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4年2月，香港观音山一带，日军正在大肆搜捕一名跳伞的美国飞行员。山林里，刘黑仔带着短枪队穿行其间，一面转移伤员，一面设法牵制敌军。电影里常有这样的场面，现实中的刘黑仔，却确实做过比电影更复杂、更危险的事情。
这名飞行员名叫敦纳尔·克尔，是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飞行员。2月11日，他参加空袭香港的行动，座机被日军击中后跳伞，落在观音山附近。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的交通员发现他时，克尔已经受伤，身边没有食物，也无法独自行动。
消息送到刘黑仔那里，他没有把营救看成一次简单的接应。日军很快调集大批兵力，在沙田、西贡一带搜山。刘黑仔带人先把克尔藏到安全地点，又送去食物、棉被和药品。为了分散敌军，他转头袭扰铁路、桥梁和交通线，迫使日军不断调动。
这不是单纯的硬拼。
游击队人数有限，武器也不充足，真正依靠的是判断、速度和地方关系。刘黑仔熟悉山路，也清楚日军的搜捕方式。他带着七八名队员，在夜色掩护下护送克尔转移，最终把这名飞行员送到港九独立大队的安全区域。
克尔后来写信致谢，称刘黑仔是自己的“再生父母”。这句话并非文学夸张，而是一个被营救者对救命之恩的直接表达。刘黑仔的名声，也正是在这类行动中传开：不是只会开枪，而是能在枪声之外完成侦察、伪装、转移和掩护。
刘黑仔原名刘锦进，广东宝安县大鹏城东北村人。少年时期家境并不宽裕，做过帮工，也读过小学。抗战爆发后，家乡受到战火冲击，父母又遭受日军强征和虐待，先后染病去世。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走上了抗日道路。
1939年上半年，刘锦进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后来进入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他身手敏捷，枪法出众，使用一支驳壳枪，逐渐成为队伍中的骨干。所谓“神枪手”，并不是凭空得来的称号，而是一次次训练和实战形成的判断力。
1941年12月18日，日军进攻香港。香港沦陷后，东江纵队组建港九独立大队，承担敌后抗战任务。刘黑仔后来担任短枪队队长，带领的队伍人数不多，却专门执行袭击据点、截击运输、惩处汉奸和传递情报等高风险任务。
他对队员的要求很实际：“短枪队靠的是快，不是人多。”这类话并非口号。港九地区道路密集、关卡众多，队伍稍有迟疑，就可能陷入包围。因此，短枪队往往选择小规模行动，打完便走，绝不恋战。
启德机场的袭击，便体现了这种打法。日军占领香港后，把机场作为重要军事设施。刘黑仔带领队员摸清哨位和地形，避开正面防守，设法接近油库和飞机。爆炸发生后，机场陷入混乱，短枪队迅速撤离，没有给日军组织反击的机会。
类似的行动还有夺取军火。1942年1月，港九大队获悉九龙一处军用仓库内存有武器弹药。刘黑仔先设法查明仓库情况，又通过伏击日军押送队伍，营救被俘英军人员，从保管人员处获得钥匙和地形信息，最终取得军火。
武器拿到手只是半程。
日军在关卡上盘查严密，枪支弹药很难直接运出。刘黑仔观察后发现，送葬车辆和担架往往不受仔细检查，于是把武器藏入棺材，分批转运。后来，队员又把枪支捆扎伪装，用草席裹住，由人抬过关卡。这个办法听起来离奇，却是敌后环境逼出来的生存智慧。
他对汉奸也毫不留情。一次行动中，刘黑仔化装成日军人员，把汉奸陆通译从家中骗出。走到僻静处后，他亮明身份，当场将其击毙，并留下字条说明惩处者身份。消息传开后，一些替日军效力的人不敢再轻易充当线人。
有意思的是，日军悬赏搜捕刘黑仔时，曾有百姓因为亲属长得像他而遭到牵连。刘黑仔得知后，没有责怪受害者，反而设法营救。港九大队曾利用伪造文件和囚车，将被关押的“假刘黑仔”救出。对游击队而言，保护群众并不是额外任务，而是地下抗战能够维持下去的基础。
刘黑仔还曾袭击沙田铁路附近的日军警卫力量。第一次行动因队员紧张而暴露，队伍及时撤退。一个多月后，他们改在白天伪装成民工接近目标，趁敌人戒备松懈发动突袭。失败之后不蛮干，重新选择时机，这种克制比枪法更重要。
1944年秋，刘黑仔奉命返回东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东江军政干校学习。此后，他担任东江纵队西北支队参谋兼短枪队队长，参与开辟新的抗日基地。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在敌人袭击中牺牲，年仅二十七岁。遗体安葬于江西全南县正和乡，墓碑上的姓名，记录着这名港九游击战士短暂而密集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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