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堂｜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的创立与发展

大学是社会的灯塔，其既以“天下为己任”，更以“真理为依归”。澎湃新闻·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特别推出“大学堂”系列，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重温那些关于求是、存真、独立、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不仅重述校史，更要追问：大学为何而立，知识为何而求，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

二十世纪初，山西在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成为全国教案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教士、教民大量死伤，教堂被毁，中外交涉剑拔弩张，八国联军分四路进迫山西。然而，在这一场由战争、教案和外交危机纠缠而成的冲突中，却意外诞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三所大学堂之一——山西大学堂。促成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是英国南威尔士的一个浸礼会传教士，1870至1916年旅居中国，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风云人物。胡光麃称：“在十九世纪末季来华的传教士中，对于文教有卓越贡献，同时也对政治影响力最大的，无疑的要算李提摩太。”李提摩太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西人之一，既得益于他独特的传教方式，对灾荒的积极赈济，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也得益于他对中国社会尤其是教育的改革建言与实践。其主导创建的山西大学堂，更是在山西教育史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代加拿大籍学者许美德即称：“载入高等教育史册的英国人只有浸礼派传教士李提摩太。”

本文结合中外史料，梳理李提摩太在华活动脉络，重点考证其与山西大学堂相关史实，还原这位兼具传教士身份的外籍人士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下的影响与贡献。

缘结中国，情结山西：早期的传教与赈灾

1845年，李提摩太出生在英国南威尔士一个普通乡村家庭。童年时，经常是一边“为父亲放马”，一边“温习一下第二天的功课”。贫寒的生活、乡村劳动和威尔士社会特有的宗教传统，塑造了他强健的体魄和坚毅的性格。

1859年，李提摩太十四岁时正式加入浸礼会，后来进入哈佛孚德神学院学习。1866年，在第一批来华中国内地会传教士“英雄主义的，自我奉献的传教计划”的吸引下，他坚定地认为：“中国人是非基督徒中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当他们转化过来后，有助于向欠开化的周边民族传播福音。”遂向浸礼会提出申请，主动要求来中国传教。

1869年11月17日，他离开英国，次年2月到达上海，随后北上山东烟台。在烟台，李提摩太为了宣教可谓是殚精竭虑，学中文，进行街头布道，散发宗教小册子，但很快发现，真正愿意听的人并不多，“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偶然路过的流浪者”，不少当地商人甚至相约不进礼拜堂。

1876至1879年，“丁戊奇荒”爆发，李提摩太将宣教与赈灾相结合。在山东，他募集捐款、调查灾情、发放救济金、收养孤儿，逐渐形成一套有组织的赈灾办法。1877年底，他又来到灾情更为严重的山西，引入“东西方的联合”赈灾模式，发放救济金85810.850两白银，救助40201人，获得了相当高的社会声望。平阳士绅为其立碑，百姓要把他的画像供进庙中。苏特尔曾评价，（李）实为值得垂范的“领袖”，所办理的有秩序，有效果，在赈济上可算是以为先导。

文化与改革情怀：从推介西学到参与政治

赈灾期间，李提摩太通过同各级政府官员和士绅广泛接触，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播道方法从官绅入手是自上而下，或更容易，比如水自上下流，较比使水上流，为势自顺，所以决定要先引领上等人入道。”而要打动政府官员和知识阶层，只有将宗教的传播与西方文化的推介、现代科技文明的推广、清政府积弊的改革，以及现代教育的建立等结合在一起。

居留太原期间，他购买大量西方书籍和科学仪器，定期邀请山西官员和士人听讲，现场演示电磁、氧气燃烧、天体运行、蒸汽动力等知识。1881年彗星出现时，他还专门向官绅说明天体运行有固定规律，并非传统观念中的灾异凶兆。

1890年7月，经李鸿章介绍，他担任《时报》主笔。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加大了西学著译和传播的力度：一是改革《论说》栏目，开始介绍西技西艺，侧重时政评论，针砭时弊，建言献策；二是扩增《外洋新闻》栏目，开始介绍西方政治制度。这些文章“在中国各地唤起大家极大的兴趣，连远在南京的张之洞也打电报要他定期将报纸直接送几份过去，其他高官也向他订购每周特刊，皇宫里每天都读该日报，而且其上的内容在皇宫和总理衙门里都经常被讨论”。

