从优”，“现办速成科师范馆学生，今定俟四年卒业，由教习考验后，管学大臣复考如格，择优带领引见。如原系生员者，准作贡生；原系贡生者，准作举人；原系举人者，准作进士”，既颁发教习的文凭又授予官职的身份。如若有意继续深造，还有官费留学的机会。在科举尚未废除、师范教育方兴未艾的清末，这也是吸引优质人才从事教育事业的必要举措。

1903年，经张百熙奏请，京师大学堂选派47名学生赴东洋西洋留学，其中可查证的有37人为师范馆的学生，张百熙亲自到前门火车站送行。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自1902年开馆，共招收两期学生，分别于1907、1908年毕业，培养约300余名师范生，他们大多在全国各地高等学堂、师范学堂、中学堂中担任教员，其中不乏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如何育杰、俞同奎、冯祖荀、华南圭等。

1903年京师大学堂第一期仕学师范师生暑期合影

统筹擘画，倾力经营师范馆

“壬寅学制”在纵向上涵盖蒙学堂、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五个学段，横向上又附设师范学堂及实业学堂。对各级各类学堂治理，“壬寅学制”均提供了系统的指导方案，在办学宗旨、办学层级、办学年限、学生额度、课程设置、功课教法、招考办法、聘用制度、管理规章等方面皆有详细规定，《清史稿》称：“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诞生于“壬寅学制”的框架之下，其设立初衷是快速培养一批新式学堂教习。师范馆在人事、经费、教务、场地、章程等方面完全依附于京师大学堂，是大学堂的附设机构。《钦定高等学堂章程》允许各省高等学堂附设师范学堂，但清末财政拮据，地方督抚对于兴办新式学堂有心无力，其中不乏态度消极者，已办学堂“大抵敷衍塞责，有名无实”，因此“壬寅学制”收效有限。待癸卯学制施行，张百熙等奏议“京城师范馆应即改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办理”。1904年师范馆承癸卯学制要求改办优级师范科。

师范馆的校舍设于马神庙和嘉公主府京师大学堂校园内，庚子战乱后，京师大学堂残毁不堪，加之面积狭小，“学堂四面围墙，计南北不过六十丈，东西不过四十丈”，房屋“仅敷讲堂及教习官役人等之用”，讲舍“共计不足百间”，“非大加开拓，万万不敷居住”。张百熙提出扩建校舍的计划，短期内修葺旧基，收购学堂周边民房，就地拓展增建校舍，向东、西、南三面拓开数十丈，容纳速成科学生。为切实加快建设进度，张百熙更是亲自勘视丈量。1904年，在京师大学堂西侧空地修建十四排平房，称作“西斋”，作为新生宿舍使用，包含师范馆后续班次的学生。师范馆首届学生俞同奎回忆说，师范馆的学生都住在南北两座宿舍楼，称作南楼北楼。“两排楼房中间空地为运动场，亦略有盘捍、天桥、秋千种种设备”，这些条件是能够满足当时需求的。

张百熙特别看重书籍仪器的配置。在他看来，“书籍仪器两项，在学堂正如农夫之粟，商贾之钱，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当买补，即前所无者亦宜添购，方足以考实学而得真才”。旧大学堂图书仪器全部被毁，重建之时一无所有，所以张百熙把购置书籍仪器作为办学的基础条件。1902年藏书楼兴建，在充实书籍方面，张百熙提出向各省官书局无偿调取。据统计，1903年广东、浙江、江苏巡抚缴送图书三百余种，共计近两千部。与此同时，随时购取民间旧本时务新书及已译未译西书，归藏书楼典藏。1902至1905年期间，大学堂引进大量西方教科书，从德国、英国、日本采购书籍，译书局购买西方书籍近四百部、近千卷。仪器方面，先向上海、日本等处购办学堂普通要需，再向欧美各国广购，归入各专门应用，后陆续建成物化实验室、仪器室、材料室等供师范馆使用。

1903年张之洞（前排右五）、张百熙（前排右四）与京师大学堂教师合影

筹措经费是重建京师大学堂的最大难题。师范馆没有独立预算，经费总体由京师大学堂统一支配。张百熙奏请两项经费来源，皆获批准。一则户部存放华俄银行五百万两库平银的年息，计二十一万二千两全数拨归大学堂，二则各省合筹经费拨济京师，“大省每年筹款二万金，中省一万金，小省五千金，常年拨解京师”。事实上，各省经费常年不足，无法足额缴款，致使京师大学堂的经费也相对拮据。师范馆的学生学费、食宿一律全免，有些还能获得本省的经费补助。当时考取师范馆第一名的学生伦明，自行赴京投考至师范馆，虽然并非由省府咨送，但是他禀求广东善后总局按照湖北省的做法，申请发给津贴得以获准，先是每人每月20两，后来每月增拨80两，按名均摊。

