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要枪毙的逃兵，毛主席坚持不杀，说：此人不能杀

1940年初春，晋察冀军区一份急报送到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看完，脸色骤然沉了下来。电报上写着：一分区一支队参谋长杨上堃，伙同侦察科长袁彪等人，携带轻机枪两挺、步枪若干，率二十余名战士擅自离开驻地，去向不明。

彭德怀把电报往桌上一摔，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铁钉：“抓回来，枪毙。”

朱德坐在旁边，拿起电报看了一遍，没有反对。二十多个人，两挺机枪，说走就走。这是在敌后，不是在后方。一支队伍如果连这种事都能容忍，明天就有人敢带一个营走。两位老总的态度很一致：军法不容情。

消息层层上报到延安。毛泽东拿到材料的时候，最先看到的不是“逃兵”这两个字，而是一个名字——杨上堃。

五年前的那个拂晓，毛泽东记得很清楚。

1935年1月2日的乌江之战，毛泽东曾经看过，那条水是深绿色的，流速极快，人一下下去就被推到下游去了，对岸是王家烈黔军，在悬崖上架着机枪阵地，子弹能够扫到江中央了。

红军被压缩在乌江南岸的一狭长地带里面，薛岳的中集团也从后面压了过来，过不了这个长江就是死局了。
红四团把任务交给了二连。连长杨上堃是24岁人，江西兴国人，16岁就参加红军，5次反围剿他都没有落队。

他就挑了十六个战士推着三只竹筏下了水。江面上雾很大的时候，这些竹筏刚划出来十几米的样子，在对岸的机枪打过来的时候，子弹扫到他们的竹筏上，会溅起几尺高的浪花来，一只船翻了，上面的人就被急流卷走了。
杨上堃没有停，在他自己的船上趴着，一只手划水一只手拿着枪。他就靠岸的一刻是第一个跳下来去踩齐腰深的江里的沙子往悬崖上去冲，17个战士硬是在敌人阵地里面打开了一个缺口。

后面部队跟上来的时候二连一路追到了猪场把敌人三个团给打地丢盔弃甲了。刘亚楼后来在《渡乌江》这篇文章里写这一仗就说：“鸡飞狗跳”了。
战后，中央军委给了他们十七勇士的称号，每个人都有一套列宁服上面都绣上“军委奖励”的字样了，毛泽东还亲自给他们一人奖了一颗红星奖章给杨上堃说他是红军的一个勇士。

这样一个人怎么会成为逃兵呢？

事情要从晋察冀区人事上的调整说起，在1939年的时候，杨上堃就担任一分区一团的参谋长，不久一分区改编为两个支队了他就被调到一支队当了一个支队的参谋长了，表面上看他的职位比团里的参谋长升了一级。

但是杨上堃心里明白他只是个没有兵权的一个参谋而已，他想要的是一个能够带兵打仗的军官的身份。
正好在这之前黄土岭这一仗打完了，在团长杨成武指挥下击毙了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这在日本人来说是从来没有过的最高的将领被八路军给打死了。

就在这个时候杨上堃作为一团的一个参谋参加了伏击阿部规秀的组织了以后战后的时候他们团的人都觉得该给他一个正职，结果团长给了二营长宋玉琳，而杨上堃就被调到一支队来当个支队的参谋长了。
用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安排也许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这支是一支新组建起来的部队组织上面可能是要让他去带出一支能打仗的队伍来的。但是从杨上堃来看这只不过是“明升暗降”而已，在他打阿部规秀的时候他也提了不少功劳了，怎么正职不给他呢？

于是这些怨气就在心里越积越多，所以很容易就被激起来。侦察科长袁彪和侦察股长罗昭辉都是他很熟的战友，他们说组织对他的贡献看得很少，于是袁彪就唆使他说：“兄弟，跟我另起炉灶了，有枪有人，还怕没有出头的日子吗？”杨上堃一想就把袁彪、罗昭辉给甩了。