1891年10月，李提摩太赴沪接替广学会原执掌人韦廉臣，出任总干事，任期长达25年。在此期间，他制定了一个长期发展战略计划，重点组织出版西学书籍，至1900年前，出版书籍约为176种，绝大部分为非宗教性质的西学科技著作。此外，他还持续经营会刊《万国公报》，扩增栏目、扩大作者阵营、增大发行量，广泛宣传西洋情况与科技知识。

甲午战后，李提摩太通过切身体会和仔细观察，结合中西社会思想、科学技术和文化素养的比较，不断向各级官员上递条陈，提出了一系列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主张，为时人尤其是维新派提供了解外部世界的各种文字资源。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李提摩太“该做的都做了”。变法前，他游说政府官员，拜访张之洞、李鸿章、翁同龢、孙家鼐等清廷高官，以获取变法支持；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后，他闻讯立即北上，游走于维新派、帝党、后党及地方实力派之间，积极疏通变法阻碍；当变法遭后党清算时，他奔走呼号，多方斡旋，积极投入挽救变法、拯救光绪帝和维新派的活动中。

理想与实践：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的创办

李提摩太是不幸的，西方殖民侵略的大背景、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使得他在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不得不陷入现实情怀和终极信仰的双重困境；李提摩太又是幸运的，历史不期然再次给了他一个实现教育理想的机会，即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教育。

李提摩太在华教育改革思想由来已久。1884年，李提摩太向山西官员提出《富晋新规》，指出“兹揆中国要图，第一莫先于教”。次年，他又著成介绍西方教育的《现代教育》，分送清廷高级官吏。1889年，他在亲自考察了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以及亚洲的日本后又撰写了《新学》一文，再次强调教育在一个国家发展中无可替代的作用。维新变法期间，他在给光绪皇帝提出的改革计划中，就明确列有成立学部、在全国广泛引进西方现代学校及专门学院等有关教育改革的内容和方案，并把教育改革列为中国的四大需要之首。同时，写成《速兴新学条例》，提出设书院学塾等六项兴学办法。

1900年，“山西教案”爆发，八国联军意欲进攻山西，并勒索白银225万两。危局之下，1901年4月，新任山西巡抚岑春煊主动致电李提摩太，称“晋人皆信阁下为人正直”，希望他“来晋任委员之职，负责解决晋省教案与商务问题”。李提摩太极为震惊，称早年他在山西当地“官民接待尚好”，此次教案为“亘古未有之奇变”，很快投入积极处理。5月29日，他会同叶守真、文阿德等拟定《上李傅相办理山西教案章程七条》，其中第三条内容为：

共罚全省银五十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

对于李提摩太的建议，朝野上下深表赞许：

其（李提摩太）于山西教案颇持公论，可望和平了结，并欲将赔款留充晋省书院、善堂之用，尤见顾全大局，识解不凡，深堪嘉尚。

11月，周之镶代表山西当局与李提摩太共同签署了《晋省开办山西大学堂合同八条》：

山西分期拨银五十万两，十年内由李提摩太主持课程、教师聘任和学生考选；十年之后，房屋、书籍、仪器全部无偿移交山西；学堂延请总管及大教习中、西各一人；学堂即名中西大学堂……

就在李提摩太筹备中西大学堂之时，1901年9月，清政府颁布了“各省均设大学堂”的上谕。为了“显示以畛域之判，即隐杜干预教育之权”，岑春煊即刻着手将晋阳书院和令德堂书院合并为山西大学堂，并决定于1902年5月8日正式开学。

1902年4月，当李提摩太与新聘教习一行抵达太原，准备中西大学堂的开办事宜时，却发现“山西已经着手建立一所竞争性的大学”。“考虑到在同一个城市里建立两所竞争性的学校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既浪费大量经费，又将使中外不和”，李提摩太提议将“中西大学堂”与“山西大学堂”合并：“一部专教中学，一部专教西学”。

