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宣和三年秋，梁山泊聚义厅内，宋江端起菊花酒，话题却没有落在眼前的酒菜上，而是落到了“招安”二字上。席间忽然安静下来，鲁智深放下酒碗，直截了当地说：“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
这不是酒后失言。
梁山好汉表面上同坐一张席，实际上出身、经历和打算各不相同。李逵、阮小七看重的是吃饱穿暖，关胜、呼延灼、董平等人却曾经身居军职；林冲、杨志背着旧日冤屈，李应、徐宁又有家眷牵挂。让这样一群人全部押在宋江的招安路线上，本身就是一场冒险。
梁山的日子，远没有传说中那般舒坦。水泊宽阔，不等于田产丰足。兵马众多，粮秣、衣甲和药材都要从外部取得。对普通喽啰而言，一日三餐已经是难得的安稳；对关胜、呼延灼这样的旧军官来说，长期困守山寨，既难施展本领，也看不到身份和前途。
更麻烦的是，许多人并非孤身一人。李应的家小被接上梁山，徐宁也有亲属需要安置，王英后来与扈三娘成婚。人一旦吃穿无忧，便会开始盘算住房、家人、名声和将来。梁山可以暂时容纳一百零八人，却未必能容纳他们各自的生活。
宋江相信招安，是因为他始终把“回到体制内”视作人生正途。他想凭借梁山兵马换取功名，也想借此洗脱“贼寇”身份。可梁山众人心里清楚，自己得罪的并非几个地方官，而是一整套旧有秩序。
关胜受蔡京赏识，曾经是朝廷军将；呼延灼败后投奔梁山，也知道京城并不是安全之地。董平杀死东平府太守程万里，林冲则与高俅有深仇，杨志丢失花石纲后早已成为戴罪之身。这样一群人回到朝廷，真能做到既往不咎吗？
鲁智深看得更透。他反对的不是所有出路，而是把几十条性命交到蔡京、高俅之流手中。他那句“各去寻趁”，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化整为零，各自寻找落脚处；二是另投可靠的军镇，不必把梁山全部押在朝廷一句空头承诺上。
这与宋江的想法，差别很大。
宋江要的是一面旗、一支军队和一次公开的招安；鲁智深考虑的，却是众人如何活下去。梁山若整体受编，朝廷必然会拆分兵权。若仍由宋江统领大批兵马，朝廷不会真正放心；若拆得过细，原有的兄弟情义又会被打散。无论哪一种，主动权都不在梁山手里。
吴用提出整顿军马、准备迎战，表面上是备战，深层却是在提醒众人：一旦与官军血战过多，招安便会变得更加艰难。梁山众人赞成这一主张，说明他们并不愿意立刻接受宋江的安排。李逵砸桌、阮小七等人搅乱招安仪式，也不只是鲁莽，更像是山寨内部积压已久的反弹。
有意思的是，鲁智深并非只会抡禅杖。他早年在渭州经略府任职，曾与种师道系统发生联系，对西北边军的作风并不陌生。种家军长期与西夏作战，虽不属于蔡京、高俅的私人势力，却是朝廷倚重的边防力量。投奔这样的军镇，至少比回京受制于仇家多一层保障。
林冲、关胜、呼延灼等旧军官，最容易理解这条路。他们有作战经验，也懂得军中规矩，到了边镇仍有用武之地。史进与鲁智深关系深厚，又有王进传授武艺，武松、杨志等人同样具备独立谋生的本领。即便不能全部进入种家军，也可以借助军镇、州府或乡里的关系重新安置。
另一批人则适合“散”。李应这样的富户可以回归乡里，徐宁、阮氏三雄等人可以凭手艺和水战本领谋生，卢俊义有财力和武艺，未必非要把性命系在宋江身上。至于那些只适合山林厮杀的头领，分散之后反而能降低目标，不至于让朝廷一网打尽。
这两条路，鲁智深没有说得十分细，却已经足够清楚：能投军的投军，能归乡的归乡，能隐退的隐退。梁山不必维持原来的规模，更不能把所有人的命运绑在一纸诏书上。
宋江当时面红耳赤，反复解释招安的好处。鲁智深却没有退让，武松也站在他一边。席间许多人保持沉默，恰恰说明这份沉默并不属于宋江。梁山聚义厅里，真正难以解决的从来不是一场酒宴，而是众人都明白：山寨可以同生共死，却未必能共同走进朝廷。
梁山受招安在1121年，北宋覆亡发生于1126年至1127年之间，相隔不过数年。若只把这段历史当作英雄聚义的结局，便看不见鲁智深那声喊叫里的现实判断。他没有许诺人人封妻荫子，只是提醒众人别把退路全部交出去。乱子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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