他们往徐水方向走，想的是到那边扩大部队，“闹出点名堂”再回来。但走了几天，越走越不对劲。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带着二十多个人和两挺机枪，在敌后游荡，随时可能撞上日军。杨上堃心里开始发虚。走到第七天，他做了决定：回去，认错。

但“回去”这两个字，在军法面前，没有多少分量。

彭德怀的态度非常明确：逃兵就是逃兵，不管你什么理由；二十多个人，两挺机枪，这是带枪离队，不是请假外出。

如果这种人不处理，以后谁还守纪律呢？朱德也同意，军纪是队伍的命根子，这风气不能让它长起来！ 毛泽东看完材料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在问了一个问题之后：“他是投敌了，还是因为别的什么？“这个问题把彭德怀问住了。

在材料上写得很清楚：杨上堃并没有投敌他往徐水那边走，是想“扩大部队”，不是说要到日本人那里去；也没有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七天就回来了，主动认错了错误。毛泽东翻了翻杨上堃的履历，在看了一会儿之后说了四个字：“内部矛盾。”在毛看来，这件事和叛变投敌有很大的不同。

他一个人因为对职务安排不满意而一时冲动犯了错误，并没有背叛革命，并且并没有去背叛敌人而去，而且主动认错了错误。这样的错误用枪毙来解决不但可惜，而且还未必对队伍有什么好处吧？

他对彭德怀朱德说了一段话，意思是这个人是有战功的，在乌江的时候他要是不在的话我们过不了那条江了。

他并不是因为怕死才逃跑也不是投敌跑，是因为心里有气嘛！气消了以后人回来了就说明他还有救呀！纪律要严但是这个目的不是杀人而是带队伍的。

“免死罪不认活罪呢？”这样决定之后毛又找了一位抗大的领导让他给传一下话：“杨上堃这个人，打仗的时候是有本事，学习期间注意一下吧,思想转过弯来了以后还是要用的人。”

抗大的窑洞里，杨上堃重新当回了学生。

“恢复我的党籍”，使我真正体会到一个革命同志的政党是永远关心和爱护着我们，永远不会抛弃我们的呀！这句话是在1945年写的，在我被开除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五年了。五年的学习反省，我就一点一点变成组织可以信任的干部来了。

1945年他随南下干部大队准备去开辟新区的时候在洛阳附近日本投降了以后就改调到东北了，去了之后他就又参加了打仗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四平保卫战、解放长春这样的战役里边我先当过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吉林市的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副司令员兼团长。

后来又任东北南下干部大队的副参谋长，然后呢就参加到了第四野战军43军的副师长了。新中国建立以后他历任赣州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司令员；江西省军区的参谋长、副司令员在1955年的时候被授上校军衔按他的资历要是没有那次错误的话那不是比这还要高的呀但是他并没有去抱怨呢！

1962年的时候毛问他了：“你现在是不是不跑了吧？”他立正敬礼说：“我不会再跑了。”

1984年5月21日，杨上堃在南昌逝世。整理遗物的人在他抽屉里发现了一张微黄的记录纸，上面是1940年毛泽东写下的批示：“人已醒悟，留之可用。”

回头再看这件事，毛泽东那句“不能杀”，救的到底是什么？

救的当然是一个能打仗的将领，一个后来的军区司令。但更深一层，他救的是一种判断力：在纪律和人之间，纪律是死的，人是活的。

一个犯了错但愿意回头的人，和一个犯了错死不回头的人，处理方式应该不一样。毛泽东问“他是投敌，还是别的”，本质上是在追问：这个错误的性质是什么？这个人还能不能救？

杨上堃用后半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没有辜负那次刀下留人。他后来当赣州军分区司令的时候，经常对部下说一句话：要听党话，守规矩。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知道不守规矩的代价是什么，也知道被信任的滋味是什么。

纪律是铁，但铁的目的是锻造，不是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