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上海图书馆外文采编部,一名年轻人正伏案核对书名、作者和出版信息。他叫邱国渭,圣约翰大学外文系毕业生,也是淮海战场上阵亡的国民党将领邱清泉之子。那时,很少有人想到,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后来会在上海文化系统中得到一次颇为少见的提拔。
邱国渭的父亲邱清泉,浙江永嘉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曾赴德国学习军事。抗日战争期间,他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桂南战役以及滇西、缅北作战,昆仑关等战斗中的表现,使其在国民党军中颇有声望。
但历史评价不能只看一面。抗战时期的邱清泉曾与日军作战,1945年以后却站到了反对民主、镇压进步力量的一边。淮海战役中,他任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部队被围困于陈官庄地区。1949年1月10日,邱清泉在突围途中被击毙,终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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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结局,给邱国渭一家带来了直接冲击。上海解放前后,叶蕤君曾带着子女准备南下台湾。途中,邱家人得到了解放军的善待,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最终登船离开,邱国渭却因从学校赶往码头时耽搁,没有赶上这次离别。
这次错过,改变了他的一生。
叶蕤君后来写信,希望儿子前往台湾团聚,但邱国渭没有成行。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个人判断。他已经在上海求学,对新政权的政策有一定了解;同时,解放军没有因为他的家庭出身为难他,这让他看到了留下来的可能。
有人曾把他的选择说成“留在大陆等待机会”,这种说法未必准确。邱国渭真正拥有的资本,是英语基础和外文专业能力。圣约翰大学长期采用英语教学,他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功底。195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图书馆,从事外文书籍采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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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工作看似安静,实则十分讲究专业。书名、版本、作者、出版地,一个细节出错,都会影响检索和保存。邱国渭熟悉英文资料,又肯下苦功,很快成为外文采编部门的业务骨干。熟悉他的同事回忆,他性格乐观,喜欢打篮球,平日并不摆出名将之后的架子。
有人问:“你父亲的事情,会不会影响你?”
他只是回答:“工作归工作。”
这句话或许朴素,却很能说明他的处境。他既无法选择父亲的历史,也不能靠父亲的名声生活,只能用一项项业务成绩证明自己。遗憾的是,家庭出身在特殊年代仍可能成为沉重负担。妻子因意外病故后,他又遭遇身份方面的压力,独自照料三个女儿,生活一度十分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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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机出现在上海图书馆内部。熟悉他的武重年发现,邱国渭不仅懂外文,而且有多年编目经验,便曾考虑推荐他到复旦大学分校讲授西文编目课程。复旦方面对他的专业能力也很认可,甚至准备解决住房问题。
有意思的是,事情尚未办完,另一项任命先到了。
上海市文化局分管社会文化工作的方行,看中了邱国渭的能力,决定让他担任外文采编部副主任,职级为副科级。上海图书馆属于处级单位,中层干部通常需要党员身份,且不少人有军队或行政背景。邱国渭凭专业能力获得破格提拔,确实不同寻常。
方行看重的,并不是他的父亲,而是这个人本身。邱国渭长期接触外文资料,熟悉图书馆业务,又有较强的沟通能力。更特别的是,他的家庭经历使他对海峡两岸、海外华人情况有切身了解。这样的干部,在特定工作中具有别人难以替代的经验。
此后,他又被安排参与祖国统一方面的工作,并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所谓“火箭提拔”,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专业能力、领导赏识和时代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相关政策环境发生变化,邱国渭与海外亲属的联系也逐步恢复。
他先后数次赴美国探亲。前几次,他安顿女儿后返回上海,仍继续工作。据同事回忆,他曾表示,希望退休后再与海外家人团聚。可是,当年失散的母亲、妹妹和女儿都在美国,亲情牵引终究难以割舍。
后来,邱国渭带着小女儿再次赴美,此后没有返回上海。临行之前,他已经是文化系统劳动模范,也是上海统一工作方面的委员。对他而言,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远行,而是迟到了几十年的家庭团聚。
邱国渭没有成为父亲的复制品,也没有被父亲的结局彻底定义。他在书页、目录和外文资料之间工作多年,靠的是耐心与本事。方行的提拔,给了他摆脱身份阴影的机会;而他真正站稳脚跟,靠的仍是自己一天天做出来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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