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主席的老师，被张作霖枪杀，多年后遗孀写信请求毛主席保护

191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湖南青年毛泽东常在报刊之间寻找观察中国的方法。那时的他还不是后来人们熟知的领袖，只是一名月薪八元的图书馆助理员，却已经在思考国家的出路。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邵飘萍。

邵飘萍当时是《京报》社长，也是北京新闻界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后，学校聘请他讲授新闻学。毛泽东参加了研究会，并取得听讲半年的证明。严格说来，两人的师生关系只有半年，但这半年对毛泽东的影响并不短暂。

邵飘萍讲课，不只谈采访、编辑和通讯写作，更强调报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他看来，记者不能只做消息的搬运者，还应当调查事实、辨析是非，敢于把公众不知道的事情讲清楚。

毛泽东对这些内容很感兴趣。北京大学里名流云集，来自湖南的他有着明显的乡音，未必人人愿意耐心交谈。邵飘萍却没有因口音而轻视这位年轻人，反而常与他讨论时局、思想和青年运动。

有一次，毛泽东问邵飘萍，报纸怎样才能真正影响社会。邵飘萍回答：“文章要有事实作根，不能只靠空话。”这句话未必是两人谈话的原文，却概括了邵飘萍一贯的办报态度：用调查接近真相，用文字承担责任。

这段经历很快在湖南留下了痕迹。毛泽东回到长沙后，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刊物存在时间不长，却以鲜明的政论和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引起青年读者关注。文章的气势、结构和对现实的介入，都能看出北京新闻实践留下的印记。

邵飘萍并非只在课堂上讲授新闻技巧。他1886年出生于浙江金华，早年求学期间便为报刊撰稿。辛亥革命后，他参与创办《汉民日报》，因揭露地方官吏和抨击袁世凯而遭到迫害。后来赴日本学习，回国后担任多家报纸主笔，撰写的北京通讯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1918年，邵飘萍创办《京报》。这份报纸敢于批评北洋政府，揭露曹汝霖、章宗祥等人的卖国行为，也支持反帝爱国运动。报馆屡遭查封，他本人几度被迫离开北京，却没有因此放弃办报。

1925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京报》迅速刊登消息，揭露政府对请愿群众的镇压。后来，邵飘萍又反对奉系军阀的政治主张，对张作霖的亲日政策多有批评。对于掌握北京政局的张作霖来说，这位报人已经不只是言辞尖锐，而是一个必须除掉的对手。

1926年春，奉系势力进入北京前后，邵飘萍躲进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那里有外国使馆区域的特殊保护，普通军警不便进入。遗憾的是，他后来离开饭店，在魏染胡同附近被侦缉人员逮捕。

关于他为何离开藏身处，后世有不同说法，其中包括友人引诱出面一说，但相关细节仍有争议，不能简单当作定论。可以确定的是，邵飘萍被捕后，家人、友人以及新闻界曾设法营救，却未能改变结局。

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押往天桥刑场杀害，年仅四十岁。张作霖用枪声结束了他的生命，却没有消除《京报》留下的影响。邵飘萍遇害后，夫人汤修慧接手报馆，继续维持报纸运转，并参与抗日救亡活动。

汤修慧同样不是躲在丈夫身后的普通家属。抗战全面爆发后，她让出《京报》部分股权，投入北方抗日宣传。日本方面曾以匿名信威胁她，她没有退缩，反而将恐吓内容刊登出来，公开表明立场。

1949年以后，汤修慧得知毛泽东已经成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便返回北京。毛泽东没有忘记邵飘萍，也尊重这位师母。1949年2月，邵飘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毛泽东曾亲自作出批示。

多年之后，汤修慧在特殊年代受到冲击。1967年，她通过家人写信，将自己的处境反映给毛泽东，请求帮助。毛泽东获悉后予以过问，使她得到保护，后来得以在北京生活。

1986年，汤修慧在《京报》旧址附近病逝，享年九十六岁。她的一生，始终与那份报纸、那个被枪杀的丈夫，以及一段短暂却真实存在的师生关系紧紧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