1902年6月7日，双方在太原府签署《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

将中西学堂名目改为西学专斋，归入晋省奏设大学堂办理。……前订合同所指定晋省筹出之司库平纹银五十万两，今作为大学堂西学专斋经费，请李提摩太代为经理，以十年为期。自光绪二十七年付款之日起，扣足十年，即为期满。如未届十年，五十万款项用尽，亦即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倘已届十年期满，无论款项有无余剩，均即交由晋省官绅经理，足以符原议……

该合同签订后，一式三份，一存山西巡抚衙门，一存山西大学堂，一存上海广学会，并勒石于大学堂内，成为双方办学之约束，成为山西大学堂创立和发展的法理基础。

6月26日，太原城内，整修完成的皇华馆迎来首批95名学生，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正式开学，原有山西大学堂部分则改称中学专斋。

1904年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预科预科毕业文凭模板

“梦想实现的地方”：山西大学堂的发展

一所学校的创立，合同签字只是开始。李提摩太之于山西大学堂，不只在于促成西学专斋的成立，更在于此后近十年他对其师资、课程体系、留学教育等的持续建设。

一是洋教习的延聘。鉴于当时中国“所延之西教习，恒等上驷无多，此皆有中外隔阂，难知底蕴”的现状，且考虑到“未能多得西师，无有广传西学”，“以西人延西人教习，必能胜任，所授西学，可得真传”，西学专斋的教习主要由李提摩太延聘，“商明巡抚，缮立合同，并由其签字”。李提摩太在延聘教习方面颇费心力，对于总教习，他直接联系聘请，如鉴于敦崇礼“娴习中国方言，且闻见博洽，尤能热心教育”，李提摩太遂“延君充任大学堂专斋总理兼任教习”。其他教习，一则他从欧美延聘，如季成信、马尔东、李恒礼、莱门义、卫乃雅等，卫乃雅嫡孙安德鲁·威廉姆斯曾介绍：因其“在威尔士大学学习期间成绩优异”，被一位教授推荐到山西授课。一则广布消息，积极招揽。如新常富经美国人巴蕾博士推荐，被李提摩太聘为化学教习。在李提摩太的积极张罗下，山西大学堂共聘请了洋教习17名。

二是确立了英国教育模式。为“设有用之课，育有用之才”，李提摩太反复强调：“讲授的科目，这将不仅是中国的经史，而将是有用的世界知识。”西学专斋开学后开设的课程有：数学、英文、化学、物理、地舆、史记、生理、动植学、绘图、体操。对于这些课程，“学生因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特别无机化学，化分与配合之实验，立刻兑现，物理算学之种种公式对证有据，引起兴趣，学而不厌”。后来足球也被纳入正式课程。学生拖着辫子在校园里踢足球，在当时的太原无疑是一道异样景观。新常富说，足球正在把“孔夫子”从学生身体里“勾出来”。学生们先接受三年预备教育，再进入专门科。1906年以后，逐渐形成法律、矿学、格致等专科，1908年又增设工程科。在英式课程设置的基础上，李提摩太委托总教习主持教务管理时，也按照英国教学管理模式开展具体教学。一是实行班级授课制，实行分班教学；二是注重实验教学，认为学生们“闻到气味，听到爆炸的声音”，便会觉得科学有意思。三是注重实地调查，经常发动学生回乡搜集矿石，对各地矿样进行系统分析，这些工作不仅辅助课堂教学，也直接服务了山西矿业开发。

