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闻不得烧焦的干草味。只要那股刺鼻的烟味一钻进鼻腔，我这把快要散架的老骨头就会不受控制地打颤。我的眼前会瞬间失去颜色，所有的光影迅速褪去，只剩下1943年那个闷热得让人透不过气的三伏天，只剩下那堵长满青苔的老土墙，还有墙根底下那大片大片渗进黄土里的、暗红色的血。
那年我十三岁，在村里叫黑子。十三岁，在太平年月可能还是个会在爹娘怀里撒娇的半大孩子，但在那个连空气里都飘着人血味的年头，十三岁的男娃已经懂得怎么在死人堆里扒拉吃的，懂得怎么一听见村头的铜锣响就往山沟里逃命。
可是那天，我们没逃掉。
鬼子进村没有任何预兆，往常他们扫荡，总是先从大路过来，扬起漫天的黄土，村里的暗哨能提前半个时辰敲响破铜锣。但那天清晨，起了大雾，白茫茫的雾气把整个村子罩得严严实实。
几声沉闷的枪响和军犬的狂吠直接在村子后头炸开，等大人们惊醒过来时，穿着黄皮子军装的日本兵已经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堵死了村子前后的旱路。
我爹死得早，我娘是个裹小脚的瞎眼女人。枪响的时候，我正端着一碗稀粥在院子里喝。隔壁的春花嫂子一脚踹开我家虚掩的柴门，连滚带爬地扑进来，压低着嗓子冲我吼：“黑子！鬼子进村了！快把你娘往地窖里塞！”
春花嫂子那年才二十出头，刚嫁到我们村不到半年，肚子里还怀着三个月的娃。她平时最疼我，家里有什么好吃的总隔着矮墙递给我一口。我那时候早就吓懵了，手里的黑瓷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等我连拖带拽地把我娘塞进那个只能容下一个人的枯井里，盖上伪装的破木板时，外头的惨叫声已经连成了一片。
春花嫂子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手心全是冷汗，冰凉刺骨。“走！去村东头的废祠堂，那里墙头高，树多！”她拽着我就跑。
逃命的路上，我们撞见了王二婶和她的闺女小杏。王二婶四十多岁，是我们村出了名的泼辣女人，平时谁家汉子多看她一眼她都能骂上半条街。可当时，她紧紧搂着才十四岁的小杏，浑身抖得像筛糠。
小杏和我是一起捏泥巴长大的，梳着两条大麻花辫，平时笑起来脸颊上有两个深窝，那一刻吓得连哭都发不出声，只知道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
我们四个人慌不择路地跑进了废弃的祠堂。祠堂的后院有一棵几个人合抱不过来的老榆树，树冠大得出奇，枝叶繁茂，正好贴着祠堂那堵快要坍塌的高墙。
“黑子，你属猴的，会爬树。你爬上去，藏在树杈子里，趴在墙头上别出声！”王二婶突然转过身，用力推了我一把，力气大得几乎把我推个跟头。
“婶子，你们呢？”我带着哭腔问。
“我们女人家上不去，就躲在祠堂的供桌底下。你记着，无论听见什么，一定不要发出任何声音！”王二婶咬牙切齿地嘱咐我，眼神里透着一股我从未见过的狠厉和绝望。
我手脚并用地爬上了老榆树，粗糙的树皮把我的大腿内侧磨出了血，但我一点都没觉得疼。我像一只受惊的壁虎，死死地贴在粗壮的树干上，透过茂密的树叶，我正好能趴在那堵高墙的边缘，居高临下地看清整个祠堂院子。
我刚在树杈上藏好，连气还没喘匀，祠堂院子那扇破败的木门就被“砰”的一声猛烈踹开了，进来了五个日本兵。
我现在都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他们的样子，他们戴着那种屁股后面带有四片布的战斗帽，军服上沾满了泥土和暗红色的血迹。领头的一个是个矮胖子，嘴角留着一撮仁丹胡，手里提着一把带血的指挥刀。
大夏天的，他们一个个热得满脸通红，嘴里叽里呱啦地叫唤着，活像是一群刚刚撕咬过猎物、正四处嗅着血腥味的野狗。
他们在院子里乱砸乱挑，刺刀把院子里晾晒的箩筐全部挑烂。没过多久，最里面大殿的门被一脚踹开。
接着，我听到了女人凄厉的尖叫声。两个日本兵像拖死狗一样，一左一右拽着春花嫂子的头发，把她从大殿里硬生生拖了出来。
春花嫂子拼命挣扎着，双手死死抠着地面的黄土，指甲都崩断了，在地上拖出十道血印子。她的衣服在挣扎中已经被撕破了大半，露出里面白色的粗布肚兜。
紧接着，王二婶和小杏也被拽了出来。王二婶像头护犊子的母狼，一边疯狂地踢打着抓着小杏的日本兵，一边用我们当地最恶毒的脏话破口大骂。
矮胖子军官走上前，皱了皱眉头，突然扬起手，“啪”的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地扇在王二婶的脸上。王二婶被打得嘴角瞬间喷出血来，整个人栽倒在地上。
矮胖子军官看着地上的三个女人，随后突然发出了一阵极其刺耳的、令人作呕的大笑。他一挥手，嘴里吐出一句鸟语。剩下的四个日本兵立刻像饿狼扑食一样，双眼放着绿光，解开武装带，朝着地上的女人扑了过去。
春花嫂子绝望地尖叫着，她双手死死捂住自己的肚子，苦苦哀求着：“我肚子里有娃啊！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