张百熙除担任管学大臣外，还身兼吏部尚书，这使他在选材用材上自具高眼、敢于力行。对于京师大学堂教习的选用，他做出重大人事调整，以“经费无多”为由，将总教习丁韪良及原有欧美洋教习“一概辞退”，有意摆脱传教士对学堂事务的干涉。在总教习的人选上，张百熙认为“大学堂之设，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他曾多次劝请吴汝纶就任总教习之职，认为他“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但吴始终不愿履职，多番推辞，张百熙不惜“具衣冠拜之”。吴汝纶曾记述此事：“张埜秋尚书又来见过，谈及学堂，仍坚请，吾固辞，则拜跪以请，吾无实而窃虚名，愧恧无似。”张百熙托请多人一同劝说吴汝纶接受，并上奏请旨得到朝廷任命批准，吴汝纶只得“暂不言辞”。后来吴汝纶以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身份先赴日本考察学务，在长达四个月的考察期中曾六次与张百熙通信，报送心得，归国后将访问材料汇集为《东游丛录》呈报张百熙等人，为京师大学堂的重建及“壬寅学制”的拟定工作提供了助力。在张百熙的主持下，张鹤龄、蒋式瑆、杨道霖、王舟瑶、屠寄、杨模、胡玉麟、陈黼宸、林纾等名家大贤汇聚京师。1902年5月，张百熙专门访问日本内田公使，在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协助下，聘请太田达人、矢部吉祯、氏家谦曹、桑野久任等理学士在师范馆教授数学、物理学、植物学、矿物学等新式课程。通过各种努力，京师大学堂拥有了一支中西兼取、新旧并蓄的教师队伍。

师范馆的招考标准、管理制度、毕业考核相当严明，以确保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其生源以“举贡生监”为主，分自愿投考及各省学政考选咨送两途，均需经大学堂复试才能录取。各省咨送有名额限制，大省7名，中省5名，小省3名，有的大省超额咨送，有的省份屡经考试也达不到要求。1902年10月，京师大学堂举行第一次招生考试，师范馆报名370人，最后仅录取40人，考录比低至10%，可见其招考标准之严格。学生入堂后，在学习方面，要接受月考、期考、年考等各种考试，不仅要排列等级名次，总教习还要亲自查看考试成绩，“凡考学生之成绩，由教习将学生平日功课分数，数日一呈总教习，总教习通一月之分数而榜于堂”。如若升学考试不合格，则不能升班。在德行方面，举止行为皆由教习按日登记，“寝兴食息皆有定时”，不得无故请假，出入大门皆需查验，立簿记录。毕业考核范围广且难度高，师范馆毕业生回忆说，“将近五个年头的功课，几乎样样都要考”，每天四场考试，一共考了七天，“等到考完，我们每个都瘦了不少”。师范馆首届毕业生有107名，经学部统一派遣，分赴全国十余省担任中学堂、师范学堂的教学或管理职务，成为各地新式教育初创阶段的骨干力量。直隶籍最优等生王道元是北京四中的首任校长；广西籍优等第一名段廷珪在广西省南宁省立师范任校长，还亲自任南宁府中学堂教员；奉天籍最优等生邹大镛返乡后曾担任奉天中学堂校长。这批扎根各省教育一线的首届毕业生，真正实现了师范馆“速成教育”的办学初衷，也印证了壬寅学制下师范教育课程与管理制度设计的实际成效。

壬寅学制系统图（据1922年陶行知所绘）

张百熙的启始开基之功

“壬寅学制”将师范视为专门教育纳入国家系统性学制体系，初步拟定了附设于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的各级师范学堂的基本规制，虽然仍未脱离普通学堂的学制体系，但设置了独立的招考标准、培养目标，设计了教育学、教授法等专业课程。虽然《师范馆章程》“系仅就京城情形试办，尚属简略”，但从制度上已经与普通教育实现了剥离。1904年，癸卯学制施行，颁行《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从制度上构建了从初级到优级的独立师范教育体系。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但行政、校舍仍依附京师大学堂。直到1908年，京师大学堂筹备开分科大学，管理事务日益繁重，难以兼筹并顾，于是另行筹办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迁至新址，这是我国高等师范教育独立建制的重要标志。

1909年，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在新址开学，时任军机大臣、兼管学部事务的张之洞到场发表训辞：“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代表当时的中央政府表达了对于这所学校的定位与期望。作为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由“首重师范”的办学地位，进而引发的“做标准”“为北斗”的使命感已根植于她的生命源始。

一百多年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薪火相传、文脉赓续，历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2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1923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29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39年）、国立北平师范学院（1946年）、国立北平师范大学（1948年），1949年再称北京师范大学，一路走到今天。成立以来，她历经整合，曾在抗战烽火中西迁办学，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院系调整汇聚多方学术力量，不断沉淀出“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精神底色。如今的北京师范大学，依托教师教育、教育科学和文理基础学科等办学特色和综合优势，引领教师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服务于教育强国的国家战略。“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理念，依旧在今日北师大的办学实践中沉潜有光。

张百熙在朝堂攻讦不休的环境里，在守旧力量与革新思潮持续拉扯的夹缝中，主持制订壬寅学制，创办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发掘泉眼、疏通源流。今天，北京师范大学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为办学源头，尊张百熙为首任校长。一个多世纪高等师范教育的壮阔征程，本源处少不了这位清末兴学新政先行者在动荡年代的启始开基之功。

安美璇、魏书亮（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