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三块墓碑，三个名字。陈松年给父亲陈独秀办后事，最先要学会的，不是哭，是把“陈独秀”三个字藏起来。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四川江津鹤山坪石墙院里，陈独秀走到人生最后一站。
屋里能守在身边的子女，只剩陈松年。
这年陈松年三十出头。外人记住陈独秀，多半记住《新青年》、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这些大字眼；可陈松年眼里的父亲，先是一口棺木，一块墓地，一笔凑不齐的丧葬钱。
他不能倒下。
陈独秀晚年住在江津，贫病交加。潘兰珍陪在身边，陈松年也在附近谋生照应。父子真正相处的日子并不算长，可到了最后，老人把身后事交给了这个儿子。
遗愿很清楚：将来把棺木带回安庆老家。
这句话压在陈松年心上，一压就是五年。
陈独秀去世后，家里拿不出像样的丧葬费用。江津地方友人出面相助，才置办了四川香楠木棺材，临时安葬在江津西门外邓燮康园地。
墓前立了一块碑。
碑上是欧阳竟吾写的六个字：“独秀先生之墓。”
这是第一块碑。
可陈松年知道，这不是父亲最后的归处。江津只是暂厝，安庆才是归路。
难的是，陈独秀这个名字太重。
一九四七年二月，陈松年终于雇下一只浙江帮船。船上装着两具灵柩，一具是父亲陈独秀，一具是祖母谢氏。
长江水往东流。
船一走，陈松年就把心提了起来。抗战已经结束，可局势仍乱，陈独秀的丧葬之事此前就受过监视和纠缠。棺木若一路打着“陈独秀”的名号，谁也不敢说会不会横生枝节。
于是，他用了一个少有人知道的名字。
陈乾生。
那是陈独秀早年的名字。三个字刻在棺木上，像一层薄薄的遮掩，也像儿子能给父亲做的保护。
船到安庆后，灵柩先暂置西门外太平寺，再迁往北门叶家冲。那里后来属十里铺一带，靠近陈家故土。
陈松年把父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葬于一冢。
这一次，他又立碑。
碑很小，正中刻着：“先考陈公乾生之墓。”
这是第二块碑。
这块碑没有“陈独秀”，也没有“仲甫”。它看上去就是一座普通家坟，普通到后来荒草长起来，许多人从旁边走过，也未必知道下面埋着谁。
可正是这种普通，护住了墓。
多年里，陈松年不敢随意去祭扫。那座坟在荒草里沉默，墓碑后来也不见了。父亲生前声名太大，身后反倒要靠一个旧名藏在土里。
这就是陈松年要承受的事。
他不是陈延年，也不是陈乔年。两个哥哥走上革命道路，先后牺牲，名字刻进党史；陈松年留在家里，面对的是祖母、继母、妻儿，是米面、学费、病痛，也是父亲身后一件件无人替他办的琐事。
陈家后人的日子并不宽裕。
新中国成立后，陈松年一度在安庆生活艰难。家里孩子要读书，他做过体力活，也想方设法维持家计。墙上挂着父亲的照片，可饭桌上要解决的，还是第二天的口粮。
一九五三年前后，毛主席路过安庆时问起陈独秀后人的情况。地方汇报陈松年生活困难后，陈松年一家得到照顾，每月有了生活补助，后来也被安排到文史岗位。
日子这才稳了一些。
可父亲墓地的事，还没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多事情开始重新回到它本来的位置。陈独秀研究逐渐松动，陈独秀墓也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陈松年带着子女去找父亲的墓。
三十多年过去，叶家冲那片坟地已被荒草覆盖。旧碑没了，土冢也低了。陈松年只好四处询访，终于找到当年参与抬棺的老农，靠着老人指认，才把墓址重新确定下来。
那一刻，他又站回父亲面前。
一九七九年十月，陈松年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并得到资助，以陈延年、陈乔年、陈松年、陈鹤年四个儿子的名义重修墓地。
新碑上，终于不再用“陈乾生”。
碑文改成：“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
这是第三块碑。
从“独秀先生”，到“陈乾生”，再到“仲甫字独秀”，三块碑上的名字一层层变回来。陈松年等了三十多年，终于能把父亲的名字刻得稍微明白一些。
一九八二年，安庆市政府又将陈独秀墓确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重修墓冢。墓前新碑刻上“陈独秀之墓”，背面刻生卒年月。
这一次，已经不只是陈家的家坟了。
陈松年晚年常去墓前。路还是那条路，人已经老了。他拄着拐杖，站在墓碑前，把家里后人的事，一件件说给父亲听。
一九九〇年，陈松年去世。
多年后，陈独秀墓扩建为独秀园，水泥路通向墓前，黑色花岗岩石碑上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风从安庆十里铺吹过，碑还在那里。
陈松年终于把父亲送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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