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APP攻防100讲（18）

第18讲违规助贷APP：合法外衣下的异化路径

上一讲讨论了科技概念滥用型，核心是“概念嫁接”。这一讲讨论一个更特殊的方向：违规助贷APP。

助贷不是“骗局”。助贷本身是一个中性的金融业务模式，合法的助贷机构是持牌金融机构与借款人之间的中介服务方。但正是这种“中性”和“合法”，给了违规助贷APP更大的操作空间——它不需要伪造身份（不像套牌型），不需要虚构概念（不像热点概念型），它只需要在“中介服务”的名义下，把收费推高到合法边界之外，把服务演变为资金归集，就足以构成非法金融活动。

这一讲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助贷如何从合法的金融中介，滑向非法放贷、套路贷和非法集资。

一、助贷的合法本质

要理解违规助贷APP，先要理解合法助贷的边界。

根据2025年10月1日正式施行的《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金规〔2025〕9号），合法助贷必须满足几个核心条件。

第一，持牌经营。助贷平台必须与持牌金融机构合作，自身不能放贷。商业银行总行应当对平台运营机构、增信服务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商业银行不得与名单外的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第二，利率封顶。借款人承担的综合融资成本（包含所有服务费、担保费等）不得超过年化24%。商业银行应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平台服务、增信服务的费用标准或区间，将增信服务费计入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明确综合融资成本区间，同时明确平台运营机构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借款人收取息费。

第三，费用透明。增信服务机构不得以咨询费、顾问费等形式变相提高增信服务费率。商业银行应当完整、准确掌握增信服务机构实际收费情况，确保借款人就单笔贷款支付的综合融资成本符合相关规定。

在满足这些条件下，助贷是一个合法的金融业务模式。助贷机构通过技术服务、客户筛选、贷后管理等环节，帮助银行触达传统信贷难以覆盖的长尾客户，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二、从合法到非法：四种异化路径

合法助贷的边界是清晰的，但“中介”这个身份给了它巨大的操作空间。一旦脱离上述约束，助贷就可能异化为多种非法金融活动。

异化路径一：非法放贷。

助贷机构若以“服务费”“担保费”“咨询费”等名义，收取远超24%红线的费用，就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某投资公司及黄某某等人以“代购买房”为名实施非法放贷。2022年至2023年间，该公司通过“代购买房”等业务向14人以超36%的实际年利率出借款项共计5639万元。

该案的核心操作手法是“高评高贷”：中介利用自有资金垫付部分购房款，帮助购房人全款买房，再要求购房人以全款购买的房产为抵押，协助购房人伪造申贷材料套取银行经营性贷款。在此过程中，中介通过收取垫资息费、律师见证费、助贷服务费、三方公司使用费等费用获取收益。法院首次将中介在“垫资”“助贷”等环节收取的各类浮动费用，统一纳入“非法放贷利息”范畴，并以非法经营罪对涉案机构及人员进行定罪量刑。

这个案例的关键意义在于：它明确了“服务费”不能成为规避利率红线的工具。无论费用叫什么名字——垫资息费、助贷服务费、咨询费——只要实质上是借贷成本的一部分，就应当被纳入综合融资成本的计算。

异化路径二：AB贷。

AB贷是助贷异化中最恶劣的变种之一。

AB贷的核心套路是：助贷中介筛选出征信不良、无法正常贷款的客户A，诱骗其寻找征信良好的亲友B作为“担保人”或“介绍人”。随后，中介以B的名义申请贷款，资金却转给A使用，并从中收取高额服务费。当A无力偿还时，债务便落在B身上。

《中国经营报》报道的郝女士案是AB贷的典型样本。2025年2月，郝女士因生意周转需要200万元资金，接到助贷中介电话后前往北京光华路SOHO一家名为“盛贷”的中介公司。中介表示可以通过信用方式帮助郝女士办理100万元贷款，但由于郝女士年龄偏大，需要其通过一个信用良好的朋友来办理。郝女士随后找了一个朋友，以其名义从8家银行贷出100万元。贷款当天到账，中介公司即抽走了20万元作为服务费。

