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41年,西周都城镐京,周厉王被国人赶走,朝政由周公、召公共同主持。这一年之所以格外重要,是因为从此以后,中国历史有了较为连续、可以相互校验的纪年。可在此之前,夏、商以及更早的时代,年代常常只能推测,人物事迹也夹杂传说,于是被一些人称为“1500年空白期”。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有冲击力,实际却把“缺少连续纪年”说成了“没有任何史料”。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公元前841年以前,并非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是材料零散,性质不同,不能像后世史书那样逐年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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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最早的完整纪年,确实通常从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算起。《史记》记载了周厉王失政、国人暴动等事情,后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为西周历史提供了补充。但商代的甲骨、青铜器,夏代相关遗址,以及新石器时代的城址和墓葬,同样属于认识历史的重要依据。
甲骨文就是一把钥匙。
1899年,王懿荣从药材“龙骨”上发现古文字。那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内容多与祭祀、战争、天气、疾病和王室活动有关。商王世系、祭祀制度以及部分战争经过,能够和《史记》中的记载相互印证。商朝因此不再只是古书里的王朝,而成为有实物证据支撑的历史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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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甲骨文并没有解决夏朝的全部问题。现有考古成果能够证明,公元前二千纪前后,黄河中游存在规模很大的社会中心,但二里头遗址是否就是夏都,学界仍需依据更多材料判断。把二里头文化直接等同于夏朝,证据还不够充分;反过来,仅因尚未发现明确文字,也不能断定夏朝不存在。
1959年,徐旭生带队开展夏墟调查,二里头遗址由此进入学术视野。遗址中发现了宫殿建筑、道路、青铜器作坊、贵族墓葬和成套礼仪遗存,年代大致处于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它展现出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超越普通部落的政治组织。
有意思的是,考古材料往往不直接告诉人们“谁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却能呈现社会运行的痕迹。一座大型宫殿,意味着组织劳动力和调配资源的能力;成片的手工业区,说明生产已经出现分工;墓葬等级的差异,则反映出身份和权力正在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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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前追,良渚文化同样不能被忽略。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长江下游已经出现城址、水利系统、贵族墓地和复杂礼制。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利工程规模很大,绝非一个小型聚落可以完成。它说明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发展,并非从某个王朝突然开始,而是经过了漫长积累。
那么,为什么这些早期社会留下的文字如此少?
原因并不神秘。先民使用过木、竹等有机材料,这些东西在潮湿环境中很难长期保存。即便已经出现符号,也未必形成能够记录年代、人物和事件的成熟文字系统。石刻虽然耐久,却需要巨大的制作成本,不可能成为日常记录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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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早期社会还没有形成稳定的史官制度。部落迁徙、农业生产、战争和祭祀,当然会被记住,但记忆通常依靠口述、仪式和器物传承。神话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保存下来的。大禹治水可能包含远古治水经验,黄帝与蚩尤的冲突或许折射出部落兼并,但传说经过长期讲述,必然加入象征和想象,不能直接当作逐字可靠的史书。
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当时的差别。有人问:“没有文字,怎么证明发生过?”考古工作者常回答:“看遗址、器物和年代关系,证据不只写在纸上。”这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因此,所谓“1500年空白期”,更准确地说,是连续文字纪年不足、史料类型发生变化的阶段。那里的历史并没有消失,只是藏在城墙夯土、青铜残片、墓葬等级和河道遗迹之中。文字史料、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彼此参照,才能逐步拼出夏商以前后那段复杂而漫长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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