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春，南京局势日益紧张，白崇禧手里仍握有相当规模的军队。面对长江以北不断推进的解放军，他没有像傅作义那样选择谈判，也没有像程潜那样公开转向。此时的白崇禧，既不是没有退路，也不是没人争取，而是被自己的经历、判断和处境牢牢困住了。
白崇禧的难处，不能只用“顽固”两个字解释。他出身桂系，是国民党军中颇有名望的将领，长期掌握军事力量，却始终没有建立起独立的政治基础。能打仗，是他的资本；缺少真正能够支撑决断的政治力量，却成了他的软肋。
有意思的是，白崇禧并非完全没有想过退路。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时，他也明白继续作战的代价。然而，在他看来，局面尚未坏到无法挽回，广西、云南、四川仍有国民党军队，台湾也掌握在蒋介石手中。只要把部队带回广西，就还有周旋空间。
这种判断，与桂系部队过去的战绩密切相关。北伐时期，桂系军队曾以善战著称；抗日战争中，桂系部队也参加过多次重要战斗。白崇禧对部队的战斗力很有信心，甚至认为广西山地复杂，便于长期坚持。
1949年初，和谈问题摆上桌面时，白崇禧仍抱有相当强的抵抗意志。面对劝和意见，他曾表示，解放军未必能够顺利渡江，即使过了长江，也不一定能够打进广西。黄绍竑听后提醒他：“论打游击，解放军可是有经验的。”这句话，实际上点出了白崇禧判断中的关键漏洞。
白崇禧熟悉正规军作战，却低估了战争背后的社会动员能力。桂系军队可以依靠地形作战，却很难解决兵员补充、粮食供应和民众支持等问题。军队一旦失去大范围的政治依托，单靠山地和旧有威望，很难支撑长期战争。
还有一层原因，来自他的历史负担。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白崇禧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对国民党方面的军事部署负有重要责任。虽然具体决策并非由他一人作出，但他无法撇开这段经历。对共产党而言，这不是普通的军事分歧，而是国共关系彻底破裂的重要事件。
因此，白崇禧即便接受争取，也很难像张治中那样被视为没有直接作战责任的和平派。张治中长期负责谈判和军事协调，傅作义掌握北平，程潜又是国民党元老，他们的政治价值和象征意义，各有不同。白崇禧则更像一个军事集团的核心人物，缺少足够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声望。
他还不相信对方会真正宽待自己。多年与蒋介石共事，使白崇禧深知政治斗争的残酷，也习惯用权力斗争的逻辑去揣测别人。有人曾传达过这样的设想：如果白崇禧愿意合作，可以保留一定军事职务，并对广西的社会改造作出缓冲安排。这样的条件，说明争取并非没有诚意。
但白崇禧没有接受。他担心承诺随时会改变，更担心部下和旧部无法接受转向。对一个长期处在军政高层的人来说，投身另一方并不只是改换旗帜，还意味着公开承认过去的道路已经失败。这种心理压力，往往比战场上的胜负更难跨过去。
他的性格也影响了选择。白崇禧军事判断敏锐，政治判断却常常依附于形势。桂系内部，李宗仁才是名义上的最高人物，白崇禧更多承担军事谋划和执行。蒋介石正是看中了这一点，长期在李宗仁与白崇禧之间进行牵制，使桂系始终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决断。
白崇禧不是没有看见蒋介石的猜忌，只是他仍希望蒋介石能够保留自己的地位。只要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和台湾还有据点，他便认为事情尚有转机。可这份希望，使他错过了最需要独立作出判断的时刻。
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放，程潜、陈明仁率部接受改编，西南局势随之更加孤立。随后，人民解放军向广西推进。白崇禧原本寄托厚望的桂系部队，并没有形成预想中的坚固防线，广西很快陷入全面瓦解。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李宗仁离开大陆前，曾劝白崇禧不要前往台湾。白崇禧没有采纳。1952年，他赴台湾后，军事实权逐步被削弱，政治活动也受到限制，长期处于被监视和边缘化状态。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他没有选择起义，既有历史责任带来的顾虑，也有对自身军队的过度信任；既受制于桂系内部的权力格局，也没有摆脱对蒋介石的依附。那一步没有迈出去，后面便只剩下被动选择：广西守不住，旧部留不下，台湾也不再是他能够自主安排命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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