红星新闻卧底调查发现，这类助贷公司“手握10万余条来路可疑的公民信息，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外呼，利用成套洗脑话术欺骗各地借款人上门”。佛山吴先生的案件更为典型：其贷款105万元，被助贷中介引入五家机构开展多轮垫资、房产二押操作，最终大部分放款用于偿还前期债务，服务费近23万元。-

异化路径三：非法集资的通道。

更隐蔽的模式是，助贷机构以“协助贷款并投资”为幌子，引导借款人从银行套取资金，再转手“投资”给助贷机构自身或其关联方，承诺高额回报。这实质上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金融诈骗的叠加。

广西通信管理局联合网信办通报的案例中，一款名为“桔子借款”的金融借贷APP背后，藏着一家“隐形助贷巨头”，手握近40款借贷产品。这些产品的投诉量高达342条，几乎全是关于“短期高利贷”“高额服务费”的控诉。更值得警惕的是，该APP的模式正是此前被监管严打的“月系融担”，其原运营公司早已在2025年7月注销。股权穿透后，背后的实控方与当年百亿级非法集资平台“善林金融”存在关联。

异化路径四：虚假营销的引流工具。

许多违规助贷APP本身不直接犯罪，而是作为引流入口。它们通过APP或小程序展示合规的利率吸引用户，然后以“资质不符”等理由拒贷，再通过内嵌链接将用户层层跳转至无资质的借贷平台，并在此过程中收取高额“担保费”。

河北金融监管局的风险提示指出，部分助贷平台以“低门槛、快速放贷”为卖点，只宣传较低的日利率或表面利率，但在贷款合同之外，还以会员费、咨询费、增信服务费等额外费用，变相推高借款人综合融资成本。部分平台甚至“冒充或虚构与正规持牌金融机构的合作关系”，实为“壳公司”，目的仅为骗取费用。

三、新型“邪修”场景：助贷异化的最新变种

助贷新规落地一年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供给没有消失，它只是下沉了。市场孵化出了一些变形的消费金融形态，这些渠道不走持牌通道，不受名单约束，不受24%红线管辖，甚至不认为自己是在放贷。它们首先盯上的，是涉世未深、在正规渠道下不了款的年轻人。

场景一：跑外卖变租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已成为非持牌变相信贷的首要收割对象。求职者通过招聘平台应聘配送岗位，到岗后被引导在租赁平台签订电动车租赁合同。合同中约定12个月固定租期，车辆“赔偿价”高达7188元，逾期还款不仅正常租金照常计收，还需叠加20元/天滞纳金，同时按照一年期LPR四倍计收违约金。

场景二：培训变贷款。机构以“岗前培训、结业内推就业”为由，在面试通过后用学员本人身份信息办理分期。培训结束后，机构未按约定推荐就业，而是要求学员自行在招聘平台应聘。招聘场景提供了三重便利：人事的面对面信任、“要上岗就得有工具或培训”的刚需、“下个月发工资就能还”的还款幻觉。

场景三：剧本杀借钱。传统的剧本杀门店也成为“情绪消费”场景下的信贷获客渠道。据报道，有女孩两年内在同一家剧本杀门店消费17万元，其中部分资金来自非持牌渠道的借款。

这些“邪修”场景的共同特征是：助贷不再是“借贷中介”，而是演变为“消费场景中的嵌入式信贷”。借款人不觉得自己在“借钱”，只觉得自己在“签合同”“参加培训”“消费”。而合同中隐含的综合资金成本，远超24%的法定红线。

四、识别要点：“三核实”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识别正规助贷与违规助贷，核心方法是河北金融监管局提出的“三核实”。

第一，核实平台及贷款主体是否具有相关资质。办理贷款前，消费者应核实平台运营方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等；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金融许可证信息系统”核实贷款主体的许可证信息。

