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中南海，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张际春接到通知，周恩来要同他谈话。放下手头工作后，他很快赶到中南海。那次谈话没有长篇铺垫，周恩来直截了当地说：“中央考虑再三，决定暂缓授予你军衔，你有什么意见？”
张际春没有立即回答。他沉默片刻，随后表示：“我服从组织安排，没有意见。”话不多，却把一名老党员面对个人荣誉时的态度说得十分清楚。
这件事之所以引人关注，并不只是因为一个名字从拟授大将名单中被划去，更在于张际春的经历，确实足以让人理解这份名单为何曾经出现过他的名字。
张际春出生于1900年，湖南农村的社会环境，使他很早便接触到贫困与压迫。大革命时期，他投身农民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同年4月随部队抵达井冈山，此后参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反“围剿”斗争。
他并非以冲锋陷阵见长，却有另一种很突出的本领。张际春受过较好的教育，文字功底扎实，组织上便安排他从事政治宣传工作。那时，红军的宣传并不是简单写几篇文章，而是要让识字不多的群众听得懂、记得住、愿意行动。
报刊、标语、戏剧，都是他的工作工具。他把革命道理写进通俗文字，也把部队中的真实事迹编成节目。对许多缺少文化教育的战士而言，这些宣传材料既是思想教育，也是判断方向的重要凭借。
长征结束后，张际春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担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抗战全面爆发后，部分干部和学员对战争前途产生疑虑，他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通过谈心、讨论和具体分析，帮助大家认识敌我力量与战争发展的条件。
有意思的是，他的政治工作始终重视从基层经验中寻找办法。王克勤开展诉苦教育后，张际春注意到这种做法能够使战士讲出受压迫的经历，也能增进官兵之间的理解。随后，他对相关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使政治教育不再停留于空泛说教。
1945年8月，张际春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成为邓小平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重要助手。1947年6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部队面临补给困难、道路险恶和敌军围堵等多重压力。
在艰苦行军中，张际春不愿享受特殊照顾，坚持同战士一起行动。政治干部能不能和部队同甘共苦，往往不是一句表态，而是看行军时是否真的走在队伍里，吃饭时是否真的端同样的饭碗。他的做法，对稳定部队情绪起了实际作用。
此后，他参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军事行动的组织和政治工作。西南解放后，张际春又投入接管城市、建立秩序和恢复地方工作的事务之中。战争年代形成的政治动员能力，在地方政权建设中同样派上了用场。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中央宣传部门工作，担任中宣部副部长，负责文教方面的事务。此时军队正筹备实行军衔制度，授衔对象的确定，需要综合考虑革命资历、军队职务以及现实工作分工。张际春长期脱离军队领导岗位，已转到地方和中央宣传工作，因此是否授衔并不是只看过去战功。
据相关回忆，拟授大将名单中一度有张际春的名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考虑，认为一些已经离开军队、承担党政工作的同志，再授军衔未必合适，张际春的名字随后被删去。周恩来便承担了向他说明情况的工作。
“授不授衔，不影响革命工作的性质。”这句话虽然不是张际春当时的原话，却能够解释他的选择。对他来说，军衔是组织授予的荣誉，工作则是党员应尽的职责，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遗憾的是，张际春晚年遭受严重冲击。1968年9月，他含冤去世，终年68岁。此后，关于他的历史结论经过重新审查，1979年，党中央为他举行追悼活动，恢复名誉。那份曾经拟授大将的名单，留下的不只是一个被删去的名字，也记录了一个革命者在荣誉面前所作出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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