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8年9月，北京程家花园，穆俊杰第一次走进宋时轮的家，最先注意到的不是陈设，而是那套已经使用多年的沙发。它一大两小，配着两个小茶几，原本是孔祥熙二小姐卧室里的家具，后来由组织调拨给宋时轮使用。
这套沙发从南京一路伴随宋时轮，坏了就修，修好再接着用。到了后来，连维修人员都觉得棘手，可宋时轮仍坐得安稳。在他看来，家具只要还能使用，就没有急着更换的道理。
这种习惯并非刻意做给人看。程家花园原是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的旧居，宋时轮自1958年调到北京军事学院工作后，长期居住于此。家中那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书柜摆着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墙上悬挂着湘绣毛主席像，生活布置简单而规整。
穆俊杰很快发现，宋时轮对公私界限看得极重。1989年冬，宋时轮肝病复发，到上海华东医院治疗。一天，穆俊杰见他棉衣的袖口已经磨破，棉花从胳膊肘以下露了出来，便劝他重新做一件。
宋时轮没有答应，只说：“袖子破了，换袖子就行。”随后，他谈起抗美援朝初期的冬装问题。部队刚入朝作战时，部分官兵没有及时配发冬装，冻伤、冻亡情况严重。他曾亲自看过伤亡人员，因此对衣物和物资的浪费格外敏感。
这番话让穆俊杰沉默了。对宋时轮来说，节俭不是单纯少花钱，而是知道物资从哪里来，也记得战争年代的艰难。穿旧衣、用旧家具，背后都有明确的尺度：能修不换，能用不弃，但公家的东西不能随意损坏。
有一次，宋时轮家中停电，小女儿宋百一点蜡烛学习，疲倦后不慎睡着。蜡烛燃尽，桌面的玻璃板被烧裂，下面的垫布和桌面也受到损伤。宋时轮随即让营房部门购买玻璃，并说明费用从自己的工资中扣除。
穆俊杰觉得这笔钱完全可以列入办公经费，便顺口提出了报销。宋时轮当即严肃起来：“损坏东西要赔，我也不能例外。”在他的观念里，职务越高，越不能把责任推给公家。垫布没有全部烧坏，他还交代把中间剪开，将未受损的部分重新缝好。
类似的细节，在宋时轮身边并不少见。1990年初夏，他曾向穆俊杰谈起那套沙发。几十年里，沙发反复修补，外观早已陈旧，却仍被保留下来。这不是因为他不懂生活，而是他不愿把还能发挥作用的物品当成废物。
对吃饭一事，他同样有自己的规矩。宋时轮经常说，不能带头助长铺张浪费的风气。1990年6月，同乡蔡升熙的弟弟蔡升杰从台湾来大陆，因统战工作需要拜访宋时轮。宋时轮没有安排正式宴请，只让人在家中多做几道菜，费用由自己承担。
据谭启龙回忆，宋时轮到北京工作后，华东同志来京开会，他常把人请到家里吃饭，也是自掏腰包，从不动用公款。这样的做法，既有私人情谊，也有明确的纪律意识。
至于工作人员的伙食费，事情却显得特殊。长期在宋时轮身边工作的人员，过去一直没有交钱，因为宋时轮不让交。物价调整后，战士津贴和伙食标准有所变化，大家多次提出请求，他才同意每人每月交十元。
穆俊杰认为，吃饭付费是常理，便对宋时轮说，工作人员既然吃了饭，就应该交钱。宋时轮没有直接争辩，而是讲起1923年底的一段往事。
那时，宋时轮、左权、蔡升熙等人商量报考陆军讲武堂。途中因战事影响，交通受阻，同行几人的盘缠很快减少。宋时轮提出把余钱集中起来，由左权带人继续南行，自己返回湖南筹款。经过周折，他终于筹到路费赶往广州，但左权等人已经毕业。
宋时轮讲这段经历，落脚点仍是钱。他说：“不厚费者不多营。”这句话并非计较小钱，而是说不能让有限的费用被无谓消耗。工作人员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刚离开家门，津贴本来就少，手头留些零花钱，对他们更实际。
他还对穆俊杰解释，组织派工作人员照料自己，工作人员没有额外报酬，若再让他们承担日常伙食，心里过意不去。宋时轮曾是普通战士，知道基层官兵收入有限，而自己一家人的收入远高于年轻工作人员。他把身边人当作晚辈，自然不愿在这类事情上多计较。
1991年9月17日，宋时轮逝世。穆俊杰在回忆中写道，跟随宋时轮三年，记住的并不只是那些往事，更有一条条落在日常生活里的规矩：东西坏了要负责，公私开支要分清，能节省的地方绝不铺张，对身边的人则尽量多体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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