第二，核实平台与持牌金融机构是否具有合作关系。消费者可以通过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官方网站查询合作机构名单。如果平台不在公布的名单内，应谨慎办理贷款业务。助贷新规要求商业银行对合作机构实行名单制管理，并通过官方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渠道披露名单。

第三，核实贷款合同是否存在陷阱条款。签订贷款合同时，应认真阅读合同条款，重点关注利率、费用、违约责任等内容，警惕合同外额外收费，对模糊表述要求对方明确解释。

五、治理难点

违规助贷APP的治理，面临三个结构性难点。

第一，合法与非法的边界模糊。助贷本身是合法业务，违规助贷是在合法业务中嵌入违规操作。一个助贷APP可能在形式上满足所有合规要求——有营业执照、有合作协议、有合同文本——但实质上通过“会员费”“咨询费”“增信服务费”等名目，变相推高综合融资成本。监管部门需要穿透形式看实质，判断“费用是否与借贷成本实质关联”。

第二，助贷新规落地后的“下沉效应”。新规实施一年后，数百家助贷平台被清退，银行一侧的合作门槛同步收紧。但市场供给并没有消失，而是从持牌通道流向了没有牌照的场景——“跑外卖变租车”“培训变贷款”“剧本杀借钱”等新型变种，正是助贷需求在正规渠道被压缩后的“下沉出口”。

第三，跨区域监管的困难。助贷APP的运营主体可能注册在A省，合作银行在B省，借款人分布在全国。当A省监管部门发现违规线索时，B省的合作银行可能并不知情；当借款人在C省投诉时，C省监管部门可能缺乏对A省和B省情况的了解。

六、核心判断

第一，助贷本身是合法的金融中介，但“中介”这个身份给了它巨大的操作空间。合法助贷与违规助贷的边界在于：是否持牌合作、综合融资成本是否超过24%、费用是否透明。助贷APP不需要伪造身份、虚构概念，它只需要在“中介服务”的名义下把收费推高到合法边界之外，就足以构成非法金融活动。

第二，AB贷是助贷异化中最恶劣的变种。它利用了借款人的“信任转移”——借款人信任的是自己的亲友，而不是助贷机构。当亲友以“帮忙”的心态签署贷款合同时，债务已经落在了自己身上。识别AB贷的关键，是看贷款合同中借款人的姓名是否与实际用款人一致。

第三，助贷新规落地后，违规助贷正在从“持牌通道”向“非持牌场景”下沉。“跑外卖变租车”“培训变贷款”等新型变种，是助贷需求在正规渠道被压缩后的“下沉出口”。这些场景的共同特征是：借款人不觉得自己在“借钱”，只觉得自己在“签合同”或“消费”。这使传统的借贷风险提示难以触达。

第四，“三核实”是消费者保护的第一道防线。核实平台资质、核实合作关系、核实合同条款，这三个动作不需要金融专业知识，普通消费者就可以完成。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借款人是在急需资金的压力下做出决策的，“三核实”的执行率远低于预期。如何让“三核实”从“知道”变成“做到”，是消费者教育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关于本系列】

2026年4月22日，国家部署了为期三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

围绕这场“总体战”，深圳市钱诚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立即组织学习讨论，结合10多年来在金融行为监测一线摸爬滚打的实践积累，一个月内写出了100多篇《“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学习笔记》，分为“打击篇”“防非篇”“案例篇”三个系列，解决的是“是什么”的问题。

接着，研究院又写了《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实战手册100课》，是它的姊妹篇，解决“怎么干”的问题。

本套《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APP攻防100讲》，是后来写成的专项深化篇，聚焦APP这个主战场怎么打。

三套书虽按上述顺序写成，但建议按“理论—专项—实操”的顺序阅读：先读《学习笔记》打底，了解总体战全貌；再读《APP攻防100讲》聚焦APP专项战场；最后用《实战手册100课》落地到日常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