三是注重留英教育。经李提摩太力提倡和支持，1906至1912年，山西大学堂共派出三批留英官费生39人，自费生4人，在清末留英学生派遣省份中仅次于江苏省。1907年，留英学生为了声援山西争矿运动，在伦敦举行游行活动。时驻英钦使李经芳怕得罪英国当局，先停发了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后又奏请撤回留英学生。李提摩太向外务部飞函：“贵国至今有乏才之虞，岂可一误再误乎……太竭六、七年心力得此尺寸可造之才，李使乃欲使之半途而废，是不特害学生也，又必害山西，使复黑暗，又必害全国，使无人才。”正是李提摩太在关键时候的积极呼吁，力挽狂澜，才保证了留英教育的顺利进行，且成效颇著。留英学生回国后积极投身到山西地方事业的改革之中，对推动近代山西教育与实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是教材编译。西学专斋创立之初，为解决教材问题，李提摩太从办学经费中，每年拨出1万两白银，于1902年8月在上海江西路惠福里口210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成为继同年5月由京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局与南洋公学译书院合办的大学译书院之后的中国第二所大学译书院。由于当时李提摩太主要在上海主持广学会的工作，便于就近指导，再加上上海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易于聘请译员，出版印刷条件也较优越，译书院一直设在上海。译书院成立后，李提摩太交由李曼教授负责，随即又聘请了美国人窦乐安博士主持，并先后聘用英、日译员及校阅者10余人，多为翻译界名流。1903年5月，李提摩太还专程赴日“寻找合适的教材，并聘请日本和中国学者进行翻译”。从1902到1908年，译书院在6年时间里，翻译23种25册国内急需的教材，“足供师范高等各学校之用”，对山西大学堂及全国高等、中等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乃至辛亥革命后，全国许多学校仍然采用译书院出版的教材。

在李提摩太的努力之下，山西大学堂的教学效果非常显著，正如当时的瑞典教习新常富所说:“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其构造不为不善矣，其布置不为不工矣。其经济不为不多矣，其人才不为不众矣。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可观。”山西大学堂的成功创办还带动了近现代山西教育事业的发展。1922年英国洛克司比教授就曾指出:“从教育方面而言，山西是中国最为先进的省份。”并且山西大学堂还发展成为近代中国地方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被称为“国内省一级最早的大学”，其办学模式还直接影响到中国近代学制的改革。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曾指出：“1902和1903年颁布的钦定章程中含有高等教育的有关条文，这些条文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山西大学模式的影响，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山西大学堂的影响有多大，李提摩太的威望就有多高。1907年山西巡抚恩寿上奏为李提摩太等西斋教员请赏，清廷赏赐李提摩太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1910年，丁宝铨再为李提摩太请奖，“赏给三代正一品封典”。1920年英美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教育状况后指出：“在李提摩太来山西之前，山西省是中国最落后的省份之一，如今，山西省的教育是全国最发达的”。《北华捷报》一则报道在列举了山西大学卓越的办学成绩之后，称李提摩太“是睿智而有远见的”。苏慧廉即将山西大学堂视为其“梦想实现的地方”。

西学专斋课程表

交付山西：西学专斋的交接

根据《山西大学堂创办西斋合同二十三条》第二条规定：前订合同所指定晋省筹出之司库平纹银五十万两，今作为大学堂西学专斋经费，请李提摩太代为经理，以十年为期。自光绪二十七年付款之日起，扣足十年，即为期满。如未届十年，五十万款项用尽，亦即作为期满，交由晋省官绅自行经理。倘已届十年期满，无论款项有无余剩，均即交由晋省官绅经理，足以符原议。

1910年秋，山西巡抚丁宝铨通知省咨议长梁善济电邀李提摩太来太原。11月上旬，李提摩太到达太原，因为“深信现代教育已在山西省深深扎根了”，他在丁宝铨率省城官员及全体师生举办的欢迎会上，决定西学专斋不必等到十年期满，就交付中国政府，并立刻辞去大学堂督办之职。丁宝铨接受了李提摩太的辞呈，并承诺继续执行他与西学专斋教习签订的延聘合同以及继续扩充西学专斋的建议。经双方议定，以12月25日为收回接办之期，并订立合同九条，以资遵守。1911年2月，苏慧廉正式办理移交手续，6月，全部交接完毕。

一个来自威尔士乡村的传教士，因为灾荒第一次深入山西；二十多年后，又因为一场惨烈的教案回到这里。最后，他没有在山西留下一座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教堂，却参与留下了一所大学。

120载的光阴荏苒，不变的是山大人对李提摩太这位创始人的永远尊敬与怀念，那座伫立在山西大学校史文化园中心的李提摩太雕塑和山大人代代薪火相传的“中西会通、求真至善、登崇俊良、自强报国”的办学精神就是最好的见证。

郝平（山西大学）、杨彩丹（北京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